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冯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
——军旅长篇小说十年估衡
引言
约十五年前——二十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骤然提速，当代文学顷刻失重，而军旅文学则更陷入被我谓之“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之中，八十年代刚刚建构起来的辉煌和声威，一夜之间几乎面临消解之虞。然而，正当人们摇头慨叹风光不再、前景堪忧之际，约十年前——九十年代中期，我的视线同时遭遇了《醉太平》（朱苏进）、《穿越死亡》（朱秀海）、《孙武》（韩静霆）、《末日之门》（乔良）等四部长篇小说。经过一番“近察其态，远观其势”之后，我发现：“四部作品，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对军人价值的沉重追问，对战争与和平的崭新思考。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出现，给疲惫日久的军旅文学注入了活力，而且把新时期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它还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返，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熟，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果不其然，静夜听“涛”数年之后，到了2000年，我在《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一文中又不无兴奋地评荐了《突出重围》《亮剑》等长篇新作，最后更加坚定地指出——“总体看来，二十年的军旅文学，自八十年代末跌入低谷，到九十年代中晚期又开始攀升，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就是长篇小说的繁荣已初露端倪，就此一点而言，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尤为令人可喜的是，除了一批资深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等）已渐人佳境之外，一批新锐作家（如阎连科、柳建伟、徐贵祥等）正后来居上，其不少厚积薄发的长篇处女作（如《亮剑》《英雄无语》等）表现出了足可信赖的创作潜质。以此‘回溯’为依据再作一‘前瞻’，我们对二十世纪初军旅文学新的高潮可以期待，而长篇小说则最有可能成为这一‘高潮’到来之前最初的潮汛。”
幸而言中——进入新世纪，军旅长篇力作《音乐会》（朱秀海）、《楚河汉界》（马晓丽）、《历史的天空》《明天战争》（徐贵样）、《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战争传说》（周大新）、《我们的连队》（陈怀国、陶纯）、《惊蛰》（王玉彬、王苏红）、《新四军》（赵琪）、《一路长歌》（衣向东）、《士兵》（兰晓龙）、《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钟山）、《赌下一颗子弹》（郭继卫）等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如果再加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陈怀国的《遍地葵花》、朱秀海的《渡涛汹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黄国荣的《兵谣》以及出自军旅作家之手的非军旅题材如周大新的《第二十幕》《21大厦》，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柳建伟的《北方城郭》《英雄时代》，黄国荣的《乡谣》《街谣》，党益民的《喧嚣荒原》，王海鸰的《牵手》《中国式离婚》等等，十年时间，军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
溯流而上，如果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以八十年代中期“当代战争”（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历史战争”（如《红高粱》《灵旗》）、“和平军营”（如《射天狼》《凝眸》）“三条战线”鼎足而立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而又理直气壮地把十年来长篇小说的空前繁荣看成是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主要标志。如所周知，虽然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
当然，关于我的“第四次浪潮”判断的主要支撑，首先是有了如上所列约三十部沉甸甸的作品，它们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行列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就足以证明社会的认可；其次是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年龄多在四五十左右，正富于春秋，精气沛然，经验老道，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最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鸦片战争》《康熙王朝》（朱苏进），《大转折进军大西南》《长空铸剑》（王玉彬、王苏红），《惊涛骇浪》《突出重围》（柳建伟），《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徐贵祥），《英雄无语》（项小米），《和平年代》《新四军》《最后的骑兵》（赵琪等），《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波涛汹涌》（石钟山、朱秀海），《我们的连队》（陈怀国等），《红樱桃》《汉武大帝》（江奇涛）等大片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以它们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从“历史战争”“当下军营”“农家农歌”和“女性军旅”四个方面切入，择取若干长篇小说文本进行简要评析，以图对十年军旅（作家）长篇小说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有所把握。
一.反思战争：在直面死亡中铸造军魂
战争是军旅文学永恒的主题，它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和丰富的美学内涵，同时也蕴藏着最为特殊的生命体验和最为真实的人性内容。前十七年的战争文学虽然影响巨大，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感情、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在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解剖战争后遗症等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封闭、狭隘或单一。新时期以返，军旅作家在挖掘战争这座富矿时，大胆探索、小心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尤其近十年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在反思历史中审视战争，在直面死亡中拷问人性，在穿越死亡中铸造英雄，把当代战争文学的整体水准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要展开论证，我们应首先提到朱秀海。
