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宗谅，字子京，前文书中已有介绍。此人性格，用今天的话说，可能属于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人，优点也好，缺点也罢，一看就明白。范仲淹说“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此话原是对宋仁宗说的，也是他对老朋友的真实看法。《宋史·滕宗谅传》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倜傥”者，言行卓异，不同寻常，豪爽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近义词就是风流潇洒、风度翩翩、风流跌宕之类。而“好施与”者，即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为别人花银子不心疼，所以到死的时候，穷得家“无余财”。这样一种性格，其实适合做行吟诗人或梁山好汉，放在宦海官场那就注定吃不到好果子。于此，范仲淹知之最深，故曰：“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谁要造滕子京的谣言，好多人都会信以为真。比如，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骂滕子京：“相传滕子京并非如《岳阳楼记》中所溢美的那样，……他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十六万贯’。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勤政为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技重施，征敛赋税，‘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在这位现代评论者眼中，滕子京分明是个“大老虎”级的贪腐分子了。看看，“易为取信”，以至于今！泾州那桩公案，前文书中已有交代，冤案经范仲淹辩诬已很清楚，问题不是出在滕子京贪渎成性，而是出在他“尚气”且“好施与”的“倜傥自任”。至于滕子京在岳州的“故技重施”，这位棒杀者依据的是“所得近万缗……”的一段历史记载。此一史载出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原文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不靠财政拨款，不搞集资摊派，而是靠催收民间烂债聚财，确实令人拍手称奇，非宗谅挟智而不能为。至于“自入者亦不鲜焉”，笔者只怕司马光也是捕风捉影，随声附和，若有真凭实据，当时就被紧盯滕子京的人折腾死了，岂能轻易放过？再者，若真是“征敛赋税”，中饱私囊，会有“岳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吗？也太低估岳州人民的反腐能力了吧。笔者估计，即便修好岳阳楼尚有余资的话，照滕子京那喜欢排场热闹的脾气，搞个大型豪华庆功晚会，花大价钱请来全国著名的艺人大腕，上点好酒好菜，钱也就花得个精光，他才不会惦记什么“自入”呢！不然，怎么会“及卒，无余财”呢？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饱经磨难，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棱角分明，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就说他在岳阳三年，承前制而重修岳阳楼；崇教化，中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件大事在在有记。故而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则称：“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王与《渑水燕谈录》，都是与滕子京同时代的名家名著，其评价是很可取信的。所以，评价古人，且不可根据什么“相传”，还是全面、公正、宽容一点的好啊！
千年之后再看滕子京和他重修岳阳楼之举，别的政绩不用提，仅此一项，即堪称功高盖世，惠及万代。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最早，三国东吴大将鲁肃奉命镇守巴丘，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连接长江的险要地段建筑了巴丘古城。建安二十年（215），他在巴陵山上修筑了阅军楼，用以训练和指挥水师。阅军楼临岸而立，登临可观洞庭全景，一帆一波皆可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两晋、南北朝时被称为“巴陵城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此时的巴陵已改为岳阳，“巴陵城楼”也随之称为岳阳楼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临胜境，凭栏抒怀，记之以文，咏之以诗，形之以画，使岳阳楼成为艺术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庆历四年（1044），滕子京被贬至岳州，当时的岳阳楼已经坍塌。于是，他重建了岳阳楼。楼成之日，他觉得，“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那么，请谁来为岳阳楼写记呢？当然只能是范仲淹。这倒不仅仅在于他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订交终身，还在于他们三十多年的友谊，经过西北前线数年的战火洗礼，得到锤炼与升华，尤其范仲淹为自己泾州事抗疏辩诬，置身家前程于不顾，世上还有比这更高贵更可信赖的朋友吗？当然，最要紧的还不是个人因素，此时老友范仲淹已然成为一个当代传奇、士林楷模，成为北宋前期士君子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望所归，举世公认，更有一管春秋之笔出神入化，所出必能锦绣成篇，永传后世，非他莫属。这就有了前文书中那段派人送去邓州一幅《洞庭晚秋图》，和一封求老友作记的书札，也就有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关于《岳阳楼记》的笔者之解读，将在《尾章》中试作铺陈。
在范仲淹所有的朋友中，相识最早，相交时间最长，相知最深，始终都有笔墨交流，最后共同为后世留下一种千古佳话的，就是滕子京。他们的交往，从范仲淹著作中查下来，有范仲淹写给滕子京的诗作四首：《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酬滕子京同年》《滕子京以真箓相示因以赠之》；有信一封：《与滕子京》；有为举荐和辩诬而写给皇上的奏折三份：《举滕宗谅状》《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有祭文和墓志铭三款：《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祭同年滕待制文》《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宋史·滕宗谅传》说：滕子京“有谏疏二十余篇”传世，不知可否有人收集归整为《滕子京文集》之类？若有，对照来研读，那就更好了。现在，限于篇幅，只展示《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来看看范仲淹是如何为自己的终生老友盖棺定论的。
