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幽默又不完全是英国式的。英国幽默是绅士的，非常宽容，温情脉脉，以对弱者的同情为荣，把错误都看得很可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度，跟读者拉近心理距离，不觉得自已有什么了不起，自我贬低，自我调侃是最常用的手段。把幽默作为心灵沟通，缓解紧张情绪的手段一就是攻击性的，也能使对方在心领神会中会心而笑，而钱锺书的幽默不是温情脉脉的，他的幽默是严峻的，甚至是冷峻的。他的幽默语言，是带着刺的，辣椒水磨刀，是进攻性的，而不是缓解性的。他的幽默的笑，不是心照不宣的会心的微笑，是欣然独笑，洞察一切的笑，有一点冷酷，或者用今天流行话语来说，特别“酷”。所以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给他一顶帽子“酷幽默”。我十年前曾经在香港《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了钱锺书的幽默有一种“刺刀见红”的特点，从中可以见到中年钱锺书的愤世嫉俗，“豪气”和“傲气”。文以气为主，他的这种气来自于他对人世的“愤激”，我的论断是“他的幽默是一种硬幽默”，其硬度来自于他的藐视众生。比如，他批评文学评论家爱在文章中教训人。如果是让梁实秋、林语堂来写，大不了就是悲天悯人，轻松涮侃。但是钱锺书却多方面挖苦。首先对他们作了无类比附，和借债不还的人相提并论：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这个结论得来非常干脆。但是，所有的推理方法却是不能用来充分论证的类比推理。结论的振振有词和论证的软弱之意形成反差，暗示了智性和调侃的张力。经过一番曲折的歪理歪推之后，他把这一点发挥到一个无以复加的极端上去：
老实说，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并且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夸之识；惟有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这里，把他的同辈人，说得很惨，一没有学问，二没有道德，偏偏又在讲学问，又在讲道德。他所用的方法，又不是直接道白，而是在概念上用反语，在逻辑上用歪理歪推，把反语说得振振有词，歪理歪推，又把话说得似乎是左右逢源，几乎在每一曲折中，每一过渡中，都闪耀着机智，把锋芒隐藏在幽默的歪理之中，可以用两面三刀来形容。《围城》第二章，写方回到家乡：
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有死掉。
拿这一段和鲁迅在《祝福》里写“我”回到家乡见到四叔：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之后，便大骂其新党。
两者比较不难看出，钱锺书有时，比鲁迅更为刻毒，鲁迅不过说这个老道学愚昧落伍所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而此时康有为已经是“保皇派”了，而钱锺书却说家乡人陈旧得这样，本来早该死了，却一个没死！或者是更为愤世嫉俗。他的愤世，往往用反语，反讽，反话正说，歪理歪推，显示出奇趣，充分显示出钱锺书幽默的讽刺的进攻性和尖锐性，钱锺书在《围城》里反复说方鸿渐说话“损”，可能是夫子自道。
作家和评论家，向来有矛盾。有作家说，评论家就是寄生虫，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是吸作家的血长大的，这是很刻薄的。有人就去问俄国作家契诃夫：“人家说批评家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你怎么看？”安·契诃夫就回答，他说作家是一匹马，批评家是一群牛虻，马在辛勤地耕田，牛虻就专门去叮它的屁股，以至于马不得不停下来用马尾巴把它们赶走。这里当然有对批评家的讽刺，但是不像钱锺书那样居高临下，说批评家是太监。其实，钱锺书这里有个极大的漏洞，如果批评家，是虽有机会，却无能力，那么我就要推理了，那么，作家，如钱先生，就是既有机会，也有能力了。这种超越太监的能力，有什么可自豪之处呢？（大笑声）当然，这是顶牛，回过头来说，钱锺书和契诃夫的不同。钱氏把自己看得比批评家高，而契诃夫则并不把自己放在批评家头顶上，批评家是捣乱的牛虻，但是作家也不过是一匹马而已，作家也很苦恼啊！这样对批评家的贬抑就淡化了，这样的幽默就有了一种绅士式的文雅。关键在于，他贬低自己，这在幽默术中叫作“自我调侃”。
钱锺书所批评的对象大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洋的知识分子，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他非常藐视，非常不屑，极尽挖苦之能事。就连一些在朋友过世之后，写悼念文章的，也被讽刺。在《读伊索寓言》中，他这样说：
一到冬天，蚂蚁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
接着他引柏拉图的文章，说，蟋蟀进化变成了诗人。
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这样就太酷了，太刻薄了，树敌也太多了。首先，打击面很大，把所有写悼念文章的人，开追悼会的人，杭不浪一塌刮子，一网打尽。其次，对所有悼念者的动机，一律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就连我这样作讲座的，也有一点胆寒，扪心自问，是不是借钱锺书先生的大名来混饭吃呢？这样的白问，也许有利于提高为文者的道德水准，但是，反过来看，钱锺书的幽默是不是也拒评论家于千里之外呢？
钱先生很幽默，偏偏先生对于提倡幽默的人不屑一顾幽默本来是与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在《说笑》中这样说：“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而是“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小花脸”，“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笑声）啊，你们都笑了，你们好大的胆呀！钱锺书刚刚讲了傻子的笑，瞎子的笑，小花脸的笑，你还敢笑！还觉得自己怪可爱的呢！（笑声）可是值得研究的是，他理想的笑，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他的笑是，第一，一个人独享的，其他人，是没有智商来共享的，大家一起笑，是低级的，“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第二，他的笑是“冷笑”，不是温情的、热情的，为什么“冷”？因为，他看穿了身边人的笑，是“下等”的，只是低品位的“滑稽”而已。他的笑，是一种酷酷的笑，他当年三十多岁，很帅，但不是帅哥，而是一个酷哥，高不可攀，他的幽默令人有点害怕，有时甚至可说令人毛骨悚然。总的说来，他冷然独笑，笑的是一些幽默冒牌货。
