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帮会扮演着盐场工人工会的作用。盐工们仅靠个人能力来维护利益，其能量是十分有限的，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因而，盐业帮会便成为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组织。这些帮会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每当发出罢工号令便全体参加，无一退缩。某井会众罢工，其他盐井的会众即群起支援，为表示斗争意志，他们常把挫井工具悉数抬往火神庙（炎帝宫）中，以示决心，斗争不胜利，决不复工。如同治十二年（1873），富荣盐场李四友堂井口管事甘福兴随意毒打锉井工人，激起全场盐工的愤怒，由“四圣会”牵头联合东、西两场锉井工人举行总罢工，“炎帝会”和“华祝会”也号召烧盐工人和挑卤工人参加罢工，声援锉井工人的斗争，并押着甘福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坚持一月之久，全场停井歇灶，生产瘫痪。虽然井商联合官府对工人威逼利诱，但由于工人组织严密，斗志坚定，最后，他们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惩治甘福兴、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要求，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盐工帮会在斗争中的作用；1915年7月，汲卤、篾索工人在其行会组织——“巧圣会”的领导下，组织全体篾索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17年烧盐工人为增加工资发起了持续两年之久的罢工斗争；1918年初，盐工组织“十成会”在大坟堡砂锅寺集会筹划罢工斗争，遭到滇军镇压，一名工人当场被杀，24名工人抓捕后在自流井被砍头，酿成震惊川内的“砂锅寺血案”；同年10月，井帮、灶帮、笕帮为反对“公仓管理办法”，相继罢工，再起风潮，席卷全盐场；1919年，盐工们由于生计所迫，再度爆发增加工资的斗争，驻井滇军公然出兵镇压，先以烧毁盐工行会机关所在地——火神庙相威胁，盐工们奋起反抗，终被血腥镇压。
盐业帮会是调解和裁决帮会内部事务的裁判所。帮会扮演着类似宗教裁判所的角色。如自贡地区的烧盐工人是必须加入炎帝会的，不入会者，不得当上手烧盐工，并且还要被会上以“偷了菩萨的饭吃”为借口受到炎帝会的处罚，要当众在堂上挨板子。会众间发生纠纷，应由会上解决。诉诸首人时，须先缴“押席钱”二吊三百文，约合两桌酒席钱，“押席钱”先由原告出，纠纷调停解决完毕，谁输谁出钱，酒席由首人、原告和被告上庙敬神后共同享用。值得一提的是，帮会的裁判与司法作用，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三任富顺县知县的陈锡鬯，曾微服暗访炎帝宫，在看过其“打传贴”（请原被告和证人上庙，叫“打传帖”）的场面后说：“炎帝宫的规矩好。”从分析光绪十九年在炎帝宫内之告示石碑上的富顺县知县命来看，官府对会首的裁决是承认其效用，并为此发了告示，炎帝会将此告示刻成石碑立于炎帝宫内作为警喻。
盐业帮会是盐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盐场，许多政治活动的开展都要依靠盐业帮会的支持。宣统元年（1909），曹笃、熊克武利用搬运工人中的哥老会在邓井关发动一次小型的武装起义，占领自流井官盐局邓井关分局，知县熊廷权派兵镇压，起义失败。四川保路运动中，在同盟会员引导下，富顺县保普遍组织起以哥老会和团练武装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他们占领盐场，提取税款，并宣布自贡独立。1928年1月31日，在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自贡盐场全体盐业工人开始反解雇、增加工资、求温饱的大罢工。数万名盐工组成罢工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汇聚自流井，包围了商会、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和军警机关。面对强大的工潮，盐商和当局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到3月16日，工人们陆续复工，历时45天的大罢工斗争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川东临时工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彭咏梧，1947年11月由爱人江竹筠陪同，经万县来到云阳，在农坝乡成立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并在云、巫两盐场的盐工中积极开展工作，秘密发展中共党员，计划于1948年1月8日在云阳云安盐场和巫溪大宁盐场同时起义。先夺取两场税警队的枪支，提取税款，后迅速解决区、乡武装，壮大游击队伍，开辟奉（节）、大（宁）、巫（溪、山）游击根据地。但因事机不密，两地当局加强了防范，于是，彭当机立断，改为攻袭云阳商业重镇南溪和巫溪西宁乡公所，并取得重大胜利。
活动神秘
盐业帮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弥漫着宗族式、家长制的氛围，其开展的许多活动更显得神神秘秘。
