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4年秋天，韦冰和安亦静友好地离了婚。她再度带着孩子搬回到了汉口租界的老房子里，内心深处有一种叶落归根的宁静。韦冰给了他们母子一笔钱，这笔钱除了能够保证小孩今后接受正常的教育开支外，还可以保障他们在最近几年内衣食无忧。保姆菊花由双方共用，平时在汉口带孩子，周末过来帮韦冰收拾屋子，工资由他付给。在离婚的问题上，韦冰处处表现出来的大度和礼让令安亦静感激零涕，她相信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如今种下的苦果只能由她独自下咽。正因为如此，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她常常望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心生歹念，恨不得一掌将他打进地狱。当然，很快她就会为这个恶毒的念头陷入到自责的泥坑中。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啊。她骂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狭隘自私，骂过之后便加倍地亲近儿子。但儿子却像个呆瓜，无论她怎样亲吻、抚摩，都毫无反应。
一回到汉口，安亦静就替儿子更改了姓名，不再叫他“小矾”，而改叫他“安心”。起初，她自己也觉得拗口，保姆更是觉得不伦不类。但时日一久，大家都习惯了，连小家伙一听到“安心”二字，也会扭过头来，冲着喊他的人做鬼脸。他的一只脚才跨进了两岁的门槛，但他的身胚看上去不亚于五岁的孩童，身高一米二十，体重达三十公斤，像一头小象，走起路来地动山摇，古旧的木质楼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安亦静不明白这家伙何以能将地板踩得如此之响，自己应该比他重吧，但为什么她走路像猫一样鸦雀无声呢？后来，经过仔细地观察和分析，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质量与常人迥异，也就是说，有限的体积使他的重量高度集中了。她笑自己竟然稀里糊涂地养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若是在日本，他可以去相扑，成为国宝一级的人物。可是，在中国，在武汉，在这套年代久远的老房子里，做母亲的安亦静只能怀着恐惧的心情替儿子担心。除了担心他成为肥胖儿，智力低下外，她还担心另一件事：那个男人会找上门来吗？她不能不担心。尽管武汉这么大，而且听韦冰说戴刚也答应过离开这里，但像他这种人除非再出一次车祸，被撞死，否则是难以让人放心的。安亦静曾就此顾虑征求过韦冰的意见，他的答复干脆之极：“如果这个人胆敢再出现，破坏你的生活，你就报警！”话虽如此，安亦静仍然心中忐忑，夜里经常被同一个噩梦再三惊醒。她千叮万嘱，吩咐保姆不要把安心带上街，陌生人敲门不要打开，不要……
快两岁了，安心仍然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房子里到处都是识字卡片，保姆和母亲轮换教他，可学来学去，只学会了几个简单的元音和辅音，譬如，“啊”、“哦”、“噢”……最喜欢说的是从电视广告片里学来的一句“哇塞”——
饿了吧，想吃饭了吧？
“哇塞！”
喝牛奶吗？
“哇塞！”
上公园玩去吧？
“哇塞！”
安心，快离开那儿！
“哇塞！”
去，时候不早了，睡觉去！
“哇塞！”
……
对此，安亦静无能为力。刚搬过来的那阵子，每逢周末，她都要带儿子上附近的游乐园转悠，看见别人家的小孩手脚利索口齿伶俐，自己的儿子笨手笨脚反应迟钝，心里惭愧不已。她逢人便讨教开发小孩智力的秘诀，回到家里就如法炮制，坚持了一段时间，安心依然是“哇塞！”一个，毫无起色。值得欣慰的是，儿子身体结实，自打生下来就没见大病过。有一次，安亦静和保姆都患了流感，生怕传给了安心，但小家伙连个喷嚏也没打。这多少令安亦静在苦恼之中略感欣慰。在经历了种种病灾的折磨以后，她领悟到了最浅显却是最难达到的人生要诀：人活一世，无病无灾即为福。
冬天的武汉寒气逼人。第一场雪下过，街道上到处都是被车辆和行人践踏出来的雪泥。安亦静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巷道走着。她刚刚去了一座幼儿园，见了园长。她打算明年一开春就把安心送过来，她已经打听到这家幼儿园开有托儿班。园长带她看了托儿班的情况，一看，她就笑了起来。园长问她笑什么。她回答说她的儿子与这群孩子相比，显然是个庞然大物，若是真的来到了他们中间，只怕没有一个孩子敢和他玩呢。那你最好莫送来，免得给我们制造麻烦，园长说道。她答应回去考虑考虑。但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已经考虑好了：无论如何，必须把安心送进来。
