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队员就想了一个办法，咱们买一个“拍立得”，病人来的时候，给每个人拍张照片，然后把照片贴在病历本上或者挂在床头上，这样不就行了吗？
于是，“拍立得”就成了当时最急需的物品。
于是，孙捷带着王姝就紧急外出采购“拍立得”。
二人照例先去了那家最大的超市，没有。
又去其他的超市，也没有。
他们打听到有弗里敦有一个专门卖照相器材的地方，过去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他们只好去集市碰运气了。
塞国的集市有点像国内的批发市场。
他们先在集市里找到一个既卖照相器材、也照相的店铺，老板是个十分热情的人，王姝告诉他，我们要买“拍立得”，他听懂了，当即做了手势很爽快地说：跟我来，让我带你们去！
看他的样子，还以为是在很近的地方，就像在咱们国内，有人说我带你去，或者给你指一下路，那一定都不是太远的。
结果他带你去，能走一条街你知道吗！王姝用强调的语气说。
集市上人很多，摩肩接踵的，一片市井之声，很嘈杂。孙捷、王姝二人跟着热情的照相馆老板在人群中穿行，前进，也不知道究竟是要去哪。
走了很久很久，他们已经大汗淋漓了，终于在另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
这也是个卖照相器材的店铺，看上去各种相机有不少，好像应该会有“拍立得”的样子，结果一问，还是没有。
你知道哪里有吗？带他们走了一条街的照相馆老板问这个老板，完全是一副不帮他们找到“拍立得”决不罢休的样子。
这个老板想了想，然后也很热情地一挥手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去！
于是，他俩就又开始跟着这个老板走。
就这样，像接力赛似的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卖“拍立得”的地方。
一听说要“拍立得”，老板很高兴，乐呵呵地就跑到后面去拿货，过了好一会儿，老板抱着一样东西出来了，他俩一看当时就呆了。
王姝说：他抱出来一个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厚的东西，特别像个古董！
按照王姝给我比量的大小，那应该是一个比咱们在国内通常见到的“拍立得”要大十几倍的东西。
但那确实就是一个“拍立得”，跟他们在国内见过的“拍立得”一样，按下快门，很快就出片子，甩一甩就成相了。只不过它拍出来的照片也是很大的一张，而且最有趣的是一张片子上出来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同时出来四张照片，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只要一张照片，那出来的也是四张，一张是照片，另外三张是空白的相纸。
就这么一个十分奇葩的“拍立得”还是一个二手货，而且价格也不便宜，经过讨价还价也还要900美元，可是，除此之外，在弗里敦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别的“拍立得”了，最后二人只好决定将它买下来。
不管怎样，也能起到作用了。在回医疗队的路上，孙捷这样说，像是安慰王姝，也像是安慰自己。因为队友们实在是太需要“拍立得”了。
当我坐在王姝的对面听她讲完这段经历，我就想，等到埃博拉结束了，等到三〇二医院后续的第二批、第三批医疗队完成任务胜利凯旋的时候，等到医院的人们开始总结和回顾这一段非比寻常的援非历史的时候，或许有一天，这个古董似的“拍立得”会成为一件真正的文物，被郑重地陈列在医院的院史馆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它那奇葩的外貌和奇葩的经历，向世人讲述解放军抗埃援塞医疗队的故事……我想，果真那样的话，那该是它极好的归宿了。
在塞国，除了医疗队从国内带去的物资，所有的需要都得自己保障，要采购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因为埃博拉是烈性传染病，垃圾需要严格分类处理，医院原有的垃圾桶不够用，急需补充。可是他们所需的垃圾桶比较大，而且必须是脚踏式开关的，购物中心和正规的超市里都没有，孙捷就又带着王姝去集市里找。
集市里普通的垃圾桶倒是有的，可是都太小了，也不是脚踏式的，不符合医用垃圾桶的要求，他们就指着店里摆放的垃圾桶告诉老板：这个太小了，我要大的，比这个更大。
对方很爽快地说：行，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一个。
过了很长时间，老板回来了，可是，他拿回来的竟然跟店里摆放的那个一模一样。
是对方没有听明白吗？不是。他们知道对方听明白了，也真的是去找大的了，因为没有找到，又舍不得放弃这单生意，就只好再拿个小的过来。在弗里敦，像他们这样的大主顾可不是经常能碰到的。
