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留哲学系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相对安定，虽然中间也有些运动，但于我并无太大影响。这十年是我埋头读书的积累时期。在向科学进军的鼓舞下，我有点雄心壮志，也稍有成效。
1956年毕业后我曾回过一趟江西老家。研究班三年从来没有回去过，当时回趟江西比现在出国麻烦多了。要换两次车，还要等过江。在长沙过一夜，在南昌等船又要过一夜。左折腾右折腾，没有六天到不了家。这次毕业，非回去不可。在武汉，有位同学想把我留在武汉大学。我还去见过当时的校长李达，他是我仰慕的名人。个子不高，体态很瘦，但很有精神，说话带点湖南口音。寒暄几句我就走了。探亲回来后我才知道，哲学系已决定我留校。这一决定，从此我就在北京扎根了。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美景只能留在回忆中。
到哲学系以后，我、李秀林为萧前老师当助教。萧老师为56级三年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和秀林分别担任辅导员，各管两个班。其实，研究生的年龄不比我小，多系大学教员或调干生。我们关系都处得很好。“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参加研究班的运动，因为他们的能力比我强，支部书记都是来学习的调干生，根本用不着教师参与。我们教研室也不记得有谁划为“右派”。资料室划了个“右派”，因为不在一个小单位，也没有参加过他的批判会。“反右”运动时，我们只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当时，人民大学最风头的人物是林希翎，法律系学生，能言善辩，极具煽动性和吸引力。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他在西郊人大，我们在张自忠路一号俗称铁狮子胡同一号。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也弄不清“右派”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他们要“杀共产党”，要搞“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之类，其他有什么也不很了然。反正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肯定是对的。
“反右”运动结束后，1958年我们班的学生去沙河劳动，我和张腾宵也跟着一起下去。张是班主任，我是教员。当时沙河似乎很远，我们都住在农民家。我和腾宵住在一家农民的前院的空房子里，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地上有个地火炉，是取暖用的。我没有劳动过，腾宵挥着鞭子，有模有样，真像是赶马车的老把式。我坐在马车上，一同去拉东西。腾宵老拿这件事取笑我，说我不会使铁锨，不会挑土，也不会锄地。确实是这样，我一辈子也没有干过体力活。
回来后，就参加编哲学教科书。集中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完全是“大跃进”的方式，动员了不少教员包括学生。我记得我执笔的是“否定之否定”这一章中的一节。虽然水平不高，也是一种锻炼。
当时是人才缺乏的年代，也是敢于大胆使用年轻教员的年代。我毕业不久就给哲学系本科上经典著作课，给57级讲过《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实在的，我自己都没有弄懂，连半瓶醋都谈不上，简直就是空瓶子。人要磨炼，讲课逼着我读书，逼着我思考。除了教书，还时常发表点豆腐块式的文章。我还保留了这些小文章，如《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雄心壮志与好高骛远》、《具体领导与包办代替》、《多数与少数》等随笔式的东西，后都收集在合著的《划界线》小册子里。1958年还出版过一本书。说是书，只有三万来字，比一篇长文长不了多少。现在看，太幼稚。可人应“不悔少作”，正如成年后不要为光屁股时的照片害羞。不管怎么说，也是算是学步，不学，长大后就永远迈不开腿。
1958年，我们系自己编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锻炼。1960年，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教员集中在北京市委党校联合编书又是一次锻炼，不过这次锻炼很苦，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堂伙食很差，经常吃菜窝窝。有天吃饭，同桌的人仔细瞧着秀林的脸说：“你发胖了”。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秀林突然胖了。过几天，在饭桌上彼此瞧着都说你胖了，他胖了。我们那时不知道什么叫浮肿，为什么浮肿，没有这个经验。我没有浮肿，可能是因为他们个子高，消耗大。可我同样有反应，爬不了楼，上二层楼就喘。到市委党校校医院看病，一量血压，高压才75，低压50.医生没说什么病，开了几丸“人参归脾丸”，说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有几天，编书领导小组指示下来了，一律不要开夜车，晚上早睡觉，才知道什么叫浮肿。书后来没有继续编，只出了一个上册，《辩证唯物主义》。下册《历史唯物主义》，由我和北大教员柯木火集中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修改，稿子交了，未见出书，流产了。
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可能理解那个年代，也不可能理解我们。浮肿就浮肿，工作照干，毫无怨言，也不讲价钱。因为那时苦，大家都苦，我们的粮食定量不断减少，最后变成每月26斤，而体力工人，尤其是煤矿工人比我们的定量高得多。17级以上干部每人两斤黄豆，称为“黄豆干部”，13级以上的高干有两斤肉。如此而已，别无特权。这样的情况，我们能有牢骚吗？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能挺过去。我曾想到一个哲学问题，人容易共“苦”，只要比较公平，“苦”能共；可同“甘”不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虽然富裕，可能再不会有浮肿依然拼命干活的精气神儿。富是好事，苦不值得赞扬，但“共苦”的精神值得发扬；正如虽然不能“同甘”，但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在思想上。没有共苦精神，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隐姓埋名在西北沙漠之地搞出“两弹一星”，根本不可能。记住，1964年，就是全国大灾害后的一年，就是在赫鲁晓夫说的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喝清水汤的年代，终于升起了蘑菇云。如果我们能以这种精神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