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宋学先指导的博士生陈卫平时，我问他们为什么称宋教授为主任。陈卫平说：“导师在1985年曾当过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学术一部的副部长，1986年院校整编，他是第一任后勤理论研究室主任，因此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称呼。”
陈卫平还告诉我说：“本来导师是可以走仕途的，但是他对后勤学术研究更感兴趣，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对学科的创建、发展贡献很大，而对名利地位看得很淡。”
宋学先的另一位研究生杨三成说：“我的老师经常对学生说，做学问的人是最受人尊敬的。”
面对人们的评价，宋学先自己谦虚地说：“我只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干这个，并不是说当官不好。人应该选择自己适合做的事，一辈子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正确的定位，敏锐的思想，快捷的思维，注定了宋学先的学术研究总是走在了前面。
就像他对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的研究一样，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他的研究都走在了前面。
早在80年代末，他就注意到了军队后勤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军队后勤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便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被人称之为联接军事与经济的桥梁和纽带。
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军队后勤与杜会生活诸方面的联系更加广泛了，对社会发展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了。因此，宋学先认为，后勤工作者必须从全社会的高度，从社会联系的角度来考察军队后勤建设。
但由于历史原因，军队后勤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非常薄弱，致使军队后勤建设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和及时的解决。
站在历史的高度，宋学先倡议并组织了一次以“军队后勤与社会”为主题的全军性的学术研讨笔会。通过这次学术笔会发动全军后勤开展起了军队后勤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活动。紧接着，他又主编了《军队后勤与社会》这部理论专著。在书中，他提出了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观点，并准确地界定了它的概念。
有实力的人总是深孚众望的。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专家们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该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后勤建设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较早提出后勤社会化的理论与对策。它坚持从实际出发，紧密地结合了中国国情和军队后勤建设的实践，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和军事后勤学相结合，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能启发我们对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实践进行新的探索和思考。
以上只是我在有限的采访中，所窥视到的宋学先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一些侧影而已。尽管我们讨厌冗长的文字叙述，可我还是想把宋学先多年来研究的成果开列出来，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在后勤学术理论这片寂寞的土地上不懈地钻研的专家的深深敬意。
他作为主笔之一的《合成军队战术后方勤务概则》出版后，由总后勤部指定为全军后勤通用教材；他组织编写的《后勤指挥手册》，由总后勤部出版，下发全军，作为后勤战备训练的工具书；在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编纂过程中，他被聘为后方勤务门类特约撰稿人和特约编审人，这部书获得了全军特等奖；而由他具体组织编辑的总后勤部司令部全套24本后勤理论丛书的出版，对于我军后勤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在繁重的科研之余，宋学先还撰写出了50多篇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一些著名期刊上发表，其中光是获奖的篇目就有：
《试论后勤基本矛盾》一文，获总后勤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高技术局部战争后勤保障方式的思考》一文，获总后勤部优秀论证报告奖；《军事后勤学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特色的后勤理论体系》以及《军事后勤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两篇论文，分别获得后勤学院二等奖；《我国后勤理论80年代新突破与90年代发展展望》和《从北约轰炸南联盟看加强未来反空袭作战后勤准备》两篇论文，分别获后勤指挥学院学术委员会一等奖……
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至于其他获奖的若干篇论文，在此就雨一一列举了。我只知道，当人们把羡慕与尊敬的目光投向这位不爱张扬的大校身上时，谁会想到他在鲜花和掌声后的艰难呢？行进路上的冷嘲与热讽，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孤独，患多种慢性病的痛苦，理论胡同里曾经有过的迷失和折磨，抛家舍乐的孑然独行，思想领域里的喟然长叹，又有几人知道呢？
我们只能说，字字看来都是血，多年辛苦不寻常！
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面对后勤如何保障“打赢”的问题，宋学先又开始了新的思考。他认为，从我国的国情和军情来看，在经济力和武器装备上赶上敌人，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
要想在未来战争中保障打赢，惟一的出路还是要依靠人民战争后勤支援。然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后勤支援，与以往相比，无论是支援内容还是支援方式，都将有根本的不同，如果平时不做好准备，战时临时动员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还有相当的差距。例如，总部对兵员动员已比较重视，但后勤动员还没有职能部门专管；预备役作战部队的建设已有相当规模，但却没有一支后勤预备役部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全民的国防意识似有淡化的趋势；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存，战时后勤动员如何实施，相应法规却没有跟上等等。对于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需求就是选题的导向。他积极向领导建议，开展国防后备力量后勤建设研究。经总部机关批准，他们与河南省军区联合召开了一次全军性的学术研讨会。几年以后，该方面的理论专著出版了，我军的后勤预备役部队成立了，理论的先导作用再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只有无私无畏，才能在布满荆棘的路上不断前进”谁都知道，学术研究必须跟踪科技的前沿，研究者只有永远站在历史的潮头，才能做一个时代勇敢的弄潮儿，不断地进行开拓和创新。
1996年12月14日，江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注重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实用性和综合性，着重研究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探索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1998年6月1日，江主席在会见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时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江主席的讲话高瞻远瞩，对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意义深远。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学术超前是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历史负责。
