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士，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吧，至今看法和评价并不一致，有的观点还相当对立。有这样一种贬评，如果不说它是恶评的话，评论者在引用《中国历史大辞典·士大夫》的解释，即“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与官僚的混合体，有时指在位的官吏”之后，他说：第一，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依附于国家，不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寄生虫”。他以孔子为例，说他周游列国，但没有哪一个诸侯乐意收养他，于是他只有退隐，聚众讲学，像一只流浪狗，在狭小的空间生存，著书自娱。孔子的命运也是后来历代隐士的命运，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就只有没落乡野，清贫度日，偶尔嚎叫几声，竟成高论。秦汉唐宋元明清，他们的命运还不如孔子，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第二，他们是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很是女性化，有妾妇自拟的心态，在皇帝面前唯唯是诺，甘心做奴隶，见面就只知道磕头。第三，他们所有的知识，其实都为逗乐帝王而已，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只是留声机、打字员。在专制主义下，他们潜心研究四书五经，从启蒙到老死，四书五经是他们的生存资本。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可能有所创新的思想，都成了知识太监。结论就是：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和地位，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没有真正知识的阶级。他们依赖君权而生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葬送了自己，成为封建社会帝王的帮凶。
笔者在拜读这位评论者的全文时，不仅发现他把所有的士都打成“知识太监”，更有意思的是，还发现他把历朝的太监们也划归士的范畴。也算一个首创吧？看来这位仁兄的麻烦是，没想明白何谓真正的士，他把朝野那些昏庸官僚、乡愿、小人儒们，还有自己慧眼相中的太监们，都当成士君子来贬损了。他根本不懂古代的士，不懂他们的产生、觉醒与成长，不懂士君子文化的存在价值与伟大作用。为了给这位先生“发蒙”，不妨再讲一个古代士的故事：《式夷之义》。这是当代民间思想家林鹏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收在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林鹏随笔四种》里。林鹏先生说，关于式夷的故事，《吕氏春秋·长利》中是这样记载的：
式夷违齐适鲁，天寒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郊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焉能与国士之衣哉！”式夷叹曰：“嗟呼！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高诱评价说：“式夷，齐之仁人也。”但式夷把衣服给了弟子，却是不义之义。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可不这么看，给式夷的评价要高得多，把式夷和伯成子高、周公旦并列着。林鹏先生对式夷的评价就更高了，他写道：
此种有觉悟的士，已经变成了全新的士，全新的人。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为别人的利益去死。过去是为统治者的利益去死，现在是为普通人（即使是不肖人）的利益去死。这不是简单事情。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本来可以大有作为，却毫不迟疑地为一个普通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前所未闻的，是伟大的。孔子的弟子们，都是有觉悟的、积极进取的，而且绝不苟且的人。但是，他们似乎还没有达到式夷这样彻底的程度。
式夷的死，像黑夜的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天地，充分地显示了先进、独特的士们的精神面貌。没有这种精神的飞跃，后来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在发源的地方，并没有惊涛骇浪，有的只是涓涓细流，只是一些普通的没有地位的书生们冻饿而死的小故事。但是它却孕育着无边的波涛，为普通人、为不肖人、为匹夫匹妇、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的伟大精神的波涛。“圣人之爱人也，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庄子·知北游》）
