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喜的是，徐益明和于芬最终没有告别他们心爱的跳水事业。辞去国家队总教练的徐益明开始筹建起他的“国际跳水中心”，而辞去国家队副总教练的于芬，则被清华大学招聘为专职教授，执教清华大学跳水队……据有关媒体报道：徐益明和于芬的行动，正在影响着中国跳水界未来走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依托企业和大学，纷纷办起了高水平跳水俱乐部。另据权威人士称：学校办体育，在西方尤其在美国非常普遍，也是切实可行的。依托大学的科研、场地等优势，依托大学学习知识、就业出路等优势，完全可以吸收人才，办成高水平运动队……总之，痛定思痛的中国跳水界，正在朝俱乐部方向发展。有人称：如果中国跳水运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地走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跳水队就可以继续称霸世界。果真是那样，中国跳水队今天的重创，就算是交了一笔学费吧！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有过深刻教训的中国女排——从“五连冠”到“五连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过去的年代
●梦想从这里出发
●1976年调查
●艰难的历程
●隔着一层纸
●大阪不相信泪水
●人脑战胜电脑
●加官进爵岂止在疆场
●激流勇退为哪般？
●兵败汉城
●郎平回来了
●郎平找不到“郎平”
●无言的结局
无论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值得骄傲的遗产我们要亲手创造新的足自自豪的东西……
——严文井
其实，我们讲述体育，无不陷入了他人的话语权之中，因为现代体育竞技运动项目大都是西方文化的泊来品。除了武术，我们在谈论体育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远没有我们谈论四大发明时那样高亢有力。但是，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腾飞，相反，我们今天的辉煌，恰恰得益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盖因如此，当我讲述那些属于中国体育自身骄傲的东西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严文井先生的这两句诗。
严文井先生这首诗，是写给中国女排的。
的确，旧中国的排球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遗产”。虽然它进入中国的方式也和大多数体育竞技项目一样，是跟在洋枪洋炮后面虎假虎威进来的，但是中国人对这玩艺不像对乒乓球那样热衷有加，甚至也没有像对足球那样喜爱倍至。旧中国的老百姓，极少有人玩它。因为中国人的身材太矮了，打这玩艺有点儿力不从心。
直到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以后，中国人才拥有了一支相模相样的排球队。从而，也有了中国人的排球腾飞梦。
这梦想，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女排的崛起有关。
因为，在亚洲排球还处在黎明之前时，中国人对从事三大球运动信心不足。那时中国人对发展三大球的心态如同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国足球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心态一样。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不适合玩三大球……六十年代初，日本女排在有魔鬼之称的大松博文教练的带领下，一举夺得了世界冠军。日本人取得的骄人战绩，犹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中国排球界。他们恍然发现：比我们更加矮小的日本姑娘，面对高大的欧洲队员，一点儿也不怯场。她们顽强的防守和快速多变的战术，让一个个人高马大的欧洲队员那如同炮弹一样的重扣，变得毫无威力。与此同时，她们在网前组织的快速多变的战术，让笨重的欧洲人一筹莫展……面对打不死的日本女排？西方媒体无奈地称她们为——“东洋魔女”。
没办法！东方人的辉煌永远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中国人却不信这个邪！
我不知道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心存蔑视心理是不是与中国大地上刚刚结束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有关？甚或中国人觉得：今天的大和民族乃是我唐盛年代派出的五百名童男童女的后裔？他们那点儿尿水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们能做到的，俺们也一定能够做到……
然而，谨慎的周恩来没有对中国排球能够崛起盲目地乐观。他利用当时中国乒乓球在国际乒坛的影响，在加大与日本乒乓球交流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促进了中日排球的交流。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盛邀下，刚刚率领日本女排夺得1964年东京奥运会冠军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来我国担任一个月的排球教练工作。关于大松博文的“残酷”，一点儿也不亚于九十年代中国的马俊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训练中，队员们若完不成任务，大松博文张嘴就骂举手便打……看来，竞技体育场上这种非人性的东西不是老马发明的，老马只不过继承和发扬了大松博文的训练精神。