如所周知，朱秀海始终是一位最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尤其执著于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从八十年代末《痴情》对“战争后遗症”的深情叩问，到九十年代中期《穿越死亡》对生存与死亡的直接追问，再到新世纪之初《音乐会》对人性与兽性的对比拷问，他成功地完成了“三级跳”，并且在战争题材领域中独步一时。迄今为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穿越死亡》是“南线”题材中的集大成之作。它完美地实现了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豪迈的理想主义激情的融合，整部作品写得绵密细致而不乏大气，从容舒缓又力道十足，读来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具体而言我们只需指出两点：第一，它建构了一个最适于支撑或容纳一部长篇容量的小全景式的故事框架。全书以一次收复失地的中型战役作为背景，生动而又细致地铺展开一幅从我军前敌指挥所到前线战斗排的立体画面。小说最具特色之处是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逆转和反弹：在最初的作战预案中毫不起眼的“六三四”高地随着战斗的发展变为决定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而原先作为预备队的弱旅二营九连三排竟鬼使神差般地成为能去攻打这个高地的唯一力量。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张力推动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完全按照战争的逻辑和规律向前发展，它波澜起伏、悬念叠出而又顺理成章、不着痕迹。从战斗预案到实施计划及至每个战术动作，作家都加以精准描述，细节的翔实可靠使奇谲莫测的故事既扣人心弦，又令人信服。小说的真实性和传奇性保证了它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一方面为作品走向成功提供了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又为展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第二，更为重要也更为突出的是，它直面“死亡”这一战争中的重大命题，并以“死亡”为镜子来洞察人物灵魂和照取人性深度，这就大大拓展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思考层面。与此前“生来就不怕死”的英雄相比，《穿越死亡》的主人公更加真实——一个只有十七岁的文弱少年上官峰—在带领九连三排困于死亡之谷的时刻，内心却充满了强烈的恐惧。作品勇敢地正视死亡带给人们必然的身心恐惧，指出“生命本能地拒绝死亡”这一简单的道理，大胆承认面对死亡时人们内心对生的渴望与珍惜。作者赋予上官峰过多关于死的冥想和形而上的思考也许有点强加于人，但作者对于死亡阴影的笼罩和沉重氛围的渲染，对于一个人恐惧心理的刻画和恐惧体验的触摸，是具体人微而且准确到位的。把这一点写足了，凡人向英雄的高度攀登的出发点才坚实可信。小说的难度更在于让这些人物符合人性和性格的规律向前发展，为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不同而又雄辩有力的行为动机和辩护理由，使他们最终都战胜了恐惧，穿越了死亡，成为了高地上的英雄，从而准确深刻地揭示了普通军人乃至懦夫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迎着炮火走向纯净与升华的心灵轨道，形象地展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堪称当代战争文学中直面死亡而又穿越死亡的先声之作。
相比较《穿越死亡》，《音乐会》又是另辟蹊径、独具只眼，它在战争的残酷中来探索人性和兽性的逆转，在人性和兽性的比照中去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真谛。作品以东北抗联十六军与日寇殊死搏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战争，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残酷惨烈的战争中人性的丰富与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宏大叙事背景的支撑，小说中颇具匠心的人物设置也使得作者的人性探索别具张力。它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将人物推向极致，使人物的弱小无助和战争的强大无情形成鲜明对比与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中，人性中撞击出来的火花就更为璀璨夺目。在《音乐会》中，一个最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的人物被推向了最惨烈的东北抗联战场：朝鲜抗日志士的遗孤、梦想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金英子，在战争中一一目睹了母亲、弟弟、丈夫和长辈、同龄伙伴的惨死以及整个十六军悲壮的覆没。这样的设置尽管过于残酷，但也正是通过特殊的人物设置和命运发展，作者才将关于战争的思考引向了全面和深入。作者站在金英子和松下浩二这两个异国少年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并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人性的普遍观照，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于国家的情感，进而使自己对战争的思索达到了人类共性的高度——这场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更是人性与兽性之战，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悲剧。作者深刻地展示了战争如何使人性扭曲以及人性到达某种极限情境后会出现怎样激烈的变异。这种对战争的定位因为少了相对性，多了些绝对意义而更加接近于战争的本质。
劫后余生的金英子在接受采访时将门窗紧闭，因为她心中有一块痛：她始终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曾吃下了狼肉甚至是人肉！回忆起在枪林弹雨中疯狂进击如同沐浴在音乐会中的快感，回忆起那些比兽性的日军有人性的狼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读者，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人类处于战争状态时兽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萎缩。这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需要对战争做出反思：人类应该对战争说“不”，永远化剑为犁，珍视和平。从《穿越死亡》写人怎样战胜恐惧到《音乐会》写战争如何将人性异化，朱秀海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所做贡献是突出的，从而也奠定了他在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