用这样的眼光再看高士鲁仲连，又得有说道。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一般人不注意。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一个“虎狼之国”的秦，有什么资格称帝呢？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是偶尔露峥嵘，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他就是一个《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人，他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真正阐述鲁仲连思想的书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出现，晚了三十年，而秦始皇（当时叫秦王政）手疾眼快，对《吕氏春秋》的镇压，又早又狠又快。以致使真正的士君子思想尚未站稳脚跟，就被镇压下去了。值得庆幸的是，《吕氏春秋》这部伟大的书，却完整地流传下来，这是一个奇迹。士君子是不可小觑的。他们来自平民，他们是自耕农，他们顽强得很，他们是隐士，他们柔弱而刚强。治世不媚进，浊世不易方，至死不变，强哉矫！《吕氏春秋》甚至认为，将来的天子，很可能出在山林岩穴之中……就像上古的大舜一样，“匹夫而为天子”。匹夫而为天子，可不是小事情。人人都是匹夫。《孟子》曰“尧舜亦人，我亦人也”。呜呼！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请回头看，从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式夷，一直到鲁仲连，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庞大士群体，你能说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吗？是一种“寄生虫”吗？“在讨不得主人欢心的时候，就只有没落乡野，清贫度日”吗？“皇帝需要什么类型的人，他们便会极力让自己变成那种类型”吗？他们是“软弱无能和自私变态的”吗？“很是女性化”吗？，都是“知识太监”吗？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维护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热情与担当，比西方知识分子差吗？宽泛生活在伯夷、叔齐与鲁仲连之间的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在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审判雅典民主：“必须给我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最后为了自己的思想而殉道。这位西方智慧老人果然非常伟大！反观我们的伯夷、叔齐呢，当周朝如“雅典民主”一样如日方升之时，他们却高扬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旗帜，逆潮流而动，大行反动，不惜以死抗争，这比苏格拉底差在哪里？当虎狼之秦大行其道，“帝王思想冲天而起”之际，我们的鲁仲连却“义不帝秦”，甘当“反革命”（“革命”正题，走向“反革命”反题，再走向士君子文化的思想境界的合题，这正是“正反合”理论的精美一例），不仅充满了大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敢想敢干，将思想诉诸一连串的反秦义举，这比苏格拉底又差在哪里？林鹏先生说“隐士是士君子的主体”，没有一点道理吗？“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正论》）中国这些追求个人尊严与自由的隐士们，即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文品质相比，你说能差到哪儿去？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这种特立独行、非义莫为、不改初衷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司马迁将《伯夷列传》立为《史记》列传之首，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正是这个；韩愈再作《伯夷颂》，尊崇并要发扬光大的也是这个；老年范仲淹只书《伯夷颂》，更是尊崇并要发扬光大这个。除此而外，岂有他哉？有人说范仲淹之所以手书《伯夷颂》，那是“借此表白崇敬伯夷高风亮节的心迹，坚信自己的一生如伯夷那样信仰坚定，特立独行”。看来只说对了一小半，希望后来人都像伯夷那样坚守传统士君子的核心价值观，笔者以为才是老年范仲淹的博大胸怀。
当年，范公写就黄素《伯夷颂》，赠于苏舜元之后，苏舜元一下掂出了分量，将之敬奉在晏殊、文彦博、杜衍、富弼、欧阳修、蔡襄等名家面前，以求共赏。众名家皆有题跋。其中杜衍有题跋诗云：“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晚点的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从北宋至清末近八百年时间里，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计开：宋代题跋者，自文潞公（文彦博封号）以下为二十九人；元代题跋者，自赵孟頫以下为三十三人；明代题跋者，自夏原吉以下为十七人；清代题跋者，自范承勋以下为十三人。各式好评如潮：“笔意精妙，清古入神”；“遒劲严整，妙绝前代”；“中华第一小楷”；“东方三绝”……据清代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七《范仲淹书伯夷颂长卷》载：清朝乾隆年间，范书《伯夷颂》上邀清宫御览。乾隆皇帝首行御题“范仲淹书伯夷颂高义园墨宝”十二个字，又御书“圣之清”三个大字，并命朝廷大臣奉命题诗作记。尹继善、庄有恭、于敏中等著名人物均有奉旨之作。有意思的是，书法长卷中有“江宁开国”“秦氏藏书”“秋壑珍玩”“贾似道印”“秋壑”五枚小印。前二枚属秦桧，后三枚属贾似道，大概为南渡后秦桧、贾似道二人曾转递收藏。记得笔者在前文书中引用过的秦桧那首诗吗？正是此时所成。
公元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高义园世宝》影印本首次公开展示，它完全按照原本的书卷尺寸、厚薄等规格制作完成，全长近三十米、高零点四米左右。书卷前面为范仲淹手书韩愈的《伯夷颂》，其后为截至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历代八百多年间，诸多名人书写的题跋。这样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必将与伯夷、韩愈、范仲淹这样三位中国的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