他的冷峻，令人想起鲁迅的“冷”，但是，鲁迅的“冷”，往往和其相反的“暖”结合在一起，分明的爱憎，热烈的是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除了得势的、假道学的、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如高老夫子，是可恶的以外，失势的知识分子，不但魏连殳，吕纬甫，都有可爱的可同情的一面，就是落魄如孔乙己当了小偷，也有可爱可同情的一面，鲁迅也不忽略他善良的心灵。至于阿长那样不称职的保姆，夜间睡觉，在床上摆满一个“大”字的人物，也还有可爱的一面，可歌颂的方面。
在钱锺书先生笔端，温情和温暖是很少的。
我们可以把幽默分成两类，一种是非常温和的幽默，我们叫它软幽默，互相沟通心灵的，缓解对立情绪的，相视而笑，默会于心。这种幽默是心灵的解毒剂，是情感交流的桥梁。另外一种就是硬幽默，也就是讽刺性很强的，带有明确的进攻性，或者叫作讽刺性，不是平等地交流，不是默会于心，而是众人皆醉吾独醒，居高临下，一人欣然、冷然独笑，冷眼看世俗之人傻笑和瞎笑。钱锺书显然属于后者，而梁实秋、林语堂则属于前者。
梁实秋和林语堂都有自我调侃，把自己写得很愚蠢，很弱智，很狼狈，显示平凡的、坦然的心态、二而钱锺书笔下，没有什么可爱的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几乎都是虚伪的、低能的，文化修养越高，越是绣花枕头，表面上虚张声势，内心里空虚猥琐。就是写恋爱，他也不像巴金那样投入，而是冷眼旁观的。他在《围城》中说过，拍马屁和恋爱一样是容不得第三者冷眼旁观的，而在《围城》里，他的叙述语言，他的眼光就是第三者（局外人）的眼光。他说的是恋爱故事，却没有一点热情的语言，他以第三人称叙述过，方鸿渐说话时，鼻孔里有冷气，实在是，钱锺书的叙述语言，就有冷气。他借人物的嘴，说方鸿渐的话有时很“损”，其实他的叙述语言就很“损”。他的幽默感中，隐藏着某种优越感，高傲，不急于为人理解，可又期待：“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这正是说中了《围城》命运，在新文学史上被冷落了四五十年，到了今天，才肯定了其不朽的价值。
也许，他这样有意偏颇，不过是为了把对于文学评论中，高调、套话、空话的反感说得有理趣一点，其中含着对真正的、高品位的文学评论的期盼。这就启示我们，在评论钱锺书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知灼见，如果大而化之，说些空话、套话，钱先生在天有灵，是要皱眉头，塞耳朵，要冷笑的。
三、没有爱情的恋爱
他这么居高临下，似乎看穿人世的一切面具，在他眼中，芸芸众生，都很可怜，可悲，可是他们还在笑，还自以为怪可爱的。其实，你在笑的时候，他觉得那是傻子的笑，瞎子的笑，是以幽默的笑来掩盖你没有幽默。在这样的人的眼皮底下，那么，你想想，你在恋爱的时候，他会怎么感觉呢？是不是一如幽默的笑掩盖没有幽默，你的恋爱，在他那冷然的独笑的眼中，是不是以恋爱来掩盖没有爱情呢？
这样的推理，也许有点牵强，也有点可怕，不可能很可靠。我们还是深入到他的文本中来看看庐山的真面目吧。
他写了一连串的恋爱，忙忙碌碌，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实际上是不是有真正恋爱呢？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法，先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
恋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核心母题，从五四时代开始，就与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自由恋爱是受到歌颂的。鲁迅的《伤逝》，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强烈到不要命的，但是社会压迫造成两个人的悲剧。在巴金的《家》中，觉慧和鸣凤的感情是美好的，但是高老太爷要把鸣凤嫁给一个老头子，当鸣凤和觉慧不能沟通时，鸣风就为爱情白杀了。把感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就是浪漫。郭沫若的恋爱就浪漫得不能再浪漫了，在《女神》的前言中，他宣告：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再别康桥》巾，就是对爱情的秘密的、悄悄的、偷偷的回忆都成了经典。曹禺的《雷雨》里面的繁漪、周萍、四凤和周冲等等，感情纠缠得不可开交，弄得都活不下去。茅盾的恋爱小说里面还夹杂着革命，后来产生了一个公式叫作“革命加恋爱”。
爱情是浪漫的、美好的、充满诗意的，环境是丑恶的，反抗社会环境，是美丽的。在《边城》中，为成全他人的爱情而牺牲是纯洁高尚的。就是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极丑的虎妞伪装大肚子，赖上祥子，也还有些许的浪漫。小福子，因为穷困和祥子浪漫不起来。月牙儿，浪漫不到底，是因为，社会的罪恶，把人逼得丑恶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走向悲剧结局，大都由于社会黑暗，甚至是因为与革命的冲突，到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仍然一以贯之。萧队长和安娜之间的爱情是被革命的纪律“咬伤”的。
《围城》里的恋爱，却反其道而行之：恋爱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是不重要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之时，爱情与国难关系仍然是游离的。虽然也写到了抗日战争中的长沙大火，可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对主人公的命运，仍然没有多大影响，作者只是一笔带过。这就表现出了，钱锺书先生的小说美学原则，和巴金、鲁迅、郭沫若、曹禺、老舍、茅盾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价值。如果后者的小说美学，是把恋爱的价值是与社会人生结合在一起的，恋爱的产生、发展和结局，都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恋爱的价值是要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求的。而在钱锺书这里，则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他在《围城·序》中说：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