大松博文来中国后，当他拿出训练“东洋魔女”那套残酷的方式训练中国队员时，中国队员扑腾不了几下就瘫软在地上。但是，敬业的大松博文俨然不考虑自己是一位客串教练的身份，对着瘫软在地上的中国队员，他抓起一只只排球，像砸雪球似地朝着她们身上砸去。对那些完成不了训练任务的中国队员，就像对待日本队员那样，他动辄就骂就打……我不知道从大松博文嘴里发出的是怎样的脏字？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1993年的施拉普纳。那是施大爷兵败伊尔比德以后的事情。也许施大爷当时心情不好，在一次训练中他说了一句略带侮辱性的话，让彭伟国当场还以颜色……这件事，后来成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足球之夜》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主持人当时讴歌了彭伟国几句，说他为中华民族争光了。当然，施大爷的水平也没有大松博文高，倘若不是施大爷而是贝肯鲍尔如是说，中央电台视体育频道《足球之夜》的节目主持人还会这样评说吗？
似乎是题外话。
但是，在当时反日情绪空前高涨的年代，大松博文的行为不得不让我产生替古人担忧的想法。也许当时中国女排队员中也有彭伟国式的人物，对大松博文这种非人道的训练方法提出了异议，故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两次来到训练场看大松博文的训练。但是，大松博文不因为中国政府的总理在场，而看主子不打狗……大概正是大松博文的过于粗暴，在这之后，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和大松博文夫妇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听说大松教练有时打选手、有时候骂，能不能停止呢？”面对和蔼可亲的周恩来，大松博文有点不好意思。若干年以后，当大松博文回忆起那次难忘的谈话时，不无感慨地说：“周恩来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他有惊人的观察力。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到过许多总理和总统，却从没有见到过像周恩来这样关心排球事业的总理。”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还关切地问大松博文：“这样猛烈的训练，会不会对妇女的身体发生影响呢？”当他听到大松博文说没有影响时，满意地对国家体委和排球界人士说：“大松的训练符合实践论的精神，符合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要学习大松，赶超日本。教练员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周恩来总理的一席话，很快成了当时中国体育界的行动指南，即：国家体委后来提出的“三从一大”的原则。
虽然大松博文在中国只执教了中国女排一个月，但是大松式的训练方法给后来的中国女排的崛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为这一年，那个后来带领中国女排创造神话的袁伟民教练，正是一名中国男排队员。我不知道大松训练中国女排时，中国男排有没有在现场看过？但我猜想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以及大松博文的传说，一定给当时的袁伟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若干年以后的1984年，当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取得“三连冠”以后，袁伟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带队的体会时，提到过大松博文。文章的内容我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我深刻地记得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大松博文训练中国女排时好多队员出现便血现象，而他训练的中国女排没有一名队员出现便血……没办法！竞技体育有时就是以戕害年轻身体为代价。多少年以后，当我们为“铁榔头”一次次晕倒在训练上而叹息时，我们是否想到过，我们的欢呼雀跃实质上参与了戕害“铁榔头”那健康身体的帮凶？！
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发仞梦想的年代。
就在大松博文来华执教的这一年，中国排球尤其是中国男排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年，中国男排和北京男排在前苏联里加举行的国际排球邀请赛上，有上佳表现。中国男排不仅胜了世界强队波兰队，而且与世界男排冠军苏联队、民主德国队打成了“三角”，国家队和北京队分别以3∶0的相同比分战胜了日本队。
在这次国际排球邀请赛上，中国男排获得了第三名。由于中国队员的出色表现，在大赛结束后，中国的袁伟民被评为最佳二传手。若干年以后，当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问鼎世界冠军的时候，关于那一年的事情也附带被挖掘出来。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篇文章曾这样写道：站在领奖台上的袁伟民脸上没有一丝儿笑容。他不需要这只只写有他个人名字的奖杯，他需要那只刻上“中国”二字的金杯。在回旅馆的路上，伤心的袁伟民悄悄地将那只奖杯扔进了垃圾箱里，他发誓一定要捧回一只刻上“中国”二字的金杯……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袁伟民和那个时代所有运动员的梦想，随着这场运动的不断深入而彻底地破灭了……
