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应该属于“逍遥派”。我虽然也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实际是挂名的。我没有写过大字报，基本上是随大流。人是麻木的，没有太大的震动，更没有思考。为什么许多的老革命被打成“走资派”，有名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摧残；有的关进监狱，有的冤屈而死？不少人既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坐共产党自己的牢。这正常吗？当时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政治的敏锐观察力。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员，没有政治经验，可以说是懵懵懂懂。
多年以后，当我冷静下来反思这段历史时，我开始能够理解我亲眼所见的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理论和思想酝酿过程。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到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中苏大论战，再到“四清”运动，我们能够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主观上考虑的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基于对当时国内国外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试图以这种动员群众的“大民主”方式来防止他担忧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我以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思路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左”的思想和路线的主导，另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他既心怀对巩固社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忧虑，又找不到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有效方法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这两种思想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再加上个人被过度神化，怀有大野心的“四人帮”把持“中央文革小组”，终究酿成社会主义历史上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
我猜想，在延安窑洞中与黄炎培的谈话一直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是他进城时考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精通历史，熟读史籍，尤其对李自成退出北京，一场席卷北方、最终推翻明王朝、把崇祯送上煤山的农民革命，终因进城后迅速腐化而彻底失败的历史十分了解。毛泽东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进北京时一再强调的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都表明这种担忧。这种担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从他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原来着眼于国内干部进城的腐败，后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赫鲁晓夫提出的一系列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外交路线和观点，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有一种危机感，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担心在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同时对中国这种一穷二白的国家应该采取何种有效的措施建设社会主义，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明晰的路线图。
从原则上说，毛泽东知道不能照搬苏联的路，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但这个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如何走，仍在摸索中。用民主方法来避免社会主义的历史周期率，这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提出来。可把社会主义“民主”，变为“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大民主”，变为“四大”，变为“群众说了算”，则是民主的恶性发展。这种“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民主”要不得，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就会演变为“暴民”专政。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种所谓革命，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已经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领导者，把斗争矛头指向自己建立的党、自己从生死斗争中取得的政权、自己在长期斗争中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这究竟为什么？我是搞理论的，近些年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创建者，他有什么理由要亲手摧毁自己创建的党，摧毁自己出生入死创造的新政权？这不可思议，也出乎正常人的思维。我坚信毛泽东是基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怀着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甚至恐惧，以为把民主发展为“大民主”就可以避免他担心的事发生。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全国武斗、打倒一切，搅乱了全党，搅乱了全国，搅乱了军队，把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变为一场历史的悲剧。不仅是那些受迫害的老革命的悲剧，也是那些所谓“革命小将”的悲剧。我以为也是毛泽东自己晚年的悲剧。
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不管这种动机如何高尚、如何自以为正确。历史有自己的规律。社会的本质是一个有组织的机体。人民群众在组织和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作用。如果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条件、无规则地发动群众闹革命，必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就会成为乌合之众，即使有似乎组织严密的各种自发的群众组织，实际上仍然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所谓群众组织最容易受野心家的操纵和煽动，变为自己实现野心的工具。我亲眼目睹过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天派”“地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才知道他们背后还有黑手。
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的群众运动，非理性主义的恶性发展是必然的。这种群众运动必然成为伤害社会自身的盲动力量，而且是一时难以收拾善后的力量。以为无领导的“大民主”能巩固社会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幻想。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毛泽东的威望已经达到顶点，真个“一句顶一万句”，真个“最高指示不过夜”，实际上很多是形式主义的。无非是半夜敲锣打鼓，游行喊口号。毛泽东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搞派性，不要打倒一切，要大团结。谁听？谁都不敢说不听，谁都是在高喊落实最高指示，高举手中摇晃着的“红宝书”武斗，继续沿着无政府状态引发的混乱按惯性滑行。最后，还是不得不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工厂，进驻学校。“文化大革命”初，派工作组进校被批为反动路线，到最后还是依靠军宣队、工宣队进校进厂稳定局势。运动仿佛回到起点，历史真会开玩笑。这个起点和终点的圆圈式的运动说明，在中国任何涉及社会变革的大的运动，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正确的理论导向，仅凭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
“文化大革命”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期望用砸烂各级政府组织，把整个社会推向无政府状态的方式达到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如同以为自焚能达到再生一样愚昧。全国当时都陷于疯狂或半疯狂状态。举国皆醉我独醒的人也有，终究是少数。而且当时越清醒，就越可能有把自己推向峭壁悬崖，甚至推入刀山火海的危险。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坚持正确的改革开放方向，巩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粉碎有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幻想，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应该关注的大问题。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说法、做法有不少可议之处。如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说商品生产、八级工资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等，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现实。按这种理论必然要根除产生“资本主义”的苗苗，这样只能使社会主义中国永远陷于贫困。至于以“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斗干部，所有干部，大到上层领导，下到支部书记、班主任，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倒斗倒，这样能改善干群关系吗？不可能。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激化干群矛盾。我如今反复思考这个理论问题，觉得毛泽东担忧的“大问题”值得重视，但毛泽东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不能采用。
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不断提醒全党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反对走思想僵化的老路，也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中央不断告诫全党要有忧患意识，强调贪污腐败会导致亡党失政。不断地敲警钟，说明党中央一直牢记毛泽东担心的“大问题”，但是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民主，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而不能搬用西方的民主，也不能依靠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大民主”。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也以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实践来解决毛泽东所担心的“大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我是个老百姓，是个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但我入党近六十年了，我对国家前途和历史周期率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关心。我赞成“治党要严，治官要廉”。贪污腐败是附着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毒瘤，如不大力整治，必然是亡党亡政。我从新的中央领导的决心中看到了希望。苏联十月革命时几万党员取得政权，七十年后几千万党员丢掉政权，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苏联解体后，我曾写过一首诗表现这种担心：
暮年哪能不惜身，为解忧愁且满斟。
仓多硕鼠思良药，国有墨吏盼贤臣。
百年苦斗烈士血，美人侍宴席上珍。
北邻近事宜记取，红旗坠地悄无声。
回到当年。军宣队进校以后，学校相对平静了。当然各种清查运动还在进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清查与我无关。我们就是不断地学习。我也替我们研究所宣传队写过署名“任大宣”、“任达”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学习一段时期后，到1969年上半年，我们去锻炼，在现在有名的燕山石油化工厂劳动。天天是磨钢条上的铁锈，或其他非技术性的体力活。劳动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楚。到1969年12月29号，我第一批去江西干校劳动。我的生日是12月30号，去干校是我39岁生日的前一天。这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不像现在，小小的孩子过生日，又是吹蜡烛，又是唱生日歌，又是切蛋糕，当时无所谓生日，处在那种革命狂潮中，生日不生日根本不在乎。成年人如此，小孩子更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