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朱秀海是从“死亡”与“人性”这两个角度来切人战争、召唤理性的话，那么都梁的《亮剑》则是在战争的传奇中更加人情化、人性化地重塑英雄，重铸军魂。显然，作者的商海经历和他的英雄情结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人物的生活依据来自战场，作者的情感参照则来自商场，因为在商场上见过太多重利轻义、背信弃义的人与事，就更加怀念真情和友谊，“世无英雄而更加渴望英雄”。由于作者早年从军所埋下的英雄情结，他便在作品中以理想化、传奇化的审美原则将英雄推向极致。与以往不同的是，英雄化与人性化在这里得到了统一。于是，一个重诺轻生、侠肝义胆的将军李云龙就这样呼之欲出。在战场上，他杀伐决断，快意思仇，为了营救亲人，他不惜打乱战斗部署，一意孤行，敢做敢当。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为了坚守良知与操守、捍卫正义与尊严，宁折不弯直至凛然赴死。他的英雄乐章在隆隆炮声中轰然奏响，在虎落平川式的压抑与磨难中戛然而止，令闻者荡气回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固然不易，但在和平时期（诸如“文革”的政治高压，诸如当下的金钱腐蚀）保持英雄的人性与情操则是更难。都梁的英雄理想是属于军旅的，但又是超越军旅的，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而又指向现实，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强烈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英雄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和魅力所在。由于作家赋予了人物以更加强烈的个性，并对人物桀骜不驯的个性表达了更多人情化、人性化的尊重、理解与张扬，并始终贯彻了一种当代审美情趣和人性评价尺度，使这个老故事中的老人物因此而放射出了更加个性化、人格化的熠熠光彩。《亮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新的观念照亮旧的故事与人物的成功范例。
与《亮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如果说李云龙是人中之龙，艺高胆壮，有革命大侠之风范的话，那么，“梁大牙”则是一个从普通的乡村子弟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他也许不如李云龙那么传奇和神乎，但他却因此更真切朴实，更加平民化，更加人情化、人性化、个性化。他的性格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革命斗争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历史的天空》称作“后红色经典”。说它是“红色经典”，乃是从革命的历史题材，战斗的英雄形象、相对传统的叙述形式诸要素而言，之所以冠之以“后”，则主要考虑两点。一是作家在传统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的观念、人性的取向，把目光聚焦于战争中个体的人和历史的种种纠葛，为人物设置生与死、善与恶等两难困境，在多种历史的偶然性背后，显示出历史的必然和规律。主人公“梁大牙”——一个米店小伙计为逃避日军追杀而欲投国民党军，结果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从此走向了战争和政治。这样一个带着匪气的流氓无产者，其后却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战争中，逐步显示了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智慧，由一个不自觉的乡村好汉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最终修炼成一名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这样带有传奇性而又具有可信性的情节架构，显示出作者对于偶然因索和历史必然律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他似乎很看重偶然性的作用（如梁大牙误闯八路军根据地，以及被女战士吸引等等），但总体上还是令人隐隐觉察到那如命运般的历史必然的沉默的存在。这样灵活而务实地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二是牢牢把握人物性格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此前战争小说主人公多有一个性格变化的套路：即参加革命前个性峥嵘，棱角分明，一旦参加了队伍，提高了觉悟，便逐渐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甚至神化，形象高大了，但个性阉割了，变得扁平干巴，丧失了人物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而《历史的天空》在吸收借鉴《我是太阳》《亮剑》等作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自觉而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性格中正面与侧面、主流与支流的消涨关系，不管梁大牙的政治觉悟、身份，地位发生多大变化，他性格中那些作为“这一个”的基本元素，最具光彩和特征的部分都没有随之流失、衰减和消弭，反而愈益彰显，贯穿始终，持续焕发着新鲜热烈的光彩。而且作者善于通过精彩情节、细节传达人物性格，不仅梁大牙，包括他身边的一个人物群都比较有个性，甚至像是“一个个不同人物性格的小型展览会”（雷达语），作者把人性、情感、欲望、命运同战争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通过人物个体生命对历史的言说，完成作家生命知觉的表达，以丰满、真切的生命体验的细节和碎片，去填充和修补想象中的历史，使历史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个人都变得更加复杂、丰富和耐人寻味。
二.立足军营：寻找“台点”与“起点”
多年来，由于军旅文学在组织方式和观念形态上的特殊性，使军旅小说家在处理和平军营题材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掣肘：或受阻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惯性，或受制于当下部队生活体验的缺乏，作品往往人物性格靠色，或情节简单雷同。这种类型化的倾向常常会导致作品真实感的不足，而真实感的缺失又会使小说的现实性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军人的价值观念、职业标准、思维方式、情感表达都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怎样尽可能贴近当下部队官兵的现实生活，是军旅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着空前复杂的生活，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撞，处于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中的弄潮儿们，开始对和平时期军旅小说的主题进行不同方向的探索和不同程度的突破，而这种探索和突破的一个显著表现便是对我当年提出的“军门子弟作家”与“农民子弟作家”或日“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之“合点”的寻觅；朱苏进笔下的“将军梦”开始向现实坠落，而陈怀国作品中的农家子弟则向职业军人迈进。
至于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就更是在新旧思想交锋中寻找“合点”，获得“起点”。
从《炮群》到《醉太平》，朱苏进的写作风格由剑拔弩张、慷慨激烈一变为随意放松，娓娓而谈，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新奇。《醉太平》中的主人公不再为坚执于高远理想而牺牲现世享乐，恰恰相反，他们开始在太平盛世中沉醉，在权势或情理的驱动与诱惑下，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他们的才华因此而变质，个性也因此而扭曲。但朱苏进写来却冷静客观，入木三分而又公允持平，还常常悬置判断，对人物不作丝毫的丑化或鞭挞，更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举措的赞赏与把玩，这就使他对当下军营世态人心图的描画不但栩栩如生，而且意蕴深长。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其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使朱苏进笔下的英雄只剩下碎片，我们不禁要问：
