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夷颂》手卷上，范仲淹自署款曰：“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后有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的题跋，曰：“先公书此以寄京西转运使苏公”，“苏公”盖指苏舜元。此处，常有人错把苏舜元当苏舜钦。宋代文学家真茂盛，光四川地面誉称“三苏”的就有两家：“眉州三苏”：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铜山三苏”：苏易简和他的两个孙子苏舜元、苏舜钦。苏舜钦这里就不说了，得说他哥哥苏舜元。苏舜元是庆历进士，《宋史·苏舜元传》曰：“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苏舜元也是范仲淹的铁粉一个，他自己精通书法，所以对范老师的墨宝极为看重，实在憋不住了，遂张口求字，请范仲淹为之书《易经·乾卦》。他也知道范老师精于《易》，书写《乾卦》可谓信手拈来。特别有意味的是，范仲淹没有写《乾卦》，而为苏舜元书写了小楷《伯夷颂》，并于书后附言曰：“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乾卦》是长了点，太费眼力也是实话，但也可以缩写呀，录其精华呀，比如，从“初九：潜龙勿用”写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大几十个字，平日里也最喜欢的，写来赠给苏舜元，他也会乐不可支呀。可见，范仲淹写《伯夷颂》是大有用心的，他认为要比《易经·乾卦》更重要更有意义。这就给后人提出一个“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是《伯夷颂》？
说到韩愈的《伯夷颂》，不能不先说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伯夷列传》全文八百五十多字，如下：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太史公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论赞之中夹叙伯夷、叔齐事迹。这一写法有点特别，《史记》所写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一般均有“太史公曰”的赞语，唯独《伯夷列传》没有，多的是其间赞论不绝、咏叹夹叙，纵横捭阖，回环跌宕，起伏相间，而伯夷、叔齐故事只在中间举重若轻地潇洒记过，这就一反史家凭借史料展开叙述，而于叙述之中杂以议论的通例，成了传论。另外，其论赞口吻也大有异响，通篇之论或以感慨出之，或以设问出之，往往论出不意，若断若续，是也非也，变化莫测，不用心则难以遽窥其意旨所在，大有神龙难见首尾之感。不过，好在司马公讲清了伯夷和叔齐的出处与作为：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地，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老夫子在这里直击要害，紧紧抓住了让“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伯夷之风”，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觉悟与气节，你去叩马而谏，反对以暴易暴，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也好，干别的事也不会错。韩昌黎老先生正是读懂了这一点，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用三百二十多个字写出了名篇《伯夷颂》。笔者前文书中也提过《伯夷颂》，并引用过它的第一自然段，现在全文录出：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韩愈一开笔即与孟子对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这已然从伯夷、叔齐的个案认定，上升为对整个士君子群体的一种评价，收笔更是铸金雕玉：“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以伯夷的气节风骨为标尺，为中世纪中华士君子群体重拾了保持独立、坚守自我的传统价值观。
打开《韩昌黎文集》，有“颂”仅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河中府连理木颂》，不过借河中府发现连理树一事，表表河中尹浑瑊的功德，无甚大意思。《子产不毁乡校颂》，是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称赞子产反对郑国大夫毁乡校，是个大话题，可惜全文只有一百六十九个字，未得深意。比较起来，《伯夷颂》篇幅最大，题材一流，见识卓异，内涵丰硕，最能见出作者心胸。韩愈为什么要写《伯夷颂》？他那个时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生民涂炭，士君子精神失落湮灭，“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韩愈对此坚决反抗却遭到嫉恨，同时，大力倡导之古文运动也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真是一肚子块垒呀！何以抒发？《伯夷颂》则应命而出。“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我韩愈呢？不也能我行我素，卓而不群，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吗？所以，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亮的是韩愈自家胸襟。于是，也可以再往下说：范仲淹书写的是标杆人物伯夷与韩愈，真正要挥洒的乃是一个大宋士君子终生不变的磊落情怀：保持独立，坚守自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笔者以为，正是应该从这里入手，从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入手，来探求范仲淹书写《伯夷颂》的心结。至于伯夷老先生反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是不是很反动，反对以暴易暴是不是很迂腐，司马迁、韩愈和范仲淹如此推崇无所作为的伯夷、叔齐是不是很值得……倒与铸造士君子灵魂没多大直接关系，谁想忙乎那就尽管忙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