君讳宗谅，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与予同登进士第，始从之游，然未笃知其为人。及君历潍、连、泰三州从事，在泰日，予为盐官于郡下，见君职事外，孜孜聚书，作文章，爱宾客。又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
君去海陵，得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当涂县，移知邵武军邵武县。迁殿中丞。还台，会禁中灾，下御史府穷究，君与秘书丞刘越并上疏论灾异，明非人之所能为，朝廷贷其狱。时明肃太后晚年未还政间，君又与越尝有鲠议。暨明肃厌代，朝廷擢当时敢言者，越既卒，赠右司谏，君拜左正言，迁左司谏。俄以言得罪，换祠部员外郎，知信州，又监鄱阳郡榷酤，就九华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宁府。丁太夫人忧，服除，知湖州，赐五品服。
西戎犯塞，边牧难其人，朝廷进君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就赐金紫。及葛怀敏败绩于定川，寇兵大入，诸郡震骇，君以城中乏兵，呼农民数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缯募敢捷之士，昼夜探伺，知寇远近及其形势。君手操简檄，关白诸郡，日二三次，诸郡莫不感服。予时为环庆路经略部署，闻怀敏之败，引藩汉兵为三道以助泾原之虚。时定川事后，阴翳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劳，霈然霑足，士众莫不增气。又泾州土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复抚其妻孥，各从其欲，无一失所者。
予目此数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请君自代。朝廷命韩公琦与予充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而诸路经略亦带招讨之号，称呼无别，非统制所宜，请去“招讨”二字。朝廷以其知体，诏从之。君去泾之日，其战卒妻孥数百口，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君至庆，处置戎事，甚得机要，边人咸称之。
会御史梁坚奏劾君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遣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其数尔。予时待罪政府，尝力辩之。坚既死，台谏官执坚之说，犹以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阁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迁知苏州，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赗赙礼，进一子官。
呜呼！予实知君之才，而尝荐之于朝。及闻其终，泣而诔之。惜别其才有余而命不足，不得尽其术于生民。诸子奉君之丧，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阳县九华山金龟原，而乞铭于予，忍复主哉！
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赠将作少监。祖屿，不仕。父感，雅州军事推官，累赠尚书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县太君，追封仙游县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县君。子四人：希中，以方略进前渭州军事推官；希鲁，登进士第；希德，举进士；希雅，尚幼，并守将作监主簿。女二人：长适池州军事推官王栩；次适进士刘君轲。
君少孤，性至孝。居母丧，以哀毁屡病，庐墓侧逾年，手植松柏数万株。生平好学，为文长于奏议，尤工古律诗。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中外宗族，无不尽其欢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政尚宽易，孜孜风化。在玉山、霅上、回中、岳阳四郡，并建学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张谏议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为之记。重兴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予又为之记。君乐于为善，士大夫亦乐其善而愿书之也，可不谓之君子乎！铭曰：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还，鬼神何意。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君今已矣，复藏于此。魂其依欤，神其乐只。寿夭穷通，一归乎至理。
“少孤”“性至孝”；“生平好学”“积书数千卷以遗子孙”；“政尚宽易，孜孜风化”“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在……四郡，并建学校”；“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重兴岳阳楼，刻唐贤今人歌诗于其上”……这就是范仲淹笔下滕子京的一生。一个读书人拥有如此忠孝节义、可圈可点的人生，“可不谓之君子乎！”滕子京瑕不掩瑜，是一位佼佼士君子、聱聱大丈夫！范仲淹用平生尽四十年工夫，正面盖棺论定滕子京，绝对不会错！
有意思的是，千年以降至于今，滕子京仍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甚至有论者耸人听闻地宣称，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掩盖”了“滕子京贪污”，这是“范仲淹的失误”！连篇累牍，津津乐道。细看其依据，无非还是“泾州冤案”和司马光那句少有事证的空头断句。笔者以为，热衷于这些关于历史人物的细枝末节，尽管热衷去，不然闲着没着没落的也不舒服是吧。但是，必须怀着一颗公正之心，切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过头话讲得没边没沿了。范仲淹浩荡一生，为国为民荐举了多少人才，几乎无一失误，怎么偏偏就对一个滕子京，花几十年工夫都看不透，倒不如千年之后一个捕风捉影者？
40.为什么是《伯夷颂》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
《范仲淹年谱：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载：“皇祐三年春，六十三岁。赴任青州，过长山，礼参故乡父老。三月，至青州任所，与前任富弼交政。时青州大饥，到任即赈济救灾。允百姓以钱代皇粮，除长途运输之苦。因病重难支，乞颍、亳间一郡就养。十一月，以黄素小楷书韩愈《伯夷颂》寄苏舜元。苏分寄元老重臣题跋，为后世留下书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