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表露：自来延安受到“残酷打击”的一年里，是他最苦闷最压抑也最忍耐克制的命运的低谷期。
5.走向深渊——从缔造者到背叛者
张国焘终于寻到了一个外出“透透空气”的机会。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今黄陵县），有座黄帝陵，属于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4月4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前去主祭黄帝陵。
这个消息，几天前张国焘便知道了，并与在延安行署的一个国民党“记者”密商好了。他对妻子杨子烈说：“清明节快要到了，我要出去走一走，透透空气。”
杨子烈从武汉来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已告段落。她知道丈夫犯了严重的另立“中央”的错误，但还是保住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洛川会议后，中央又让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这段时间里，长久两地分居的夫妻着实度过了些温存安逸的日子。她对丈夫突然提出要到外面去“透透空气”之说深表理解，但又感到几分疑惑。
“凯（张国焘笔名），边府副主席你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这个有职无权的空衔，我早就想卸掉了！”
“是不是又有新的斗争动向？”
“前不久，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了，俨然捧着尚方宝剑向列位下臣颁召圣旨，盛气凌人得不得了。”
“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说我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另立中央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对此，斯大林很有意见。我说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他却武断地说我是托派思想在暗中作怪。”
“说你是托派？天哪！这是从何说起呀？”
“他说李特、黄超等人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保卫局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
“啊？！”
“王明现已去了武汉与老蒋搞妥协，以维持国民党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稍停下来。所以，我不能不考虑寻得个机会尽快离开这里。合则留，不合则去。现在我和毛、周、张、博等人很难相处共事，现在的党中央完全变质了。既然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阻止中共的变质，难道要我像布哈林那样，听由斯大林杀掉吗？走，走，走，再不能与他们为伍了！”
张国焘向妻子道出了“走”的最佳时机。
杨子烈焦急不安地说：“你走了，那我怎么办？当初我就不该来延安。”
张国焘说：“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待我有了着落，另谋机会你再走。”
杨子烈只好依从。
4月1日，张国焘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处，申明原因道：“主席，大后天是清明节，国民党将在黄帝陵举行一次盛大祭典，由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并向边区行罟发来了邀请函，我想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参加陪祭。这种祭典将有激起民族意识的积极作用，也能激发全国民众抗日热情，你看是否可以前去？”
毛泽东沉思片刻。去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就已经搞了一次盛大的祭典活动，并派出党政军要员前来黄帝陵祭祀。对此，中共特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一行前去参加祭典，代表苏区全体公民表示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意；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祭黄帝陵文》以示誓死抗日救国之决心，祭文中写道：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钱，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山河，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毛泽东抽回思绪，对张国焘说：”苍埃浑混初化，黄帝乃我华夏文明之祖；人根之缘，万派一系，理当前去祭祀啊！”
张国焘附和道：“是啊是啊，前去祭典不仅是一种顺应他们的活动形式，而且有着相当积极而深刻的政治意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正是代表和召唤着民族的灵魂！”
毛泽东瞟了张国焘一眼——这将是他对这位难以搭档的伙伴最后的一瞥，说：“国焘同志，你祭陵完毕当速回延安，边区许多事情靠你来做。”
张国焘马上表示道：“主席放心，祭陵完毕，我即速回！”
4月3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达黄帝陵。
4月4日，祭典活动结束后，张国焘只让张海一人留下，而对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小心翼翼地问：“张主席，毛主席不是说让您祭陵完了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林伯渠）研究一些重要事情，然后才能回去。”
说罢便钻进了蒋鼎文派来的小轿车里，张海也只好陪着上了车。
到达西安后，张国焘并没有去八路军办事处，却直接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所住的西京招待所。——张国焘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种诡密的行动，引起了警卫员张海的怀疑。当他准备乘胡宗南的专列去武汉时，张海立即打电话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让他到车站来一下。
林伯渠闻讯后，及时赶到车站。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解决嘛！”林伯渠力劝道。
“谢谢你，林老。我现在已是个多余的人了，我想去武汉找点事做。”张国焘悲绝地说。
“你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总不能这样不辞而别吧，还是回去的好。”
“不！我决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好生劝阻无效，只好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即刻把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密电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正在武汉与国民党做统战协调工作的周恩来、博古等人，让他们在武汉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月11日，张国焘到达武汉大智门车站。
周恩来派邱南章、童小鹏二人早已在站台恭候迎接，却迟迟不见张国焘下来。
“怎么回事，人呢？”
“走，去车厢里看看。”