帮会的成立仪式。在盐场所有帮会中，成立仪式最隆重、最神秘的莫过袍哥。袍哥的组织是从开立山堂开始，开立山堂有隆重的仪式，要拜关公的圣像、歃血拜把。早期歃血是刺破中指滴血入酒，后来多用杀雄鸡代替。所谓拜把是由“香长”将香捆束成把，共“三把半”，众人在香堂中叩拜立誓。早期开立山堂多在山林寺庙，以后则在长街闹市举行。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各个公口之间独立发展，但同一地区各个公口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会口”、“合会”，相互协调。码头还要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仁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正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样：“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入会。盐业帮会是一种松散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组织，其入会也有封建迷信色彩。如自贡盐场炎帝会入会，须经会首们共同议定，名曰“开簿”。开薄期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视情况而定，老工人去世多少，就业机会多少，才能允许入会多少。所以能登记入会很不容易。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嘉庆道光时为二吊八百文，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为法币一元。入会要有会员作保，登记生庚年月，以后每年还要交两次香钱。入了会的工人，才能当上手烧盐，而且还享有规定的劳动定顿。如火花盐，上手每人烧火圈5口，下手只能烧3口至4口，上手烧一天歇一天，下手则天天烧。
参加袍哥要由老袍哥介绍，并经红旗管事征得主事大爷同意。一般要有恩、保、引三个拜兄：恩兄一定要是当家大爷，保举、引进一般闲大爷都可以。入会者还必须视本人财力大小缴纳一定的“山价钱”（又称“码头钱”）。由于袍哥表面上是兄弟相称，故父子不能同堂。如父子同进一个堂口，则儿子只能当小幺，父死后才能得到提升。加入袍哥时讲究“身家清，己事明”。所谓身家清，是要三代人无丑事，男的不偷不抢，女的不娼不淫。所谓己事明，除了不偷不抢，还不能干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有些地方很严格，三代祖宗干过下贱职业的都不能当袍哥。所谓下贱职业，包括推车、抬轿、当吹鼓手、剃头匠、擦背、修脚、衙门差人、娼、优、戏、卒等等。袍哥组织认为降清残汉者、待诏即理发匠（因为曾助清剃发）、裁缝（因为曾改做旗装）不能加入袍哥，还有操下等职业的娼妓、巫婆神汉、烧水烟、修足匠、擦背、艺人等，也不能参加袍哥。另外，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在清末，这些禁区被突破，除了旦角演员（男艺人演女角）之外，不再严格限制。袍哥原来无女性参加，清末开始有女袍哥，还有女舵把子（舵把子即龙头大爷，为一个公口中的最高首领）。清末民初，还有少许外籍人士与基督教徒参加。如希腊人巴巴达，先在奉节参加袍哥，回重庆后，他又经重庆仁字旗大爷邱绍芝的提拔出山当大爷，从事商贸、餐饮、电影业，是全川著名的洋袍哥。
组织管理。自贡盐场的炎帝会是烧盐工人的行帮组织。其会设总首6人，任期3年。襄首10人，任期一年。总首分为三担（班），每担2人，一担管财经，二担对外和诉讼，三担管庙宇。襄首分5担，一担支客应酬，二担帮账，三担买办，四担管厨，五担杂务。所有司务均保义职，请短班子临时工的钱也由自己出。当过襄首的，可当总首，当总首则只能一任。更换首事，须由原任提出，经大家赞同方可。当选后，原任就是保人，凡舞弊挪用之损，均照数赔偿。这些规矩都出自邓秀才之手，并在近两百年前，铸刻于木板。
袍哥组织以堂为单位。各堂的尊卑以仁、义、礼、智、信、威、德、福、志、宣等十个旗号相区别，“仁”字旗最尊贵，“义”字旗就要差一些，以下类推。不过常见的堂口只有仁、义、礼三堂。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为十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外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喻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是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是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模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公”和“社”，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因此就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刚入会的袍哥，都只能当十排，过了一定时间，出了一定的力，与拜兄跑得有路的，就得到提升，由九向八、六排升级，一般六排可以提升闲五，至于正五，那要舵把子信得过的人才行。
帮规。自贡盐场炎帝会的会规也严，不准有偷盗行为，犯者开除出会，知情不报同罪。不准赌钱。不准吸鸦片，以及不准酗酒、打架、吵骂等，犯者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凡开除者，不准更名入会，处罚者或罚若干本演戏钱，或罚若干对神灯灯油钱，拒罚者则绑于戏楼下柱头上，不缴清罚款不放。会员间如有纠纷请会上处理，先由原告交“押席金”若干，请有关会首、证人连同原被告入席，接受原告请求后，就用红纸请帖，请原被告和证人上庙，叫“打传帖”。谈判时，先敬神，接着会首将木板上有关纠纷的文字宣读一番，继而先原告后被告质面辩理，不准干扰撒野，违者罚40斤菜油钱，证人乱说作伪同样受罚。最后“宰止”，败方付所有费用，并按会规条予以处罚。虽会规甚严，会员的人身自由亦受限制，但有利于当时官府的管理，所以得到曾三任富顺知县陈锡鬯的首肯，认为“规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