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本来是研究新诗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横空出世，在遭受长期围剿之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经典文献“三崛起”之一。但是，他好像并不像他的战友谢冕那样对于新诗艺术从一而终，不久他转向了美学和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又参与了80年代中期主体论的论战，成为批判陈涌的一员悍将。经过80年代末的风波，他可能是有点幻灭了，加上又是去德国进修，接着又去美国讲学，他在理论上沉寂了几年。熟悉他的读者发现，他的兴趣转向了幽默，很快以一个幽默散文家的面貌出现，出版了好几本幽默散文，其中《美女危险论》还成为他的代表作。在写作幽默散文的同时，他收集了大量幽默的学术资料。早些时候，他也做些通俗的、以操作性为特点的关于幽默的研究。这很快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注意，199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做了20集的《幽默漫谈》节目。此时，他的幽默研究，有他一贯的乘兴而为、随机而行的风格，然而，他很快就走向了自觉。中央电视台讲座的思路，成为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他告诉我，本书的理论核心，也就是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即兴冒出来的。他觉得这一点很宝贵。后来他写了两篇论幽默逻辑的论文，一篇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在这以前，他早就写成了这本书，但为出版商所误，几乎不了了之了。最后在1998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可怜巴巴的1500册。
这次经过作者大幅度的修改，本书增加了近10万字的篇幅，令人耳目一新。
喜剧大师、相声大师未必都是幽默理论家，并非所有从事喜剧研究、撰写幽默学术著作的学者都能在幽默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席位。幽默是文艺美学的一个分支，幽默理论同样也是一种艺术，而不单单是理论。发现它的奥秘的人必须具备多个层次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素养。
按照孙氏的幽默理论，幽默是对常规逻辑的解构和超越，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逻辑。很显然，这个理论适于缓解生活中紧张的人际关系，释放某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是一种用来排解紧张关系的缓冲剂或精神消毒剂。这就要求某种对于世俗功利和认知的超越。心灵的自由和智慧的充分发挥，是互为肌理的。因此，如果如他所说，幽默是对理性逻辑思维的心照不宣的超越，具体说来就是逻辑的“错位”（或“篡位”），那么，它恰恰又是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的驱使之下对常规思维、常规逻辑的“复位”，而不是由于神志不清、精神紊乱而造成的疯狂。所谓幽默的情感逻辑，不是在笑话背后不要逻辑，不要理性，而只是情感对常规逻辑的扭曲变异；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活动，而且是理性对于非理性的一种错位，是理性逻辑对情感逻辑的反衬。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从事幽默研究的人来说，将幽默作为文艺学（特别是喜剧美学）的一个分支来著书立说的人，没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在孙绍振的写作生涯中，自《文学创作论》之后，从他关于真善美三维“错位”和小说人物对话中的心理“错位”的研究，到后来的《论变异》，以及这一本以逻辑“错位”为理论核心的幽默专著，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一以贯之。这条线索就是有关生活与作品、情感与逻辑、心理活动与言语，以及心理活动中清醒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差异、“错位”的精湛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说，孙绍振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文学领域内各类“错位”精神现象的专家，“错位”是他的全部文学理论辐射的核心，迄今为止他的全部著述就是一个有关“错位”范畴的规模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而这在20世纪末，包括西方各家各派的文艺理论在内的万紫千红的园地里，也是独树一帜的。
听过孙绍振课的学生，或听过他演讲的人，从不曾感到过疲倦。他的演讲是幽默的，同时又是雄辩的，深入浅出，悬念跌宕，赞赏者赏心悦目，连持异议者也往往忍俊不禁。他曾多次向朋友们透露过一个心愿，他本来的职业应该是去学法律当律师。此言并非“装傻充愣”、“故作大言”的幽默法则的运用。他同时还常常在朋友中间不无自得地谈起他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刻苦阅读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他说，他得益于两本研究《资本论》辩证逻辑的学术著作。他对《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进行了一番刻苦钻研之后，终生受用不尽。孙氏学养的这一内情，是鲜为外人所知的。孙绍振老是不客气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鄙薄那些矛盾百出、连形式逻辑也半通不通的论敌。舒婷曾说，辩证法在他手里成了“玩熟的鸟”，他以幽默的谈吐和辩证的具体分析，陷论敌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在这里，我也许还应指出，孙绍振在遇到根本不是对手的对手时，有时不免恃才傲物，鄙视过甚，就是在学术论文中，也以幽默和诡辩结合形成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刘再复在20世纪80年代曾称颂孙绍振是我国与他同辈的学者中“运用辩证逻辑最为娴熟”的一位。这是有史为据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支持刘再复反击陈涌辩论的那一篇大作。说他文风雄辩且幽默，并非全然是溢美之词。在我看来，孙绍振娴于逻辑，对逻辑破绽特别敏感，用之于论争使他高谈雄辩、语惊四座，而今用之研究幽默，又使他似乎轻易地发现了幽默的错位逻辑。