那么，如何站在历史与人民的高度，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预见性地找准未来战争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症结，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和解决办法？
这一直是宋学先在学术研究中非常注意的问题。
宋学先认为：“学术研究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只有坚持为国家、为人民负责，创新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如果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投领导所好，那种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硕士生杨三成说：“导师一向主张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要有自己的创新和主见，但他最反对的只是空洞的新提法、新名词，认为那些东西只是赶时髦，没有生命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陈卫平博士则认为：“宋主任是学术前沿的一名老兵，他常常对后勤研究站得高、望得远。他认准的问题敢于坚持己见，就是与领导争论也毫不让步。”
让我们选取两个例子，看一看宋学先的学术研究是如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吧。
当高技术战争还刚刚初露端倪的时候，宋学先便把目光投向了这片对于国内来说还算陌生的领域，开始注意高技术条件下的后勤保障研究。
当时，有人反对说：“我军的机械化还没实现，你研究什么高技术？”
“这不是脱离实际吗？”
宋学先说：“战争是双方的事，虽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但我们面对的潜在对手却是装备了高技术武器的现代化军队，未来的战场环境也将是高技术化的。我们的装备没有上去，并不意味着人家不用高科技的武器来攻击我们。装备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论上不思进取。”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宋学先提出的将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研究列人科研规划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宋学先没有在众多反对者面前却步，坚持将高技术战争后勤保障问题作为军事后勤学基本理论，写进了《军事后勤学》一书之中。此后，在另一本书中，他又进一步对高技术带来的后勤保障对象、内容、环境、方式等的发展变化，高技术在后勤领域的应用，以及高技术条件下我军后勤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进行了全面探讨。
宋学先因此在书中郑重地指出：战争从不怜悯弱者！战场上的较量越来越成为高技术的较量，高技术战争需要高质量的后勤保障。
事实最能说明一切。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的目光被中东这块焦灼的土地吸引住了。那变幻莫测的高技术战争及其令人炫目的后勤保障方式，震惊了世界军事界，使人们对高技术条件下军事后勤的地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一阵，几乎所有的报纸媒体，都在惊呼“高技术战争”这个名词。
人们开始回过头思索宋学先提出的理论了。在一些人向他投去真诚的敬意的时候，宋学先脸上露出的并不是欣慰的微笑，而是一个有前瞻思维的学者对民族和国家的深深忧虑。
军队搞生产经营在我军后勤历史上曾经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战争年代，它曾是我军后勤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它对于缓解军队供需矛盾，调剂和改善部队生活，解决部队建设的一些实际困难，也曾起了重要作用。曾几何时，军队的生产经营搞得热火朝天。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生产经营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请客送礼，贪污腐败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荒废，有些生产经营活动并没有实际的收益，而是国防费的转移。很多人看到了这些问题，但又不敢轻易否定它。有位院领导曾专门指示宋学先，要他在《军事后勤学》一书中设立军队生产经营一章。宋学先当即表示不同意，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还在书中写道：后勤建设必需坚持“以战斗力为标准的原则”，“平时的后勤工作，要以保障部队军事训练和战备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如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做群众工作、搞生产经营等，必须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并掌握适度的原则。”
他还在书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历史经验多次证明，军队不能经商，否则将会导致腐败和变质。”
那时生产经营在部队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今天从我们眼里看来，这几句话是非常普通的，可他在当时能够大胆地讲出来，是需要多么大勇气啊。有好心人对他说：“老宋，即使是搞学术，你还是要小心些为好。”
他回答说：“做人，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搞学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客观规律。”
1998年7月，经江泽民主席提议，党中央做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两年后，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军地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发展健康，取得了明显效果，深得党心、民心、军心。
面对同行们的敬意和祝贺，他谦虚地说：“凡是了解部队实际情况的人，都能看出这个问题来，我自己只不过是将看到的问题大胆地写了出来。”
宋学先多年来的后勤学术研究实践似乎形成了一种规律，一开始，由于他的超前意识，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往往不被人们接受，甚至招致反对和非议，但他能够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证明他是对的。关于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研究，关于国防后备力量后勤建设的研究，关于信息化战争后勤保障研究等，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当这些研究成果真正起到理论的先导作用时，所有的非议，在宋学先面前不攻自破。当时人们不接受的东西，后来却成为军队后勤建设的一种大趋势。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就看能不能及早认识它。
晌鼓不用重锤。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人们不得不对宋学先刮目相看了。
“到底是理论扎实、有创新精神的后勤专家！”有人这样评价说。
“他的确是名不虚传！”
其实，以上只不过是对宋学先后勤学术研究的管中窥豹而已。但正是这种远见和大无畏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使我们看到了平素默默无闻、不争名利、从不争功诿过的宋学先的另一面。
硕士生杨三成说：“导师治学严谨，细致，善于接触和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但并不以权威自居，不搞文人相轻。他总是能容人、纳人，生活中处处让着别人，可在学术问题上却太直，从不打马虎眼。你有新的观点可以与他辩论，他也会与你争论。只要你是对的，他便臣服。你说的不对，他便当仁不让。以至于有些人认为他不太听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