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落雪——客死他乡……
三月的春阳，给古老的江城涂抹了一层温熏熏的情调。张国焘伫立在太平洋饭店最高层的秘密包房里，久久不动，像石化了一般。
他似乎丧失了时空的概念，仿佛站在江岸绝崖之巅，耳边轰鸣着苏东坡那一曲豪放博大远播天涯的古老的悲歌：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呵，呵，人生苦短，果如苏翁所谕示的那样，只不过是滚滚浪滔中的刹那一瞬吗？
院外香樟树上群雀聒噪，叽叽喳喳地不知是悲啼还是狂笑：你这个家伙啊，究竟是魔？是妖？是神？是鬼？……
他倒满一杯酒，一饮而尽。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的长河翻卷着大浪淘沙东逝而去，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下的，不论是赫赫功勋还是累累罪愆，不论是辉煌的成功也罢还是悲壮的失败也罢……一切功过是非，一切休戚荣辱，一切恩恩怨怨……
都不过是历史潮流中的刹那一瞬！
浓烈辛辣的烧酒，能消溶凝结在胸中的冰渣，冲决压在心头的块垒吗？
他双颊塌陷，目光凝滞，须发里生出几许灰丝……一种森森寒气使他顿感彻身冰凉：难道自己油灯将尽，迅速地衰竭，政治生涯就此完结了吗？
不！不！！不！！！
他愤怒地把那份登载开除他党籍的《新华日报》扔掷于地。继而挥毫疾书一篇长达万言的《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仁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文章，登于国民党的《扫荡报》（1938年5月6日）上。——这实际上是他叛党投降的自首书。
在这篇文章里，他反驳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是“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并宣称：“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举国一致公认之最高领袖”，他愿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张国焘声言：他已憬然自悟，诚以至此加入国民党。然而，日后的归程并不像他所奢望的那样，会得宠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幕僚们的信用，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失宠了，他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摇尾乞怜、漂泊异乡、凄苦悲凉的后牛生——
在蒋介石的授诣下，张国焘正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蒋介石为他授予少将军衔的同时，还给了他一个军委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在军统局里，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军衔，这让张国焘感到十分得意。当通知他去军委会开会时，他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但他也识趣，去军统局与戴笠会晤大都穿便服，因为戴笠看来，他这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是“老头子”（指蒋介石）的一种计谋或者叫做“策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形同虚设罢了。据沈醉（曾任军统局长处处长）回忆说：有一次，戴笠约了几位处长去吃饭，也邀了张国焘，我们几个都挂的是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挂中将领章，这让他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但权力都比他大，他只是限于那个所谓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范围，所以大家在谈工作时，他插不进去话，显得多余。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是元老人物，对中央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因此，蒋介石把他看作一枚“重磅炮弹”炸开中共在西北的最后营垒，配合胡宗南对延安的大“会剿”。沈醉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到“老头子”的密旨，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中共组织内部的潜伏和策反活动。这时的张国焘成了戴笠宴客吃请的座上宾，他每次请客时会以骄傲的口吻告诉对方：“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戴笠如此看中张国焘，就是想要看到他这枚重磅炮弹如何爆炸和爆炸后产生的破坏力。但对张国焘的戒心无时没有放松。军统局召开的重要会议都不邀请张参加，也不许其他人向张走露任何风声。军统局派给张国焘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一一挑选的，时时处处观察张国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张国焘不能不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寄人篱下”的体晤颇深。为了表达他对国民党的忠诚，总会在不同场合倾吐自己的忏悔和拥蒋反共的决心；即使在会客人时也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
张国焘上任伊始，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把主要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组建很快办了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一个培训特务的训练班，张国焘亲自担任马列主义批判这门课，他下了很大功夫备课，教学员如何从思想上、政论上反共，并且很卖力地讲给学员听。效果如何呢？学员们反应很冷淡，听来没有其他教官讲得好懂易用。张国焘检阅了有些教官发给学员的讲义后，乃知其内容全是主张武力剿共的“高招”。张国焘为自己的讲解不受欢迎而深感失望。他哪里知道，这些特务学员们不仅不喜欢他的课，连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了。为期半年的训练班结束后，戴笠又让张国焘开办第二期。戴笠对培训出来的学员寄予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戴笠再三鼓励他们应竭尽全力去完成“领袖”赋予的“光荣使命”。有几位张国焘认为最得意的学员，拿着他的亲笔信潜入到延安，结果有去无回。训练班勉强办到第二期即宣布停办，这使戴笠大失颜面，向蒋介石密报：“这鬼儿子，不堪大用！”
