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别人来说是十年，对我来说不止十年。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我从北大回到人民大学，总共十二年。这十二年我有过短暂的光彩时刻，更长的时间是处于人生低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跨过这个十多年，回过头来才慢慢能理解它。当然，也仍然留有太多的困惑。
不是说我写的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我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我说的是别人贴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是唯一一张大字报，一张莫名其妙没话找话说的大字报，说我在1962年第12期《前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去芜存菁》是“大毒草”。我的这篇思想杂谈的文章，讲的是如何读书。文章中明确说，“问题不在于读书，更在于如何读书。去芜存菁是读书的科学方法”。都是老生常谈，既无微言大义，也无弦外之音，只不过文字稍微活泼点，是随笔式的东西，而且发表很早，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四年多。这位仁兄居然找出这篇文章并把它和邓拓的《燕山夜话》挂在一起，说是为邓拓的“反党黑话”摇旗呐喊。真是高抬我，当时我连《燕山夜话》的作者是谁都不知道，能挂上吗？何况，这只是一个青年教员的普通文章，与时政毫无关联。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可能是不甘寂寞，凑凑热闹，也可能是看见别人都在写大字报，此人没有什么可写的，找出我这个小人物的一篇不起眼的文章，牛刀小试。大字报贴在当时职工食堂的西墙上，大概是现在“水穿石”咖啡店的位置。这种大字报引不起观众的兴趣，既没有黄色新闻，也没有黑色内幕，何况我是无名之辈，谁也不知道我，文章又没有足以引起公众兴趣的内容。这张大字报贴出不一会儿，就被别的大字报盖上了。当时还没有搭席报，而是贴在墙上，贴大字报好像在抢地盘，你刚贴罢他又来，一层一层往上糊，像糊墙似的。
这位老兄从鸡蛋里挑骨头、上纲上线的水平不高。如果有点眼光，他倒可以发现我发表在1963年第2期《前线》的另一篇文章《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这是一篇多少有点政论性的文章，因为文章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我提出应该重视票决的民主方式，但又不能迷信票决。因为多数票并不表明就是正确的，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并不少见，程序民主不应该绝对化。因此我提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主张，而且对尊重少数着墨甚多。当时“反右”斗争结束不久，阶级斗争火药味浓重，提出“尊重少数”应该说是有点见识。文章中还批评西方的普遍自由的观点。当时还没有出现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这篇文章中包含批评后来普世价值的某些观点。这位大字报的作者对一篇并无多大价值的《去芜存菁》胡说乱批，而对这一篇文章则轻轻放过，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水平，真正能落实的几乎没有。我现在再重读这篇五十年前的文章，仍然感到许多观点并未过时，而且更具现实价值。我把它写进我这个回忆录中，公示于众，说明我年轻时的思想比年老时还敏锐些。
说句实在话，“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自己至今比较满意的文章，除了《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外，就是这篇《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短文。因为它提出了程序民主和真理认识的矛盾及处理方法的问题。文章提出，意见不统一，究竟服从谁，按谁的意见办事？要是开的是“神仙会”、学术会，促膝谈心，各抒己见，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当问题需要立刻解决，需要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就必须“议而决，决而行”。如果对于该决该行的事，也争论不休，相持不下，组织就会涣散、瓦解，就会什么事也办不了。很显然，为了要“决”要“行”，必须有一种意见作为大家共同遵守、一致行动的准则。这种意见就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经过表决后的多数人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之一，坚持这个原则，是巩固组织、加强团结、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可是民主程序和真理性认识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因为少数人的意见不一定错，因而我们必须尊重少数，但这决不能成为要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理由。一般说来，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少数人的意见确实正确，虽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原来的多数会转化为少数，而少数会转化为多数，使正确的意见处于支配地位。从长远来看，服从多数决不会埋没真理。但是，在少数人的意见未经证实为正确之前，还没有转化为多数人的意见之前，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认为它是“正确”的判断，而要求多数人服从它。如果这样做，事情就会弄乱。程序性民主是应该遵守的。服从多数排斥了少数人的“自由”，但排斥的是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的自由。服从多数决不排斥社会主义的自由，相反它以这种自由为基础。少数和多数不是谁主观圈定的，而是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只要我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确认自己的意见正确，不管这种意见是否同多数人的意见一致，都可以充分讲出来，说服别人；当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之后，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执行决议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反映自己的意见。这难道不自由吗？人民内部的这种自由，是任何剥削阶级社会的自由无法与之相比的社会主义的自由。
我们主张少数服从多数。道理很清楚：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主张、同意办的事，总是反映了多数人的利益，根据这种意见办事，就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发扬他们的积极性；多数人的意见，一般说来，能够集思广益，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情况。即使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甚至不正确，在经过充分讨论、说服解释之后，群众仍然坚持，那说明认识在目前条件下只能达到这个水平，如果硬要强迫他们接受少数人的正确意见，效果一定不好，反而不如让群众在实践中吸收经验教训，通过事实来教育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只要领导者不放任自流，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就能变多数为少数，变少数为多数，使正确意见占上风。看起来这种做法走了点弯路，实际上是走了捷径。当然，我们主张服从多数，但也主张尊重少数，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谓尊重，不是说少数可以不服从多数，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尊重，主要是指多数应该在政治上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不能歧视他们；应该使他们畅所欲言，并且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正确的意见，或意见中的正确的部分；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他们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再来改正自己的意见。这种尊重是积极的，是增强团结、防止片面性的重要措施。特别重要的是，尊重少数，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视少数为异己，对他们另眼看待，就会堵塞言路，也听不到相反的意见。由此可见，服从多数与尊重少数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绝对自由和绝对集中的错误。只有尊重少数，才能做到真正服从多数。因为服从是对少数而言；反之，只有服从多数，少数才能受到尊重。如果一意孤行，自由行动，就没有理由要求多数尊重自己。文章区分了“服从多数”与“尊重少数”的适用范围。它是组织原则，不是学术争论的原则。在艺术风格上，我们从来不主张“服从多数”。科学上不同学派也可以自由争论。程序民主原则在学术是非问题上是无用的，在这里应该遵循的是“双百”方针。多年以后，我重读这篇五十年前的文章，感到它虽然很短，却不比我后来的大块文章的含金量少。这引起了我对自己学术之路的反思。如果此后五十多年我继续沿着独立思考之路进行学术研究，写点有见解的文章，而不是无棱无角的学究式的论文，成就可能会更大些。不过这是条风险的理论之路，人生很难预料。
这篇文章，曾经得到我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的极力赞赏。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回鄱阳老家探亲，顺便去他家看看，他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曾教过我历史。他家离我家不远。见面时，连连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我理解他说写得好的意思。并非文章有多好，而是他当了多年“右派”，没有多少人上门。他读到我这篇文章，有点精神安慰，好像自己就是处于真理的少数一样。空谷足音，自然很高兴。其实，我这篇文章与“反右”无关。因为我当时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并没有认识到“反右”是扩大化，不应该那样搞，我只是从一般道理说说，是否真理性认识并不是以多数与少数为划分标准的。少数人可能代表真理，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但按民主程序投票，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按真理论原则，多数并不代表正确。这最多是书生之见，论者无心，读者有意，可见，处于不同环境的人对同一篇文章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