邱南章、童小鹏跳上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寻找，终于在一节包厢里见到了张国焘。他正等着国民党特意为他安排的专车来接他。
“张主席，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请你到办事处去住。”邱南章说。
“谢谢周副主席的好意，我已在大华饭店订好了住处。你们回去吧。”张国焘一口谢绝。
他在一帮匆匆赶来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的保护下，乘上小轿车急驶而去。
他住进了大华饭店，随即通过国民党的电台向延安发了一封电报：
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
当晚，周恩来亲赴大华饭店。
“国焘同志，你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不妥的，有话好说嘛。”周恩来耐心地规劝道，“你对中央或对有的同志有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你还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嘛！”
“我在延安已经没有立席之地了，这一点，恩来你是应该清楚的。”张国焘脸泛沮丧和愤懑之情，颓然地倒卧在沙发里。“我对现在的中央已经失去信任，我已经心灰意冷……”
周恩来愕然地发现，他眼眶里转动着泪花，表情有些失常。于是说：“国焘同志，中央对你的批评，你当时表示是接受的，现在怎么出尔反尔呢？”
张国焘冲动起来，蓦地站起：“在那样残酷无情的高压下，我不接受行吗？他们恨不得拉我出去立刻枪毙！我纵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周恩来沉默不语。
他不知该对这位喊冤叫屈的失意者进行一番中肯的劝慰，还是该对其偏颇过激的申诉给予严正的驳斥。良久，周恩来以地道的外交用语说：“我们应该相信，历史总是公正的。”
张国焘又颓然地坐下来，沉吟道：“恩来啊，我对前途已经悲观绝望啦！现在中共党的所作所为同建党初期所设想的完全两样了……”
周恩来说：“一切都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但党的宗旨和最终目的是一贯的。”
张国焘摇摇头：“看来，我们的认识和思想观点是很难统一起来的……”
周恩来严肃起来，“现在武汉很乱，你在此万不可擅自行动。”
张国焘腔调变得生硬：“乱，有多乱？我想明天就出去转转，看看大武汉的市容！”
周恩来说，“那好，我陪着你去转。”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两点多钟。
周恩来陪着张国焘逛了一天市容。
有何感受和收获？
当这位曾在武汉领导过工人罢工和地下斗争的中共元老，置身于万头攒动的茫茫人海之中时，他不能不感叹自己是多么渺小，又是多么的普通，像一根漂浮的草秸无足轻重！但他仍然闪动着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紧紧地抿着他那象征意志的薄薄的嘴唇。他穿着灰色中山制服的高大肥阔的身影，在渐渐暗淡下来的暮色中宛若一团浓郁的流云。
游玩回来的路上，周恩来不让他再去大华饭店住宿。因为在陪他观览市容时，周恩来已指示警卫员张海和办事处的人员，把他的行李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张国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跟着周恩来到办事处去住。
刚住了一夜，疑惧的心理使他坐卧不安：住在这里，简直和软禁没什么两样，为防不测，还是尽快离开为妙！于是，他向周恩来突然提出：“我决定去武昌见见蒋介石，汇报一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情况，周副主席不会断然拒绝吧？！”
周恩来听了，感到很唐突，便说：“这样很不妥，还是不要去吧。”
张国焘说：“有什么不妥，王明已打出共产国际的令牌，提出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嘛！我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然应当晋谒政府领袖，报告边区工作情况，再说也可以此求得老蒋的资助和支持。”
周恩来见他执意要去，当即说：“好吧，我陪你一同去。”
张国焘无法摆脱周恩来，只好一同前去。
接受蒋介石会见的场面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热烈盛情。蒋介石同他礼节地握了握手之后，并没有与他交谈什么或对他大加赏识，只是冷淡淡地说了几句客套话，甚至蒋介石在说话时并不正面瞧他一眼，而是将目光不时地投向桌上待阅或待批的文件上。但很显然，蒋介石对他的一切已了如指掌。
大概是因为周恩来在座，他不便与蒋介石多说什么，但他还是深表忏悔地说：“兄弟在外胡涂多时，还望委员长多多谅息与赐教。”
蒋介石摆摆手，以浓重的奉化口音说道：“两党同志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望特立贤弟为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做事，尽心尽责。”
张国焘连连点头：“兄弟一定，一定！”
非常遗憾，蒋介石除了自呷了一口白开水，并没有留他和周恩来一起聚宴的意思，只是离开办公桌倒扣着手缓缓踱步，不再说话。张国焘不禁感到有些被冷落的失意与尴尬。
在返回办事处途中，由武昌乘船渡江至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周恩来遇到一位老朋友，两人亲切地交谈一番。张国焘趁周恩来不注意，抽身疾跑而去，跳到即将开往武昌的船上，又回到武昌，住进了国民党“军统局”头目戴笠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一家旅馆。
周恩来十分着急，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吩咐说：“找遍武汉三镇，也要把他找出来！”
于是，办事处的同志连夜四处查找，终于在武昌查到了张国焘所住的旅馆，即劝其返回汉口。张国焘无可奈何，只好跟随办事处的人乘船返回汉口，但他却不愿再回办事处，遂转寓于一个朋友家中。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闻讯赶来，一起做他的工作。
王明：“国焘同志，你究竟为何要走？”
张国焘：“在中国，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
博古：“那你准备做些什么事情呢？”
张国焘：“我感觉到消沉，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是有得吃的，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
周恩来：“国焘同志，既然你的观点如此悲观，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只好提出三点办法，供你挑选。”
张国焘：“请讲，哪三点？”
周恩来：“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希望、最欢迎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张国焘：“看来，第一条是不可能了，可以从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允许我两日内考虑答复。”
周恩来：“好吧，我们等待着你的答复。”
结束了谈话，周恩来、王明、博古即回八路军办事处。不料他们刚走一个小时，张国焘便乘一辆有便衣特务保护的小轿车，跑到太平洋饭店去了。临行时，写给周恩来等人一封短信，信中说：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于4月23日在武汉《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
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