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效交流和有效交流
幽默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人际交流范畴。人需要交流，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于人，自古以来有许多定义。古希腊的哲人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马克思把人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的劳动者。而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能够使用象征符号是人的最大特点。其实，他对人的定义，与古希腊哲人的定义和马克思的定义并无矛盾。无毛的两足动物，指出了人的生物形态的特征；制造工具，则是这种生物赖以发展的条件；而使用象征符号或者语言，则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所必需的。人类制造工具，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所以，无毛的两足动物如果不用语言符号交流思想，生产就不能进行，更谈不上社会文明的发展。
语词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的、约定俗成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和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但事实上，人与人的交流经常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而这种意义，不仅仅来自传统，而且来自个人的经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由于一时的原因，而是长期的实践和文化经验熏陶的结果。一个人的思想，不但是在其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而且受多少世代文化传统积淀的影响。就是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我们口头上常用的“同志”这个词，意思就很多。最初是国民党把党内的仁人志士叫做同志（在党外叫做先生），后来共产党把这个词扩大到一般的群众，表示在政治立场上认同。而在英语中，翻译为“同志”的comrade却有同性恋的意思。所以，相同的语词，往往蕴含着不同意义。
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人与人交流不通，是因为属于不同阶级。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不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阶级立场，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的利益立场，出于不同利益，就有不同的语言。举一个例子：我国代表和美国人进行商务谈判，美国代表揪着中国的“盗版”不放，想给我国代表来个下马威，其开场白便显现出敌意：
“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
这是很粗野的，我国代表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
“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美国代表口中的“小偷”，概念是扩大化的，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代表都包含在内。而我国代表则针锋相对，把“强盗”的概念扩大化，把美国代表说成是强盗。
用阶级和群体利益来解释人们缺乏共同语言，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说是错，但是不够严密。因为，明明摆着就是同一个阶级，甚至同一个家庭，也往往因为难以沟通而激烈冲突，吵得一塌糊涂。于是，又有一种学说进一步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能顺利交流，是因为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所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什么要吵、要打，炸弹飞来飞去，就是因为这一伙人和另外一伙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口头、书面都不能沟通，就只能靠“拳头”了。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也一样，就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们，如巴基斯坦人自己也经常闹得血肉横飞。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体的因素，无可回避的还有人的个体因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的。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写到：“在灾难中，那些失去自己亲人和财产的人们，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无私地共享有限的生活资料，一旦情况好转，有了私有的可能，就打起来了，亲密关系就崩溃了。”
人们常常无视这种有关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的规律，常用一些非常肤浅的观念把它抹杀。什么“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些观念用交流的实践来检验，是很脆弱的。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个体的、显在和潜在的观念、经验、趣味等等绝对客观、中立的事实。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摆事实，你就摆吧，我说的事实和你说的事实就是不一样，我说你踩我一脚，而你说我先踩你一脚，怎么交流？没法交流。口头没法交流，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拳头。用了拳头以后，那就不叫交流了，那是斗争。拳头阻断了交流，到公安局去交流。公安局裁决事实如何如何，是不是双方都服气呢？不一定，还不能做最后的定案，还得拿到法院，法院可能认为事实不清，发还重来。折腾了几趟，到了法院，事实认定清楚了没有？一个法官认定了，行吗？不行，还有好几个法官，合议庭的几个法官还得表决，4比3，4票赞成，3票反对。枪毙，就枪毙了吗？不行。因为枪毙这个事情，把人脑袋上打个洞，这个玩意儿不那么有诗意。当然，伤口不大，不是有个说法吗？杀头也只有碗大一个疤。但是，头砍下来，比较可怕，砍错了，不可能再安回去。不仅仅是杀头，就是判刑，脑袋上没有疤，也不好。把人家关上好多年，平反了，可是头发白了，青春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回了。青春的感觉，人这辈子只有一回，无法补偿。所以，对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上诉到高一级的法院。高一级的法院认定，行了吧？不行，还得拿到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就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得折腾这么多层次，而且还免不了有冤假错案。有一个行业，很神气的，很好赚钱的，律师，就靠搞这个复杂的事情吃饭。而且吃得比你、我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同样一个事实，由于感情、立场、文化背景、经验、兴趣、价值观念等等的原因，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看不见，看见的又不一定都是事实。人虽然号称万物之灵，但是这个缺点却使人不太“灵”。由于这个不灵的缺点，人类才发明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乃至陆、海、空军之类。