这一天，孙捷和王姝跑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垃圾桶。正当无奈的时候，他们无意中发现就在集市的路口上，摆放着一个正在使用的垃圾桶，正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够大，而且是脚踏式开关。两人不约而同地说：哎，这个合适！就连忙向周围的人打听，这垃圾桶是从哪儿来的。
对这两个满市场找垃圾桶的中国人，塞国人既好奇又热情，不但帮他们找到了垃圾桶的出处，还帮他们找来了联系电话。
电话之后，对方派了一个小伙子专门过来跟他们商洽垃圾桶的事。原来对方是一个专门为这种公共场合提供垃圾桶的公司，但是人家只出租，不销售。就是说，这垃圾桶可以租给你用，你用完了，我还要回收，然后再租给别人用。
垃圾桶也要回收？这怎么可以。他们就如实相告，说我们要的垃圾桶是在埃博拉医院里使用的，使用之后不适合再回收利用，否则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你要出租，而将来桶不能回收，那你们会吃亏的。就希望能把垃圾桶买下来。
可是，解释了半天，对方还是固执地坚持只能出租，而且租金一个月一结，还不肯还价。二人没办法，只好先把垃圾桶租下来。
不管怎样，可以保证医疗队有足够的垃圾桶用了。
30岁出头的邹庆伟，原是三〇二医院汽车队的一名士官，到医疗队以后，既是司机也兼大厨，因为他生得高高大大的，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邹。
有一天，大邹来找王姝，说医疗队从国内带来的猛士军用越野车有一根水管坏了，需要去外面更换。
那么到哪里去换一根汽车用的水管呢？王姝不知道，大邹也不知道，两个人就开着车边走边找。然后照例是被热情的塞国人从一个地方指引到另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结果刚把车停下，警察就过来了。
弗里敦虽然没有红绿灯，警察却很多，而且行人和车辆都很守秩序，逢到交叉路口也是互相礼让，决不会抢行。警察过来以后，让他们摇下车窗，然后示意他们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这个时候，还没等王姝开口说话，大邹就用英语说了两个英文单词：China（中国），Ebola（埃博拉）
那个警察听了大邹的话，就冲他们摆了下手，然后就走了，那意思是说，那你们走吧，或者你们停吧，反正就是他不管了。
大邹极富创造性的做法，对王姝很有启发。回国以后，在培训后面的医疗队员的时候，她就把这件事当成例子讲给大家听，告诉大家，有时候一两个单词就可以解决问题。
王姝告诉我，到塞国以后，她在记事本上自己做了一个小日历，从周一到周日，分别写上两个月的日期，过一天就划掉一天。开始的时候，那是有点数着日子过的意思。但是几天之后，就发现日子过得挺快的，也过得很充实。
事实上，在数日子的时候，王姝却在迅速地成长。
自从到了塞国首都弗里敦，王姝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诸多潜力。
首先，她的英语口语迅速得以恢复，并且渐入佳境。其次，她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在飞速提升，差不多也是前所未有地提升。
回想一下，那个曾经终日与电脑和办公桌为伍的杂志编辑，如今已俨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交官了，不但要跟上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乃至世卫组织官员商讨国计民生，还要穿行在一个世界上最贫穷落后国家的大街小巷跟市井商贩讨价还价，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及。
随着记事本上的日子一天天被划掉，王姝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蜕变，一次将影响她整个人生的从身心到精神乃至灵魂的蜕变和升华。
这种虽然短暂却足以辉映一生的经历，不是谁都能有幸遇到的。
王姝在成长。
医疗队的每一个人都在成长。
成长，是生命以一种向上的姿态孜孜以求的过程。成长，不仅仅是长大，也不仅仅是成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每一个年轮的累积，成就的不仅仅是枝干的高大茂盛，它是内在品质和日月精华不断水乳交融，聚合嬗变，从而将一种生命的景象，从弱小稚嫩，不断日新月异，日臻辉煌的历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长更是一种境界。
成长是艰难的，也是美好的，是痛并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