张国焘并不泄气，又想出一个“绝招”——在共产党控制区秘密设立策反站以瓦解中共组织和队伍“反水”。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报蒋介石批准，蒋对戴笠说：“把他以为能用之计策都使出来好了。”几个月过后，非但一个“赤匪”没有被策反过来，反而被派出的人中不是下落不明联络中断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戴笠大为光火，觉得无法向“老头子”交差，于是便在络川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延安特遣行动组”，架设一套电台，以期找机会对延安进行渗透，同时也好敷衍一下蒋介石。此时剿共心切气急的蒋介石听后很是赞赏：只要灭共，用什么招都行。
而此时的戴笠已是对张国焘满腔怨恨，不再正眼瞧他了，甚至当面讽刺或严厉训斥一番。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原来军统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慢慢降低以至取消了，一辆专用小轿车也被收走了，改为需要用车随叫随到，实际上“随叫”就不会“随到”了。
为了摆脱窘境，张国焘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显示并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之人”。一次，他要求见蒋介石，说有一事面谈。蒋介石派侍卫把他接来，他便向蒋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请陈独秀谈谈他对抗日及统一战线的看法，将其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公开发表，以此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遂派戴笠和胡宗南前去四川江津见陈独秀。陈独秀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得知来意后，陈独秀长嘘一口气，坦率地说：“鄙人已避遁政界，隐居闲云，对时事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二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端，此乃唯一要求。”戴、胡二人一无所获，扫兴而归，直冲张国焘喷去一头“污水”。
从此，张国焘在军统局已是一文不值，且备受责难和冷落。他不无辛酸而悲凉地对妻子杨子烈说：“事到如今，不由得不信一句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在国民党这边，我风光不再，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啊！……”
张国焘苦苦地觅思，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一切难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苍天对我不公？
1939年初，张国焘经同乡朱家骅的亲信机要秘书甘家磬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朱推荐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特务们视他无功受封，甚不服气，更不信任。因此，张说：“这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不久便辞职。
1940年3月至1945年7月，张国焘分别出任国民党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结果无政可参，是样子货，活动不开，颇受冷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叫他草拟一个如何管理全国粮食和物价问题的方案。尽管他不负主命，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书复命，但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1946年初，张国焘几经周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救济分署署长。当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曾与红四方面军交战川北，田颂尧、王陵基部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张国焘是王陵基终身之恨。张任署长，与王某可谓冤家路窄，故而王某旧恨未消，多方刁难，张到职不满两月，即被排挤去沪。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筹集了约120两黄金，办起了《创进》周刊，主要进行反共宣传。但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不按价供应白纸，唯张国焘办的《创进）周刊不受优待。后经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少谷说情，才配给官价纸。是年末，淮海、平津战役国民党百万部队被歼，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张国焘惊恐不安，携举家大小于11月中旬逃往台湾。
1949年冬，张国焘举家到了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顾孟余等人的第三势力运动，创立“民主战斗同盟”，并成为“战盟”领导者之一。同时，创刊《中国之声杂志》，张任社长。不久，因与“战盟”宣传部长李微尘发生分歧，相处不洽，张辞去社长职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价暴涨，张国焘以5000元美金作押，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千起买卖黄金生意。结果连老本全赔个净光，一贫如洗，仅靠大儿子教书维持生活，其妻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了臀盘骨，成为跛子。
1961年春，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约稿开始写回忆录，“肯大”每月付给2000元港币作为生活费。他写的《我的回忆》成书后，得到一笔稿酬，靠稿酬维持生活。此时，杨子烈也写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艺录。
1966年秋，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国焘移居美国。中美建交后，张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同长子张海威住在一起。
1977年12月，张国焘突患中风，右手脚瘫痪，卧床不起，与妻子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家里无多余房子，为了让三儿子张渝川结婚，张国焘便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医院。
1979年12月2日，多伦多降大雪。医院条件差，病员多，护士少，室内暖气时断时续，夜间无护士照看。是日夜里，张国焘挣扎着翻身时，被子、毛毯掉在床下，叫人无人应，自己又动不了，至3日晨冻死。5日埋葬在多伦多公墓，卒年82岁。
2005年8月万寿路.墨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