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姜耕玉教授，是他把我介绍给东南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匆匆忙忙路过南京，第一次上台连讲稿都没有，凭着记忆讲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诗歌的艺术奥秘。出乎意料的是，受到欢迎，从那以后，每年都受到邀请。连续不断的厚爱，让我深感荣幸。东南大学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名符其实的东南学术重镇，能在这样的学府作讲座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在这里受到欢迎，更是一种赏心乐事。当然，年届七十，年年往返，不辞劳顿，也是为陆挺先生的盛情所感。这个青年人显然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极其严肃的责任感，他对讲座的选择是严格的，对各路学者口头表达效果的品评，很少世故的奉承，相反，常常是直率中带着几分天真，有时令人不禁会心而笑。当他在会上宣布，明年请我开一门选修课程时，学生的掌声，令我想起台湾诗人的诗句：掌声如群鸽飞起。他在邮件里的一句话，我一直感到很受用：“直到最近，我才明确，那就是和我们有如此渊源的专家恐怕就只有你一个。”
连续六年的讲座，可谓与时俱进，最早在浦口教室里，后来到本部吴健雄纪念馆报告厅，如今又在九龙湖新校区人文讲堂。我不但见证了东南大学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人文素质教育从规模到内涵的日新月异。讲座已经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变成了后来的著名品牌。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寒风凛烈，校内校外的爱好者，总是济济一堂。
到高等学府讲学，在我并不是稀罕的经历，但是，东南大学对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冥冥之中还是一种亲和力，那里的学生，那里的听众（包括从外部闻风而至的）素质之高，本来就令人惊叹，这几年更是蒸蒸日上，我在台上的发挥，越来越得心应手，有时竟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我要承认，我的讲话语速比较快，加上有时涉及某些前卫理论，一般水平的听众要跟上我的思路，达到和我心领神会的境界是不容易的。但是，东南大学的学子，反应之快，有时近乎禅宗顿悟的程度。每有隐含的机锋，意在言外的幽默，他们莫不心有灵犀，瞬时在我留下的逻辑空白中和我会合，时而会心而笑，时而满堂开怀。当我的笑和他们的笑融在一起，我体验到在其他大学作讲座很难享受到的幸福。
最使我感动的是，讲座六年，所讲的一切，大都忘却了，只剩下电脑里简朴的提纲。绝对使我又惊又喜的是，东南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居然把录音全部整理成文。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要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啊。当我完成了这部演讲录的文字工作的时候，不能不从心底对那些年青人表示感谢。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忽略他们的名字：
胡秀娟、游奇伟、王梦、商增涛、阎孟华、李国元、尤萌、赵丹、李福建。在他们之中，尤其是李福建，他还把文字作了初步的梳理，这就减轻了我许多负担。当然，我还对我的朋友毛翰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是他替我作了最后的校订，纠正了一些文字上的疏漏。
我衷心地告白，没有他们的辛劳，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存在。
二
把这本演讲录音修改、补充成一个可以印行的稿子，其艰巨性出乎我的想象。记录稿里，逻辑中断，语法欠妥，修辞不当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有时，情况严重到令人害羞的程度。真是有点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的讲话记录。连续六年的演讲现场，自己感觉一直是挺美的啊，反应活跃，掌声、笑声不断啊，东南大学素质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士陆挺先生也屡屡告诉我“效果奇佳”。
等我把这个原始而粗糙的录音稿整理完毕，才明白过来，口头演讲和学术论文不同，学术论文是严密的、精确的，但是，如果把它拿到会场上去抑扬顿挫地念一通，其结果肯定是砸锅，原因就是学术论文是研究的结果，没有现场感，没有交流感，它只是单向地宣示自己的思想的成果。而演讲却不是单方面的传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和听众交流。讲者和听者的关系，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在平等交流，共创的关系。不管后来记录的文字多么粗糙，只要有现场的交流互动，有共同创造的氛围，效果就非同小可。现场交流，不仅仅是有声的语言，而且包括无声的姿态、表情等等全方位的身体语言，甚至潜在的心灵暗示都会有助于强化心领神会的氛围。宣读论文是严正结论的告知，语言是现成的，而演讲则要展示过程，思考的过程，选择词语的过程，观念和表达猝然遇合的过程。过程就不是现成的，你在台上，要尽可能把初始观念、朦胧的语意，定位的犹豫和豁然开朗的喜悦和听众共享。现成观念宣示是单向静态的，而生成过程则是双向动态的，有时听众笑起来，并不完全是欣赏你的才智，而且也是意识到你的灵感，正是他们的反应所激发，你不过是迅速抓住了那电光火石瞬间，让语言及时投胎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在记录稿中，一些逻辑的断裂和语言的空白，在现场似乎并不存在。回忆起来，这些空白大都由一些心领神会、无声的姿态和眼神等非语言的成分填充到饱和的程度。西方有一种说法，在现场交流中，有声语言的作用仅仅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余都是无声的、可视而不可听的信号在起作用。如果这一点没有错，那么世上就没有绝对忠实的记录稿，损失四成以上的信息是正常现象。即使有了录像，可视形象得以保存，效果仍然不能和身临其境相比。这是因为，交流现场那种共创的氛围，那种双方心有灵犀的精彩是超越视觉和听觉的。正是因为这样，任何电视教学，都不能代替现场课堂教学。