人的心理缺陷，注定了人与人交流的麻烦。这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为了把这个基点说清楚，我们不得不举些例子。
知不知道福建漳州有个南山寺？南山寺里有一尊菩萨塑像，是很有名的古迹，据说当年塑造这个菩萨的时候，请了一个非常牛气的雕塑家。此人非常傲慢，他说：“我雕塑的菩萨，完美无缺，雕成以后，任何人挑出任何毛病，我将分文不取。”雕像完成以后，漳州的官员觉得能够省一笔钱并不是坏事，就发动漳州百姓，甚至是乡下的老太婆来看，但愿能看出一点名堂来。结果男女老少去了一大堆，居然谁也找不到毛病！其中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去看热闹，这妇女也看不出问题来，可她怀里的孩子大叫一声：“妈，我看到毛病了！”周围人都在笑，小孩子能发现什么毛病，但他的母亲挺民主，说：“那你说说看，究竟什么毛病。”孩子说：“这个菩萨的手指太粗太圆！”（我到漳州南山寺考察过，那个菩萨的手指真的太粗太圆，像香肠一样）小孩的母亲说：“何以见得是个毛病呢？你怎么不让人家菩萨的手指头长得比较肥一点呢？”但孩子说：“不，这个菩萨鼻孔太小，如果他要挖鼻孔，根本伸不进去。”我也去看过这个菩萨，果然是鼻孔太小。不过，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那菩萨的鼻孔不但太小，而且太浅，根本就没有深度。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许多大人看不到，小孩儿却看到了呢？因为人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脑袋不是照相机，对外界的信息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的：与自己的经验、兴趣、情感、爱好、价值观念一样的，就看得见，否则就视而不见。大人对挖鼻孔没什么兴趣和近期的经验，所以视而不见；小孩儿对此的兴趣却非常强烈，而且有种种的技巧，故一望而知。
与自己的意向无关的，就视而不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人性的一种缺陷，而且这还只是人性缺陷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明明不存在的事情，却又看到了。
中学课本上，有一篇《疑人偷斧》的课文，说是一个人把斧子丢了，就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留心观察邻居，结果越看越像小偷。后来呢？斧头找到了，证明人家不是小偷，便又留心观察这家邻居，结果是越看越不像小偷。这说明人性的缺点是多么严重，明明存在的，他却视而不见，明明没有的事，他又看见了，且又不是幻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谈恋爱的人，往往生活在错觉之中，明明是一个长相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偏偏觉得她美如西施。
以往，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外部有了刺激，人的心理就有了反应，其公式是S-R。后来，心理学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心理过程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绝对被动地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人并不是被动的照相机，人对外部信息，只接受那些与自己原本心理状态相一致的，接受了，就有反应，否则就没有反应。皮亚杰把这种原初状态的心理状态叫作scheme，有人把它翻译成“格局”，有人把它翻译成“图式”。外部信息只有和这个图式相通才有反应。这种反应皮亚杰把它叫做assimilation，我们把它翻译成“同化”。有了同化作用，人才对外来的刺激有反应。我在20世纪60年代到福建。福建各地区的方言多种多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吹牛说，他能听懂所有的福建方言。我当然也是。但我听闽东人、闽南人、闽西人讲普通话，明明带着不同口音，可我听起来都是一样的。福建这个地方，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福建方言在我听来如同“鸟语”，都差不多。其实，福建方言是很复杂的，有些地方离几十里地就互相听不懂了。哪怕是讲普通话，福州、莆田、泉州人腔调各异，但是我对这些区别就听而不闻。原因是不能同化。这样，从理论上来说不是很悲观了吗？一旦不能同化，就永远没有希望听懂了。但是，经过40多年的生活，我现在上课，我的学生只要一开口讲普通话，我就可以从他的口音确定他仙乡何处，连哪个县、哪个区，有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是不能同化吗？为什么又把那么微妙的语音差异同化了？因为，在我的“图式”以外的那些信息对我长时间、反复刺激，我的“图式”，尤其是那些比较边缘的部位，就开始调整了，就逐渐有反应了。慢慢地我的“图式”就逐渐扩大了。这个心理作用，皮亚杰把它叫作“调节”，英语叫作accommodation，就是容纳、留宿、适应，或者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通融。在通融的过程中，人的图式就显现出了灵活的生命。
人与人之间，就这样又有了交流的可能。但是，调节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像我这样并不是太笨的人，辨别福建各地普通话的腔调，还花了好几十年的工夫，这是因为人的心理图式有一定的开放性，相对就会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调节，难以同化。正是因为难以调节，全世界各国才都设有公安局，都设有法院，而且都设有国防部。花那么多钱养军队干吗？就是因为，各自的图式难以调节。因而，交流，包括口头的，甚至是书面的，字斟句酌，也还常常是聋子的对话，最后，就是拳头和拳头交流，枪杆子和枪杆子、导弹和导弹交流。美国人就喜欢用这种方法和阿拉伯人交流。
有人说，敌对国家之间当然难以交流，如果不是敌对，而是关系密切，情投意合的呢？比如，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好交流了。英国一所大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有一种说法：向恋人学习交流，让交流像谈恋爱一样。这可真是太浪漫了。但有时相爱的人反倒不能交流。林黛玉最爱贾宝玉，相爱至深，可是一见面就吵、就哭。越是相爱就越容易吵架。女孩子最喜欢对爱人生气。我有一个学生，女的，有一次她给我看一篇散文，说只给我一个人看。原来，她是写这几天，她突然感到专门喜欢对一个男孩子生气。她在散文中说，“我怎么变得这么爱生气了啊”。后来，她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你在恋爱了。”她先是大吃一惊，后是恍然大悟。她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你对他不讲理了，你对他任性了，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如果很一般，这个人对另外那个人就会很客气、很有礼貌，很尊重人家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求同存异的倾向，且其感情越良好，对于对方越关心，求同的倾向越强，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就会接近全面求同。如果这个人明知对方对自己也有感情，而且感情强烈，却就是不讲理，苛刻，就有点专制了。我对那个女学生说：我从你的文章里看出来，你对他专制了，喜欢看到他听话，看到他的服从，像狗一样服从，这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照理说，母亲最爱孩子了。可是你去问问那些中学生，和母亲沟通得怎么样？你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过去都是严父慈母，可现在是慈父严母了。母亲最爱孩子，但是其与孩子最难沟通。举例说，在分数问题上，分分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只有一个，太爱了，就爱得专制了，尤其关心孩子考试成绩是第几名啊，和上次比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