英雄无觅的慨叹是发源于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还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抑或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来就存在缺陷？这就涉及到朱苏进的第二点变化：《炮群》之前，他一直在试图对和平环境中军人的价值做出定位与判断。而《醉太平》则不同，尽管它也通过对军人灵魂的审视而抵达了共通的人性层面，但作家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意图是要借助一个大的象征，从整体上超越军旅文学的樊篱——走出军营而直指中国的社会机制和某一部分病态文化。《醉太平》表面上“写的是军区大院里的人和事”，实际却是在指涉“一种一切大院都有的文化心态”。
如果就此而言，它或通过官场这个窗口的透视，或经由人际关系网的辐射，确实把军队大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杀伤力揭示了出来。但是以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要求，它并没有达到预设的期望值。而在我看来，与其把军队大院看成是中国大院文化的一个缩影，还不如将其视为当下中国军队生存环境的某种写真更具有现实性和警醒意义。也就是说，在以往朱苏进的笔下，英雄主义激情和品格的高扬，始终是以徘徊在天际的战争作为强大的对峙物来参照、来驱动和激发的。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对手”（譬如说换成了“大院”这样的生存环境）军人应该怎么办？在日益世俗化和物质化的今天，英雄何以成为可能？这个时候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显然，朱苏进关注的仍然是和平时期军队的自身建设与军人的自我完善。
如果说朱苏进在《醉太平》中对英雄主义冷静的审视使我们看到了当代职业军人理想的新变异，那么陈怀国对农民之子性格与心态的稔熟则使得《遍地葵花》中的农民军人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作品通过对一群农家子弟军营故事的描写，为我们展示出一部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心灵史，而且首先体现了鲜明的反思和批判色彩。作者自觉地突破农民军人自身的局限，从农民军人的爱恨纠缠中超脱出来，使小说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升华。其次，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丰满、典型、独特的农民军人形象。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作家用一个长篇的篇幅如此集中地刻画和塑造一个农民军人——尽管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还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摹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当到团长，再到犯错误，作品以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将许家忠这个貌似忠厚实则精明、胸怀大志又容易满足的复杂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由农民到军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再次，这部作品不但写得扎实饱满、准确到位，还写得从容舒展、张弛有度。作者对日常琐事精细而不累赘的描写，使我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的丰富内涵。练军歌、踢正步的过程，同时也是许家忠们人生演进的过程。一首军歌、一声口令，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从军道路上跋涉得多么沉重。可以说，陈怀国在《遍地葵花》中实现了两个超越：一是对同类题材的超越，作者自觉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使农民军人主题创作显示出了继续拓进的可能。一是对自身的超越，过去我曾谈到陈怀国的作品写得太实太满，密不透风，缺乏灵动感，但在这部作品中，一个个扎实的细节里有了形而上的思考和强烈的主观情感，这就使细节本身具有了很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张力，进而使作品实中有虚，灵动飘逸。总之，《遍地葵花》以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既对农民军人逃离土地争取美好生活的渴望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又对农民军人的根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暴露与批判，既超越了简单的英雄化取向，又纠正了非英雄化的偏颇，更对农民军人与军队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意味深长的思索与忧虑。
《醉太平》和《遍地葵花》，一个出自军门子弟之手，一个出自农民军人笔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各自对于“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之间差异的超越。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通过对“科技强军”主题的感性诠释，为我们展示出作者努力突破“农人”和“军人”的局限，进而寻找“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之间的“合点”的企图。简短捷说，这部作品可以概括为“五个一”：第一，它是一部忧患之作。通过一场摹拟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无导演大演习，作品揭示了中国军队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生存挑战，体现了作家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认识水平与表达能力，呈现出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期社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是一部本色之作，充分体现了军旅文学的本质特点，即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堪称军旅长篇小说的中锋正笔。第三，它是一部尝试之作。作者尝试做了两种融合：一是把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进行融合，打通了“以战为主”和“以和为主”两种传统的思维方式，预示出了军旅长篇小说一种新的生长点。第二种融合，即所谓寻找两类作家的“合点”：它把以朱苏进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和以阎连科、陈怀国为代表的农民军人的现实性吟唱作了一种调和。第四，它是一部塑造人物群像之作。几十个人物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员，浓淡相宜，错落有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人物群像。第五，它是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从假定性的故事框架、一波三折的情节线索和男人间的斗智斗勇中都不难看出好莱坞影片和金庸小说的良性影响。最后，因为《突出重围》的盛世危言品格，我们愿意对其艺术上的粗疏和不足报以宽容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