这年春节过得非常冷清。菊花回大别山与家人团聚去了。据说韦冰已去南方度假，那里风和日丽，更有助于他调养身心。安亦静和安心相互依偎在电视机前，度过了寂寞而漫长的十余天。除夕之夜，保姆从家里打来电话给她拜年，安亦静叮嘱她尽快回来。这是儿子出生以来，她单独陪他时间最长的一次。起初，她也像慈母一样极具耐心，给儿子做各种好吃的，给他讲故事，与他捉迷藏；但几天下来，她感到腰酸背疼，嗓子眼也肿了，于是火气也随之上来了，动不动就对儿子发脾气。发过以后就后悔，然后又发。周而复始，她厌倦了自己，厌倦了这种千遍一律的生活。她怀疑自己早已用完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耐心，甚至是爱心。难道我的耐心和爱心全都随小矾埋进了土里么？她为这样的怀疑而恐惧不已，因为面对眼前的这个儿子，就意味面对未来，她不知道如何应对。
她通宵达旦地失眠，而白天无精打采。与她相反，安心天乍黑就昏昏欲睡，天擦亮就醒来。新的一天近在眼前，而安亦静多么想继续赖在昨日啊。她想多睡一会儿，但儿子就用蹬踢被子、揪拽她的头发、抚摩她的脸颊和耳垂等千奇百怪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抗议。她听见他肚子里发出呱呱的叫声，只得踉跄着起床……
她度日如年，盼春节赶快过完，但大街上欢乐的人群却总是一波又一波地涌来，使年关的气息没完没了地缭绕于空气中，角落里。
2
果然不出所料，安心上托儿所的第一天就闹出了新闻：将一个大他八个月的男孩推倒在地，尔后又将那个窝囊废塞进了床空，而且还磕破了头皮。
安亦静被叫到幼儿园。园长一口咬定：这孩子不能收，马上带回家去。安亦静求了半天，好话说尽，但对方始终不松口。后来，做母亲的哭了，说：“孩子父亲出车祸死了，只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活着不易啊。你们行行好吧，收下他，我保证今后严加管教。你们知道，这么大的孩子放在家里，一来我要上班，二来我也不放心啊……”她哭哭啼啼，为了证明自己并不袒护儿子，还当着人家的面冷不丁地抽了安心一耳光。吃过嘴巴的儿子竟然没事儿地，笑嘻嘻地哼道：“哇塞！”把在一边看热闹的阿姨们都惹笑了，她们都说这孩子好玩。最后园长答应“再试一试”，“不过，我们把他放到中班去，与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看他还敢不敢闹。”安亦静说：“行！听园长的安排，怎么都成。”
这样，安心被安排到了幼儿园中班，身边都是些五岁左右的小孩。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下他该老实了吧。的确，在来到中班的前几个星期里，安心没有打人，每天回家脸上都是被人抓破的印子。安亦静心疼得要命，但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敢去幼儿园与老师交涉，只祈求安心早点懂事不为人欺。又过了几周后，情形急转而下，熟悉了环境的安心开始胆大妄为起来。有一次，班上的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联合起来惹他，骂他是“大笨蛋！”，结果被他全部打翻在地，并在每个人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安亦静被再一次叫到了幼儿园。园长二话没说，带她去看被打的孩子，一共五个，个个鼻青脸肿，捂着肚子喊“疼”。安心被罚站在教室的门后面，一副委屈的表情。安亦静知道，儿子已经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保姆出主意让安亦静去私立幼儿园试试。“听说私立幼儿园认钱不认人，他们也许愿意收他。”菊花现在被韦冰安排在学院招待所上班，轮班休息才过来这边，再让她整天在家带孩子已不可能，而且她也不情愿。
无奈，安亦静又去找私立幼儿园，先后找了几家，最后选定了一个管理看上去比较严格、条件也较好的幼儿园。不过，距离他们家较远。办全托吧，园长说，我们这里是全封闭的，安全没问题，每周五下午有车送，每周一早上有车接。安亦静考虑了一下，办了手续。每月交纳三百八十元。稍嫌贵，但目前尚能应付。
现在好了，新的生活应该由此开始。安亦静计划去找份工作。干什么呢？当她想到要去找工作时心中一片茫然。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上班的经历，打开书本，发现大学时期学的东西已十分陌生，最关键的是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善于与人交流了。教书恐怕是不行了的，但除了当老师我还可以干什么呢？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社会的大门不知何时悄悄地对她关闭了。她拍打沙发的扶手、餐桌或床沿，感到伤感不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安亦静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她希望通过报纸了解时代的变化，不看倒好，一看便傻了眼，她不仅读不懂新闻，而且连许多词语也是闻所未闻。在她与时代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她既无力又无跨越的勇气。末了，她决定还是暂时退回来。
