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在现在的中央党校校内举行了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全国共送审六本：北京有三本，党校本、人大本、北大本；武汉一本，上海一本，吉林一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规模不小，档次也很高。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洪禹亲自出席会议，全国送审单位有五十来人参加，主持人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我是个小小的讲师，是跟随萧老师和教研室其他同志与会的，主要是去学习、听会。这个会很长，是马拉松，共开了两个多月，如果要讨论，仍然可以开下去，因为哲学问题是个无底洞。会议结束时，当时中央两位“大领导”康生和陈伯达都来了，还讲了话。陈伯达的话仿佛是外国话，无人能懂，居然要有人翻译，真是海外奇谈。一辈子在外面，仍然改不了闽南腔，不可思议。从那次会议以后，我此生参加过多次教科书的编写，也当过主编，至今仍不时会参加此类讨论。我有一个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体系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会增加新内容，会更具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可是谁要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取得的成就，另起炉灶，没有一个成功的。如果教科书编写的重点是把辩证法放在前面或是后面，历史唯物主义是打散穿插论述或是集中论述，唯物主义是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而把世界物质性、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视为旧唯物主义的残余而摒弃，这样编写教科书，就是瞎子点灯白费力。我积六十年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凡属规律性的内容，只能根据新条件运用和发展，可以结合中国实际，结合科学发展充实新内容、新材料而不可能任意删除，主观处理。我至今读到多种新编、新新编、再新新编的教科书，都不可能在根本规律性的论述上出新花样。除非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全部捣碎掺和在一起弄一个四不像的东西，然而如果这样，你就无权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以称为专著，称为某某体系，但绝不能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我把这次六本书的讨论会称为“鹅湖会”，是比喻的意思，而不是不同学派的辩论，分歧是有的，讨论很热烈，但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而不是不同学派的辩论。
在这个会上，我很荣幸地认识了武汉大学的陶德麟。他比我小十个月，当时正是年轻有为的年龄，他是李达的助手，是编写武大本的主要参加者。当时我们不熟，没有交往，后来因为社科基金评审会我们经常见面，有时也会同时出席一些会，慢慢成为朋友。他原来是学经济的，哲学造诣也很高，诗词都有功底。他八十华诞时，我曾贺以小诗。并序：
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六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集中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艾思奇主持，为时二月。德麟为武大成员。我也躬逢盛会。当时我们均为青年教员，弹指五十多年。值德麟八十大寿，忆往事以诗贺之。
不是鹅湖似鹅湖，湖畔盛会识荆初。
珞珈才子惊四座，江南俊秀冠群儒。
宝刀至今能削铁，笔有雷鸣道不孤。
人生百岁不为老，八十只算半征途。
贱寿八十时，德麟也以诗为我增色。抄录于下：
贺先达兄八十华诞
陶德麟
五十年前幸识君，当时英锐已超群。
胸罗正气常忧国，笔扫彤云只务真。
耿耿丹心昭皓月，拳拳厚德育芳林。
满园新叶皆才俊，犹待期颐引路人。
当年，参加六本教科书讨论时，我们都是青年人，刚三十来岁，如今都是耄耋之年。我们会面时谈起这件事，不胜今昔之感。
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艾思奇。他不认识我，我们也从无交往。他名声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拓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杰出贡献。我记得当时他五十上下，体态微胖，完全是一个学者的样子，不像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像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声名卓著的人物，不显山露水，很朴素。我们这辈人中，五十岁时有他那样成就的人似乎还没有。
理论界对艾思奇有些看法，无非是因为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有不同见解，这算什么。学术分歧应该说是正常的，它不能成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我认为艾思奇同志永远是马哲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过艾思奇同志讲课，也没有机会当面求教，唯一一次接触就是党校六本书的讨论会上听过他多次发表意见。我对他非常敬仰，他的著作和文章就是我的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全体马哲工作者的集体老师。艾思奇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相结合方面所取得的功绩，永远铭刻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发展史上。
前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全书》八卷本，其中包括从1933年到1965年作者逝世前不久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表明，艾思奇同志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党的理论战线上毕生捍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坚持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在革命胜利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同志在党的理论领域都功勋卓著，还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说，艾思奇同志都是我们中国全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他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他以其著作为我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创造者。他的著作既深刻又通俗易懂，根本不同于我们时下见到的那种看不懂读不明的文章和著作。他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功能的理论榜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中，我们党特别需要像艾思奇同志这样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或许有些人会说，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既没有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也没有提出新的哲学命题，只是通俗的宣传性的哲学著作，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这些人的标准是旧哲学的或者说是经院哲学的标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哲学有各种类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类型、新风格并具有不同于以往哲学功能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变革现实的哲学。这种类型的哲学家不是单纯学者型的哲学家，不是缩在书房里进行纯学术著述、在书本中讨生活的哲学家，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既是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者，又是以自己的理论著作为革命与建设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要真正理解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贡献、理解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地位，就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型、风格和功能。要超越按以往旧哲学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狭隘眼界。
要知其文，必知其人，要知其人，必知其时。《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讲的就这个道理。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著作，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居高临下，向世人宣扬自己的哲学构思或纯属个人的奇想异想，而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在民族危难、青年人苦闷彷徨的时候，用生动的语言，结合社会实际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道理，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我们可以说，艾思奇同志著作的理论和实际作用，是任何纯哲学思辨的煌煌大作无法相比的。那种著作可能摆在图书馆一角，布满灰尘，无人问津，而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巨大的动员和教育作用。谁有水平？道不同，不相为谋。标准可以完全不一样。
艾思奇同志毕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勇敢的实践者、热情的宣传者。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青年人的启蒙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和创造性的推进作用，都使艾思奇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名字。
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德国旧哲学脱离实际，晦涩难懂。这种学风在我们当前哲学界仍然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艾思奇同志这种理论联系实际，面对群众、面对生活的学风，是留给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一笔宝贵财富。在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坚定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中国，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更要以艾思奇同志为榜样，关注生活，立足实践，面对群众，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而不要做空头哲学家。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纪念艾思奇同志，学习艾思奇同志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意义。
一百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一百多年以后，毛泽东说过，要把哲学从学生的课堂和书本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尖锐的武器。艾思奇同志一生的道路，他的历史地位和他的著作的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理论风格和使命的具体实践与光辉体现。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以艾思奇同志为榜样，关注现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狠下工夫，为我们党的理论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这就是艾思奇的道路，也是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很可惜，艾思奇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年仅五十六岁，正当壮年。如果能健康活着，至少还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多工作三十年。再过三十年，也不过是八十多还未到九十，这个年龄现在很平常。黄楠森享年九十二岁，韩树英老师仍然活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舞台上。天不假年，艾思奇的过早逝世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