2008年，我回江西时特意到干校旧址去了一趟，看看曾经待过的地方，也算是一种怀旧。人到老年特别容易怀旧，即使对很多人来说，干校不是值得怀念的地方，不过我具有另一种感情，因为我是江西人，我的家乡离余江不远。因此我对干校多了一层情感，这就是家乡的情感。
从鹰潭坐小车到刘家站干校，是一条直达的马路，很快就到。原来干校自己修建的一排排红石房子仍然存在，只有几家住户，其他的都已空无一人。有一家住房门口站着一个老人，比我如今的年龄还小点。原来住满干校人员的工地住房，热热闹闹，人来人往，现在显得那样寂寞和冷清。房子新建时是那样光鲜，一排排像队列整齐的士兵，现在一眼望去，显得那样苍老破旧。原来有名的水晶宫，突然变得那样矮小，变成堆积东西的仓库。人是容易怀旧的，即使看到的是残破景象，仍然有一种亲切感。农民有不少自己盖有新房子，已经看不上这些红砖薄瓦只有一层的单间住房。这一排排住房在凛冽的寒风和夏日的酷暑下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它在风化中逐渐老去，随同时代变化而为历史所遗忘。
我在干校三年，第一批去，最后一批离开，对干校生活有些感情。不同的人，由于境遇和经历不同，对干校生活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是带着一些历史包袱甚至“帽子”下去的；有的人在干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无情打击，自然觉得干校生活不堪回首。清查运动是很猛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经济系一位姓陈的教员就是因为清查而在蚊帐内割腕自杀。一声不吭，这要多大的必死决心。我的一些好朋友也被逼承认是“五一六”分子，上台坦白，现身说法，号召执迷不悟者猛回头。后来证明，“五一六”纯属子虚乌有，捕风捉影。
还好，我很平安。什么审查、清理都与我无关，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下放教员。我很习惯那里的生活，因为我就是附近人。余江与我们是邻县，虽然离家近二十年，可自小的生活环境使我能很快适应。况且，我的姐妹们都在江西，难得有这个机会能经常见面。我妻子和孩子没有下去，妻子留在工厂劳动，我没有后顾之忧。三年干校，我留下的愉快回忆远多于埋怨。
开始到干校，我们第一批都住在工地，我们住在艾家的一座戏台似的楼上。人挨人，铺挨铺，能住下就行。我被分配在木工房，我哪里能干木工，这是技术活，一位姓于的师傅用电锯锯木头，我打下手，递个东西。后来，我也跟着师傅上房钉檩条，铺油毡，爬上爬下。其实我根本不会钉、不会铺，笨手笨脚，气得师傅骂我：读书读蠢了。确实，干这个行当，我怎能不蠢呢？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圃、学种菜，被孔子骂为小人；这位木工师傅骂我不会劳动，只会读书，是蠢人。一个训斥学生从事体力劳动，是小人；一个训斥我不会体力劳动，是蠢人。指责的原因完全相反，可追求的取向完全不同。这时我才理解，《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同时代的人批评他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何谓夫子哉！这完全是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
后来，第二批、第三批人陆续来了，人多了，分成五个连队，各有任务。我们研究所分在五连，和出版社、幼儿园是一个连。连长是幼儿园园长，一位很好的女同志。五连有茶厂，采茶季节要制茶。我分在种菜班。种菜似乎是个轻活，但实际并非如此。吃菜时不知道，自己种菜时才知道，不容易。光施肥就不得了。厕所离菜地有几百米远，江西的木粪桶又重又笨，一挑粪至少有一百五十斤，我使尽吃奶的力气也挑不动。我们班长是幼儿园的采购员，人特好，叫老根，大名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很照顾我，知道我力气小，叫我挑半桶。半桶也不轻，我只挑半桶，走路还像醉打山门，踉踉跄跄。不挑粪，种菜秧，看似轻活，弯腰就受不了，别人是躬身，我是蹲着，还是不行，我彻底服输。好在干校并非劳改所，能干就多干，像我不能干就照顾点，没有人会说你。我后来被调到队部办小报，是油印的，两个人，另一位同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在干校，我还讲过经典著作，课堂是工地大操场，听众我弄不清，反正从工人到干部，到教员可能都有。那个时候，没有参考书，也没有辅导材料，反正讲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最累的劳动是到南昌挖塘泥。不知是哪位领导的主意，要我们把南昌百花洲湖底的塘泥挖起来，运到刘家站干校种水稻。可即使是最贵的稻子，一斤也抵不了一斤塘泥的运价。我们住在一个小学里，冬天天冷，南方经常下雨，我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回来就用火烘。塘泥挖起来还要用火车运到刘家站，从刘家站到干校至少有十几里路，用大板车运到稻田里，这可是个硬活。不要说驾辕的要身强力壮，在前面拉套的也不得了。十几里路，一路小跑，现在想起来都觉太“伟大”了。我记得驾辕的是杨瑞森，都管他叫大杨，身高可能有一米八，年轻力壮。我只拉套。一辆车有几个人，跑着拉，我往往变成被车拉着小跑。人家拉套都在前面拉，我拉套落在后面。一趟跑下来，累得臭死。这是我在干校干过的最累的活。石工班比我们更累。打石头，从石山上把一块块红石开出来，然后按尺寸大小要求凿成四四方方长条形的石砖，一天干下来，腰都累得直不起来。现今人民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伦理学家罗国杰、社会学家郑杭生等，都是石工班的好手。当年他们把一百多斤重的红石，通过搭在地下和高墙上的长长的跳板，抬到已砌高的墙上，旁观的人会替他们担惊受怕，连本地老乡都佩服。这就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不少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老九”们。
