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桥招待所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招待所，现在好像改建为金台饭店。我没有进去过，只是路过时记得金台饭店仿佛是原来中办招待所的旧址。说到这个招待所，因为我在其中住过不短的时间。那几年构成我理论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一小部分。
我不知道是如何被派去的，反正是组织上的决定，但由谁决定，我不知道。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共产党员来说，从来不打听这些事。组织决定就是服从，没有人东问西问，讨价还价。报到以后才知道是搞点资料，为写“反修”文章做准备。
当时，正是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也就是所谓中苏大论战时期。当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钓鱼台，另一个就是厂桥招待所，是写作和翻译人员的住地。我们这个组就住在厂桥招待所。每天吃饭时很热闹，写作人员、翻译人员济济一堂。人我都不认识，可能其中有不少名人，我当时还是小小的教员，对他们不熟悉。
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开始有点紧张，后来急剧恶化。这里原因确实很复杂，既有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再加上苏联一贯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事实上在大论战全面开始之前，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为大论战撒下了种子。1956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再论》实际上已拉开论战的帷幕。后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已经有浓浓的火药味。从1963年9月到第二年7月发表的若干评论文章，通称“一评”、“二评”直至“九评”，完全是撕破了脸的大张旗鼓的论战。我看到的那些在厂桥食堂就餐的人，可能就是文章的参与者和翻译者中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听说是陈伯达，但从来没有见他来过。说代组长是范若愚，也没有见到过。实际负责人是中央党校的一位老同志江流。他是一位理论修养极高、党性极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记得还有上海华东师大的冯契、东北工学院的陈昌曙。昌曙和我是人民大学研究班的同学，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当时虽然年轻，但已发表多篇文章。现在已经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听说身体不太好，有点脑梗，但仍然在写东西。还有几位的名字已经忘记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很难记全。
我们集中在厂桥招待所，主要是汇集有关矛盾的问题。既有苏联学者对矛盾的观点，也包括当时苏联的社会矛盾，据说是为撰写从哲学高度总结的评论性文章做准备。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写。可能是因为赫鲁晓夫下台，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客观存在的原因。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不久我们就各回原单位。
究竟如何评价当年的中苏大论战，这是个困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历史和现实条件都与半个世纪前不同。苏联已经解体，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调整了内外政策。我们无法以今日之是非判断当时之是非，也无法以当时的是非之争来衡量当今中国的变化。既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又不能思想僵化。这是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
说是踌躇满志的十年，实际上只有八年。因为回到学校不久，就到湖南湘潭参加“四清”运动。我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人员被分到麦子石公社，离湘潭县城不远，只隔一条易俗河。我分到一个大队当队员。“四清”运动怎么搞，我们也不清楚，反正是清理“四不清”干部。至于何谓“四不清”干部，实在没有标准，无非是多吃多占，一个如此贫困的农村大队长能多吃多占多少东西？我们队有个队长据说是“四不清”，要他清退。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退，于是要把他为父母准备终老的棺材顶数。我们当时多愚蠢，多幼稚，多“左”。无论按中国传统人情还是按农村习俗来说，用为父母终老的棺材顶账，简直不通人情，也得不到农民的赞同。事情当然办不成。父母要拼命，队干部万般无奈，默默无语。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我调到公社里，在张腾宵手下工作，当时他有什么头衔我不太清楚，反正我们是听吩咐。我与所里另一位教师承担编共产主义教材的任务。我们编一讲，腾宵审一讲。编完后印成一本，不知何用，也不知去向。现在来看，都是一些书生腔的空话。我们也写过简报，没有一个稿件印发过。当然是我们水平低，不符合农村工作简报的规格。其实也不尽然，后来才知道，发哪个大队的简报不那么简单，要看是不是有领导蹲点，有领导蹲点的大队不仅简报次数多，也可能会有点救济方面的照顾。我们是一群书生，哪懂这一套，只能怨自己水平低。
“四清”于1965年五六月间结束。湖南已经热得不得了。我们从长沙回到学校。当时，我在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1964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成立了多家研究所。人民大学有两所，除我们所以外，还有苏联东欧研究所。这两个所的规格都很高。我们所的所长是郭影秋，副所长是张腾宵；苏东所所长是孙泱，副所长是刘佩弦。这两个所属同一总支，都在三处平房中办公。成立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接受中宣部的指示，搜集、翻译、整理关于苏联特权阶层的材料。材料弄完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开始了，研究所也名存实亡。我认为这两个所的停办十分可惜。就马研所来说，全国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几经周折，人员大减，马研所现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部分。
从我1956年留系到1964年调入新成立的研究所工作，不到十年，实打实算只有八年，中间经历“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等运动不少。但总的来说，这八年还是读了点书，参加过教材编写和讨论，讲过课，写过两篇有点意思的文章和一些豆腐块东西，总算没有白过。跨入1966年的第二个十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的十年，可以说是失去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