孙绍振本来献身于诗歌创作，出过诗集，但不久便致力于文艺美学，后又偶然地介入幽默领域，是颇堪玩味的。仅就孙氏自身的素质而言，他天生就是一个幽默家，高谈阔论，欢声四起，正因如此，他似乎比职业的喜剧家、以幽默学为终身事业的人更能在理论上对幽默挑幽剔微。
当然，他之所以富有幽默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心胸豁达。如果没有这一条，其雄健的理性思维和错位幽默逻辑将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霍布斯曾说，幽默是“突然爆发的优越感”。他所指的应是对于世俗功利的优越感，因此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感好像翻译成超然感、距离感更好。而优越感和距离感若没有豁达的精神，没有对人对事的雅量和胸怀就不可能产生。距离感不等于优越感，但优越感必以距离感为先决条件。小而言之，对一般存在的人际关系，大而言之，对人和人性的弱点，对历史的盲区和误区，没有距离感，就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转入幽默的逻辑。绍振兄有时不免一时情感冲动，卖弄聪明而得罪人，但就我所知，虽然青少年时期备受压抑和挫折，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主义者，这也不是说孙绍振是一个善于忘怀的昏昏然者，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每每珍视对方的好处，亲情交流、友情交流，他总是铭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而把不愉快的背离，以至我们常人难以忍受的出卖、背叛、欺压一笑置之，他也总是尽其可能地寻找那些能为他人洗刷清白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情境。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的坦荡胸怀，一方面常使他心不设防，但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心灵自由，为他在逻辑解构、价值错位、心理落差等的研究赢得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想干脆挑明的是，幽默学科尽管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已经开始，中经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到了当代已成为整个文艺学科的前沿阵地。孙绍振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逻辑错位论，可算是一大发现。正如孙先生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西方经典的幽默理论，其根本局限在于用西方传统的一元逻辑去解释幽默的特殊逻辑结构，因而总是到了一定的深度就难以深入了。孙先生从他在研究文学创作所得出的真善美价值“错位”理论和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错位”的理论出发，进一步阐明了幽默逻辑结构的“错位”特点。与审美的情感逻辑一样，幽默逻辑超越了理性的一元逻辑，用这个理论已经可以诠释康德的期待——落空理论、柏格森的机械镶嵌理论、叔本华的观念与对象“不一致”（incongruity）理论；但是他还颇有野心地进一步提出，这些大师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在于观念上的某些漏洞，而且在于方法上局限于一元逻辑。强大的西方传统一元逻辑惯性使得他们只看到幽默现象中一元逻辑的中断，因而导致期待的失落，但是幽默逻辑并不终止于中断和失落，在失落之后，还有一个落实或者顿悟。这是由于幽默逻辑从一元逻辑失落之后又在另一重逻辑上回归了。也就是说，从一元逻辑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了。正是因为悄悄地滑行到第二重逻辑上去，才使得失落变成了顿悟。孙先生把这个现象归纳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称之为“二重错位逻辑”。在理性思维过程中，二元逻辑本来是可能导致混乱的，但是由于在二重逻辑的交叉点上有一个概念，不但适合于第一重的显性逻辑，而且适合于后来产生的（亦即第二重的）隐性逻辑，这样，就使得二元逻辑没有互相冲突，也没有互不相干，而是变成一种奇特的从显性的失落到隐性的落实，其隐性逻辑又在顿悟过程中转化为显性逻辑，这是一种二重错位的结构。解开这个错位结构之谜的关键，自然是其逻辑结构的从显性的中断到隐性逻辑的重新连续。但是，构成这种连续的，或者使得这种从中断到连续的过程得以自然地进行的，却在于孙氏的另一发现，那就是这个中介概念被隐秘地偷换。由此孙氏得出另一结论：隐秘地偷换概念成了幽默逻辑操作中的另一个关键。
孙氏在本书中还揭示了幽默、滑稽、讽刺之间的反比定律，诡辩、雄辩、幽默之间的互相消长的关系。在这样一本并不算太厚的书中，竟然集中了这么高密度的学术见解，实在是很难得的。由此我完全可以说，孙先生在西方经典笑的期待——落空理论和机械镶嵌理论、“不一致”理论之后，以他的逻辑“错位”论开辟了诠释幽默逻辑法则的新天地。这样一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本该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出现，但是考虑到过分学术化会影响读者接受范围，孙先生乃决定用比较通俗的文体来展示他这几年的学术成就。这从学术上来说，不免多少有一些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何尝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呢？有时，对一个问题的最简明的、通俗的阐述往往要比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需要更加深邃的才智，更加融会贯通、更加灵活的思维。不过，孙先生好像总是不能满足于通俗地叙述他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的某些章节其文风就比较学术化。我指的是曾经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本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和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其他章节，我相信，敏感的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