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幸运。我没有在哲学系，而是在研究所。研究所没有学生，当时没有学生，就好像没有火药、没有雷管，不容易引爆。李秀林就比我倒霉。建所时系里把我两人分开，系所各分一个。秀林随萧前老师留系，我随徐琳到研究所。我算是免遭一劫。秀林被打成“修正主义黑苗子”，面对学生，能好过吗！“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挨过一次斗，他不断被批斗，被踢倒后倒拖着走。学生，自己的学生，突然变得如此疯狂，像罗马广场火烧布鲁诺时吐口水的群氓，回想起来真是不可理解。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参加“大串联”。我不是红卫兵，但也不是“当权派”，不是什么“学术权威”，没有人不准我串联。我们一共有十多位教员一同出去。与红卫兵不同，我们自己背着行李，也不白吃饭，我们是自己花钱在饭馆吃当地的风味小吃。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全国的免费旅游；对许许多多的红卫兵“革命小将”来说，是一次到处造反、到处点火、到处揪斗的革命。
“大串联”坐火车实在困难，何况我们还背着行李。“革命小将”不用行李，红袖标就是万能通行证。我们不行，我们背着行李挤车，每次都是战斗。人潮如洪流，体力不行根本挤不上车。好在当时年轻，还能挤。上了车，也没有座位。椅子背上，椅子底下，行李架上，只要有一点点空隙的地方都会挤上人。现在的春节返乡潮无法与它相比。火车运行根本没有正点这个概念，一停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我们从北京到郑州不知走了多少个小时，从郑州到西安更慢。我们就是这样挤车、下车，读读大字报，吃吃小馆子，看看各处景点。到过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最后回到北京，花了一个多月。回到北京后，不知何时突然开始武斗。人民大学当时的两派也动用长矛、弹弓，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我当时住在城里张自忠路宿舍，武斗是在西郊本部。听说在一次武斗中还死了学生，其中一个是女学生。她弯下腰去扶一位被刺倒的同伴，自己也被对方从后面刺倒了。
这是一个非理性的狂热的时代，是在革命名义下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代。学生可以随便揪斗老师，可以揪斗校长，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随便闯入政府机关，不管地位多高的干部都可以揪斗。只要手持“红宝书”，高喊“造反有理”，似乎可以畅通无阻。谁也无法制止，也不敢制止。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的时代，全民疯狂的时代。我没有派性，也不是狂热分子。我自己身处狂潮中，也难辨是非，往往成为受难者的围观者。我在铁一号看见过一群中学生坐在大卡车上高喊口号，一位女教员胸前挂着牌子，名字上打个大大的叉叉，剃个光头，弯腰低头，站在卡车中央，任人凌辱。这是些什么人？一群无知的中学生，也许就是她的学生。在非理性主义支配下，他们的狂热相互激发，毫无怜悯心，毫无同情心，像一群狼崽子，而我却成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对围观杀人者麻木不仁的悲愤，我也成为围观者。这件事我终生感到羞愧。
人民大学也笼罩在“革命激情”之中。贴大字报的席棚整夜亮着电灯，人群川流不息。大字报也是越写越长，一贴就是一面席墙，似乎是作文比赛，揭发的事越来越耸人听闻。越是耸人听闻，围观者越多。人，最在乎保护自己的隐私，又最乐于看别人的隐私。有的人自己的裤带系得牢牢的，但乐意看到别人的裤子掉下来。
我们的校领导胡锡奎、郭影秋、孙泱都是在劫难逃。胡锡奎已经不在人民大学，时任西北局的书记，可谓位高官显，照样因为所谓的草岗子监狱叛徒案被揪回人大批斗。老头子很倔强，每次批斗大会要他承认自己是叛徒，他每次都梗着脖子不肯低头，倔强地说，我不是叛徒，你们去问问彭真。最后被冤死狱中。一位经历过生死斗争、献身革命的老同志就这样了结了一生。孙泱是我们的副校长。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儿子，曾任过朱德的秘书，也是老革命。说抓就抓，被一派长期关禁闭，最后死得不明不白，这也成为“文革”中一个没有结论的无头冤案。
何老何思敬是我们哲学系第一届系主任，也是个老革命。他是声名卓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曾翻译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黑格尔的著作。在延安时期，他曾任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与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在一起研究哲学。他是延安的著名人物，也是陪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法律顾问。他是我见过的最真诚最谦和的老革命家、理论家。有几件事我终生难忘。
当时哲学系教员都住在铁一号。开始我们住在红二楼同一层，我们一些年轻教员合住在一个套间里，何老家住在我们下面的一个单元里。我们当时年轻，没有家，又是夜猫子。中饭是早饭，晚饭是中饭，过了半夜会到东四牌楼的大同酒家夜宵，无非是各种各样名目的粥，包子甜中带咸，很合我们这些南方人的口味。吃完夜宵往往还要侃侃大山，脚下不知轻重。有天半夜我们正热闹着，何老穿着睡衣敲门，说：“你们轻点，我失眠。”转身就走了，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我们赶紧散了，各自睡觉。
后来，何老搬到红二楼丙组三层，我住在乙组一层。何老喜欢下象棋，他和一位年龄相仿的国家计委的一位离休干部经常在红二楼门口的院子里下棋。有一天下棋时天气有点凉，就转到我家继续手战。我家虽然挤，但在一层不用爬楼。何老连输了两盘。我那时年轻，不懂看棋不语的规矩，指指点点，结果何老又输了。突然何老把棋盘一推，勃然大怒，说，“你们两个欺侮我一个！”拂袖而去。我不知所措。过一会儿何老来道歉，而且是两次登门。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患甲状腺亢进的病，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次碰见他夫人，她叫我不要和何老下棋，我才知道何老发脾气的原委。何老对我们这些普通教员，特别是年轻教员特好。每次去西郊人民大学本部开会，都会让我们搭车，回来总招待我们到东安市场对面金鱼胡同的和平餐厅吃一顿。就是这样一位毛泽东称为“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理论家、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一群小流氓不断抄家，不断折腾。结果不明不白地死了，到后来什么原因也没有查出来。你看看，无法无天到何种程度！
还有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也是一位老干部、大干部，当过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原来准备调国务院协助周总理工作，是吴玉章老校长向总理要来的，担任我们的副校长。在人民大学期间，住房条件一般，他与何老都住在名为“一处”的平房里，东西各住一头。郭校长在“文化大革命”前调北京市委任书记，“文革”中多次被揪回学校挨斗。后来又传什么“二月兵变”，人民大学准备驻军为“兵变”做准备，越传越神。郭校长因“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身体不好，不知因什么病从大腿下截肢。郭校长文武全才，能诗能史，著有《李定国传》。他深入群众，深得师生的赞誉。复校后，他托着假肢为复校操心费力。郭校长于1985年病逝，才七十多岁，原本还可以多工作些年。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首诗寄托我的哀思：
抗日何曾问死生，湖西肃托劫后存。
南征挥师汗战马，边陲主政衣满尘。
乐作园丁育桃李，细究明史擅诗文。
可怜头白肢体断，再无风雨也无晴。
我与影秋校长素无来往。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员，他不认识我，但我对他的“文革”遭遇甚感不平。人民大学非只郭校长一人，胡锡奎、孙泱等一大批老同志都罹难遭屈。这一段历史，愿后人永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