但这样困在家里终究不是个办法。有天晚上，她突然想起了没有完成的回忆录。翻了半天才从一只纸箱的下面找到了一个蓝色缎面的日记本。她提起笔，试着往下写，但整个思绪好象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似的，根本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她从头再来，把已经写下的几万字付之一炬，重新开头……
整个春天安亦静都趴在那张书桌前，写了撕，撕了写，无数次的开始使开始变成了结尾。是的，现在只要一提起笔来，结局就已经产生。如果说以前她希望通过回忆，通过以语言的方式把回忆定格，让命运现形，让魔鬼现身，那么现在，她再也看不见回忆有任何意义了。譬如说发生在周河大队广播室的那一幕，一回忆起来她就恶心，诉诸文字更让她觉得肮脏难忍；再譬如，那晚在卡车驾驶室内被戴刚强暴的经历，难道她还想在写作的过程中被再次强奸一遍么？如今，她太了解自己了，就像一滴水了解自己的出身，一滴泪清楚自己的来历。过去毫无意义，未来指日可待，她被现在悬挂起来，仿佛是为了示众一般。
放弃吧？
安亦静对自己说“放弃”，但在找到真正的出路之前，她欲罢不能，因此夜夜辗转反侧，日日魂不守舍。每次，保姆回来看见屋子里一片狼籍，纸屑纷飞，就劝她出门走走，散散心。然而，一下楼她就失去了方位，一上车她就买到九峰山的票。人家说这班车不到九峰山。她苦笑道：“哦？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
3
安心过两岁的生日那天，韦冰托保姆带回来了一大堆玩具。为了表示感谢，安亦静和保姆轮流教孩子说“谢谢”一词，好不容易才教会了他。看见飞机，他说谢谢；看见汽车，他说谢谢；看见冲锋枪，他说谢谢；看见蛋糕，他说谢谢……最后，安亦静拿出一张他们以前合影，指着照片上的那个男人让他说谢谢。他说谢谢。然后，她打电话给韦冰，把话筒伸到儿子的嘴边，让他说“谢谢”。他说了“谢谢”，又嗡声嗡气地补充道：
“谢谢，爸爸，谢谢！”
这是儿子第一次主动发“爸爸”这个音，可叫的却不是爸爸这个人。
安亦静欣喜之极也感伤之极。她欣喜的是儿子终于会说话了，能叫“爸爸”了，这说明他并不是哑巴，以前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根据她抚养小矾的经验，小孩一旦会叫“爸爸”，就离真正的说话为期不远了；感伤的是儿子并没有爸爸，电话里的男人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
夜里安亦静又失了眠。她打电话向韦冰道歉，说，她并没有教他那样喊，可能是在幼儿园跟别的孩子学的。韦冰说，这有什么呢，孩子是无辜的，他现在会说话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她说她高兴。然后，她问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他回答说：忙，真是没想到这么忙，早知道当院长是这样，当初不如不参加竞选呢。你呢？他反问道。她半晌没有找到回答的词语，后来叹息了一声，说道：我怕。怕什么？怕谁？他问。她说她什么都怕，谁都怕，因为她感到无所适从。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劝她鼓足勇气生活。她说：谢谢。想到儿子几小时前面对话筒时的表情，她由衷地笑了起来。
几天后，韦冰打电话让安亦静去解放路393号见一个人，姓巩，名固，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在解放路开有一个印染工作室。“他一定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工作的。”韦冰说巩固先生是他的朋友。
抱着见一见世面的心理，安亦静第二天乘车去了那里。巩先生正在里面的办公室里恭候她“大驾光临”。
“什么也莫讲了，”他说，“我晓得你现在的处境，韦冰向我介绍过了。喏，我带你去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你的工作嘛，就是坐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上，负责打点工作室的日常业务。我？我的事多着呢，还有好几家类似的门面需要我处理。对了，你的月薪暂定为一千五百元。不知你愿不愿意搞？”
巩固讲话节奏奇快，而且是地道的武汉口音，安亦静虽然自幼生长在武汉，但受家庭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她本人一向是讲普通话的，对武汉方言并不太懂。她似懂非懂地看着巩先生，问道：“什么？打点什么？”
“哦，”巩固拍了一下额角，憋着普通话腔调，说道：“我是让安小姐你在这里帮我管理业务。报酬为月薪一千五百元。”
“可我不懂管理呀，”安亦静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