直到1972年那个春天，被浩劫了六个年头的中国排球队，终于迎来了它新的生机。这年四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排球临时组建了男女排球队，在广州二沙头一个鲜为人知的训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征程。然而，被荒废了六年的中国排球，此时正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使中国排球尽快走出低谷，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促成了中美乒乓球队互访之后，又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排球队互访，使得与世界排坛隔绝六年之久的中国排球队有机会看到自己与世界强队的差距。
【背景资料之四十六】
“文革”使我国排球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大批有志攀登世界高峰的选手不得不离开球场。在这段时里，欧亚美各大洲的“力量派”、“高度派”、“技巧派”、“战术派”竞相争艳。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有了普遍提高，各项技战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快攻范围愈来愈大，击球点愈来愈多。战术上出现了“两快一游动”（注：两名队员扣快球时，另一名队员根据对方拦网情况进行大迂回跑动到空档处进行扣球）和网前交叉立体进攻的套路。与此同时，进攻特点也由原来专人定位发展到不定位，出现了变化莫测的网前技术……
我们看到了中国排球与世界强队的差距。这一年，中国排球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于年底，在福建漳州建成了自己的排球训练基地。但是，由于停滞了六年多的中国排球，球员结构出现了严重断层，“文革”前的排球队员最小的已越过三十岁，而后来者又没有……面对这种窘状，国家体委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1973年，受到严重干扰的中国排球和中国体育一样，开始在废墟中建构排球基石，一些省队也陆陆续续地恢复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那个后来率领中国女排创造神话的袁伟民，走进了江苏队，开始担任江苏省女排主教练。
但是，现在还不是袁伟民显山露水的时候。
因为1973年的中国排球现状，无法组建一支男女国家队。
一年以后，为了检验中国排球的整体水平，还处在“文革”中的中国排球队，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赴墨西哥参加了世界排球锦标赛……毕竟停止过六年时间，毕竟恢复排球训练才一年多时间，在这届世锦赛上，中国男女排球队分别落到第十五和第十四名。
此后的两年间，中国排球队没有征战国际赛场。
我不知道这两年中国排球是怎样渡过的，但我知道：其间，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浪潮。那时候，我还小。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浪潮是万恶的“四人帮”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此时的周恩来病倒了。我不知道中国排球在这两年没有征战国际赛场是否与周总理病重有关？但我知道这两年中国排球没有停止。因为那个后来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复出了，他没有让“四人帮”恣肆横行。在这个极端困难时期，是他，为中国体育后来的腾飞保留了种子和希望……当然，还有一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就是乒坛巨将庄则栋。此时，正是庄则栋“火”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4年以后，庄则栋时任国家体委主任。1974年以后的各项体育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是不是与此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想是！
庄则栋后来与“四人帮”打得火热，某种意义上讲，也为那个困难时期的中国体育网开了一面。至少，“四人帮”不再吵嚷国家体委内部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庄则栋对“四人帮”言听计从，虽然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但是从发展中国体育这个角度上思考，庄则栋同志的行为，有点像打进敌人内部的我地下工作者。试想，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庄则栋，在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和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的1976年5月，“四人帮”正横行着，国家体委怎么可能重新组建国家队呢？
当然，阐释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做的事情。我要说的是，1976年组建的中国女子排球队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多少有点儿沾亲带故。庄则栋毕竟是运动员出身，抓体育应该是他的本行。他知道在那个困难时期怎样抓体育，怎样才能组建一支国家队。那个年代有“问题”的人很多，一不小心，就被带上一顶帽子。活跃在排坛的一些老教练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庄则栋当然不敢启用那些政治上“不合格”的人。为了组建国家队，当时的国家体委采用了今天十分流行的选拨制。既出色又没“问题”的袁伟民，成了那个年代的宠儿，当选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
1976年6月1日，袁伟民组建了新一届中国女子排球队。
这一天，巧是国际儿童节。
儿童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儿童是人类明天共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