这样，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一个理论性的思考，那就是演讲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
演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特殊规律的研究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领导、教师、经理可能多达几千万以上，在他们工作、生活中，演讲（作报告）中，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的集会上，在我们的课堂上，把演讲与写文章混为一谈的习惯势力从来没有受到挑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会议，念讲稿，眼睛不看听众，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规。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混淆了为文与演讲的最基本的界限。在西方，演讲从古希腊罗马时起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造纸技术落后于中国，演讲曾经是一门显学，就是在当代美国，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由于造纸技术的早期发展，把先秦诸子的口头游说忽略了几千年，造成了如今念讲稿的风行神州大地。对于演讲、讲座、讲课规律的轻视，造成了普遍的盲目无知。似乎演讲、讲座就是书面研究成果的传达。语音是唯一的媒介。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早在古代希腊，人家就指出了，演讲的耸动听众的资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ethos）；二是，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pathos）；三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我们流行的念讲稿，却是把人家的三轮子的车子变成了独轮车。只要有起码的实践经验，都不难体悟到光凭诉诸道理的logos在台上是如何的尴尬，只有，把讲稿放在一边，把诉诸人格的ethos和诉诸情感的pathos调动起来，才有希望形成比较热烈的交流。
念讲稿，就是见稿不见人。演讲的道理，是人的道理，最动人的论断、用语，都和人格密切相关。演讲的人格，就是现场的不断变动着的语词、表情、姿态、躯体动作等。拿着稿子念，就把眼睛挡住了。而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恰恰就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美国卡耐基演讲术，甚至要求，演说都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看到了他，你的眼睛在和他作无声的交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其间隐含的道理很值得深思。
正是因为这样，修改记录稿的任务，其实不仅仅在文字上的补充和订正，而是交流的、共创的氛围的恢复。
作为一种交流文体，演讲语言和学术语言有着巨大差异。当时我这样讲到曹操：
《三国演义》，虚构了曹操（被陈宫逮捕以后）在死亡面前面，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作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作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讲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倚赖古代语言，则可能导致现场听众毫无感觉。相反“拿汉朝的薪水”，“就不是人了”，“老天不帮忙”，“面不改色心不跳”，“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咱哥们一起远走高飞吧”，等等，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学术语言，甚至不是书面语言，而是当代日常口语。挑选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古代的事情，是因为，原本的书面语言比较文雅，难以激发现场听众的反应，而当代口语则不然，它与当代生活和心理体验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比较鲜明，比较明快，听众的经验和记忆比较容易迅速被激发。“面不改色心不跳”，“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哥们儿”，绝对是曹操当年的人士绝对讲不出来的。这里，最主要的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带着当代的话语经验进入古代历史语境。工作就分成两步，第一，先要迅速唤醒当代的感觉。第二，形成某种对于古代观念趣味性描述，在这里，不可忽略的是，语言中带着反讽的意味。再举一个例子：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