累是累点，但我没有干校仿佛是地狱、劳改所的感受。干校附近的农民非常羡慕我们的生活，当地流行一个关于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在世代耕田的农民看来，能过上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我们下放劳动，工资照发。每年的探亲假，无论多远，旅费全部报销。也许人民大学的干校宽容些，也许因为我是普通教员，不是“走资派”或什么“分子”，比较自由。每月休假四天，是集中休息。一到休息日，不少人就到离干校二十里地的鹰潭去改善改善。去鹰潭全靠两条腿，早去晚归，算下来来回也有几十里路。当时在我们眼中，鹰潭就是大城市。其实鹰潭不大，只一条正街，两家饭店，一家是鹰潭饭店，另一家是华侨招待所。所谓改善，无非是面条或包子，一个烧泥鳅就美味无比。走得更远能到龙虎山、南昌、庐山。有位著名学者告诉我，他说我到过你老家鄱阳，四天大休，我从刘家站出发到余干，到你们老家鄱阳，再到抚州，然后回干校。我有时会去南昌、丰城。我姐姐下放在南昌郊区向塘大队，大队给了一栋住房，似乎新建不久，有房，有厅，有一间很大的厨房。基本上没有多少劳动，我姐姐养了一大群鸡，只要我去总要炖鸡，农家土鸡的鲜美味，现在想起还会流口水。我妹妹夫妇是医生，从九江回乡当赤脚医生，就在我妹夫家的大队里，赤脚医生受欢迎的程度是现在苦于医患矛盾的大医院永远达不到的。
当然，也许各个干校不同，各个人的情况不同，很难以偏概全。这三年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知识分子一生有个机会干点体力劳动，接触农民或工人有什么不好？我总觉得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待着的读书人，尤其是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有机会到农村、工厂体验会有好处。至于不顾老弱残疾，风烛残年举家搬到干校，这种方式不值得赞扬，因为既浪费国家钱财、浪费人才，也耽误研究时间。但对我这样的人，确实有点好处。我至少现在懂得吃饭不易、吃菜也不易。会读书、会舞文弄墨的人并不比能工巧匠、比老于农事的农民聪明多少。只不过条件、机遇各不相同而已。
由此，我想到与我们差不多去干校的同时，还有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几年，人民大学为77、78级复校的第一届学生入学三十年举行了隆重庆典。不少学生从国外飞来，厅外汽车成行。礼堂里六百来人，不少人是各界精英。我曾为他们讲过课，我应邀参加并发言。他们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所谓成功人士。面对如论礼堂的满堂欢笑，面对一个个神采飞扬的昔日知青，我感慨良多，曾写下两首诗：
一
岁月何曾空蹉跎，有汗有泪有折磨。
明珠沙埋终难掩，放眼精英惊满座。
海外归客从天降，轿车排排似长河。
天变地变人亦变，我伸双臂引吭歌。
二
岁月如水亦如歌，丑鸭现已变天鹅。
共衣推食当年事，久别重逢感慨多。
今日欢会集四海，明朝星散隔山河。
宴罢举杯道珍重，抬头望月心依然。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得人心，不仅使父母为尚未成年的儿女担心，也耽误了不少青少年的青春年华，妨碍他们继续求学。不少返城的知青由于无一技之长，文化水平不高，难以立足，生活困难，境况不佳。这都是问题。可是知青中确实又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从政界到文学科学技术界，各个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然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幸运儿。他们有机遇，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奋斗。他们的经历对他们日后事业成功有重要作用。如何全面评价这种两极现象，从上山下乡和插队知青的分化中，我得出一个结论，青年学生适当下乡劳动，接触生活，接触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学习和人生发展有利，但过长的没有指望和明确方向的纯粹劳动不能提倡。我招收博士研究生快三十年了，我最有成就的几个学生都当过知青，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下乡生活经历。他们特别重视学习机遇，如饥似渴，对理论问题的领悟力都比应届生强。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凡事不可太过。“度”，是哲学问题，也是实践问题。青春不能浪费在无目的无指望的劳动中，但有目的有要求地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让学生进行一些劳动，接触下层，了解生活中的艰难，对青少年的成长是有益的。这是个教育方针问题，很值得教育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