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深重的盐工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展现了他们团结的力量。如：1917年，烧盐工人为增加工资，坚持了两年的罢工斗争。1928年1月31日，自贡盐场全体盐业工人开始的反解雇、增加工资、求温饱的大罢工，参加人数达数万人。他们不受利诱，不怕镇压，团结一致，不获胜利决不复工。面对强大的工潮，盐商和当局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历时45天的大罢工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盐工们更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努力生产，保障了大后方的大量用盐，也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有力支援了抗战。1942年，《新华日报》发出“献机运动”号召，动员社会各界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战。自贡盐工纷纷解囊捐款，所捐款项购买了《盐工号》、《盐船号》两架飞机。同时，盐工们还在全市征集出征壮丁优待金时，不顾自身面临繁重负担、生活窘迫，又捐款400多万元。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亲临自贡盐场，倡导“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仅三天，自贡盐工献出了一个月的米贴，即达50余万元，约占全市献金200万元的四分之一。1944年6月下旬，在冯玉祥倡导的第二次“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自贡盐工累计又捐献1040万元。冯将军说：“盐工们在此非常时期，所负之责尤重，然值此次献金运动，令人感奋！”
$神秘的盐业帮会
随着盐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盐业队伍不断扩大，盐业分工日趋细密，盐场的社会群体力量逐步形成。到光绪年间，一家盐商就可雇用数千工人，有井口管事、使牛匠、牛牌子、拭篾匠、勾水匠、土木石工、杂工、学徒、山匠、翻水匠、坐皇桶、坐码头、白水匠、马夫、灶头、烧盐匠、桶子匠、打锅匠、车水匠、抬盐匠、伙房等工种。那时，仅自贡盐场直接和间接从事盐业的人数就达到三四十万人。在这里从事各种生计的诸色人种，基于他们不同的籍贯、社会地位、经济势力、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逐步以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利害相关、利益相同的社会圈。这种社会圈子也就是在盐场发展史上颇具特色而又十分复杂、力量强大不可小视的行帮组织。我们将这些与盐业有关的帮会统称为盐业帮会。其中称“帮”者，一般以所属地域、职业来划分；称“行帮”者，绝对是以所从事行业来称谓；称“会”者一般以各自行业的崇拜神而得名，与会众的信仰有关；帮会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笼罩着盐场这块土地，各种斗争中都渗透着行帮势力的充分表演。对盐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影响着一个盐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规范着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和行为习惯，甚至左右着盐业的发展。
种类繁多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无专业的盐工，更没有盐业帮会。当时的井盐生产，多以农民在耕作的同时进行凿井煎盐。清代才有了盐商和盐工的区别，将业盐者（盐商）称灶户、井户、笕户，将雇佣的盐工称灶丁。所谓灶户、井户、笕户实际上是按井、灶、笕、号的生产大分工对盐商的进一步划分，即：井户（帮）主要经营盐井开凿，灶户（帮）主要经营制盐，笕户（帮）主要经营卤水运输，而号主要经营盐业运销，银钱帮主要经营钱庄，竹木油麻帮主要为盐业生产提供竹木、油麻。盐工则按工种划分为：山匠帮（主要负责锉井）、机车帮、车水帮、山笕帮（架设维修输送卤水的笕管）、烧盐帮、牛牌帮（管理盐场的牛）、转盐帮、捆盐帮、装盐帮、杠运帮等十大帮。对此，清代人李榕在其所撰《自流井》有所记述：“担水之夫约有万，其力最强，担可三百觔。往复运送。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如此庞大的人群，如此众多的行业，在盐场自然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为减少本行业的竞争，维护自己的利益，及时了解行情、交流信息，加强行业内部管理和自律，解决行业内部纠纷，大家便纷纷建起自己的行帮组织。
自贡盐场较早成立的行会是烧盐工人组织的“炎帝会”。自流井的盐业，经过清代初期的恢复，到嘉庆（1796）年后，已渐趋繁荣。井灶经营由一家一户转向工场手工业，烧盐工人与日俱增，形成一支较大的队伍。他们中多数来自江津、南川等地。身居异地，为了联系互助，在嘉庆初年，江津帮的烧盐工人便自发的组织了以筹集资金，相互帮扶为主要目的的“堆金会”，会员可从“堆金会”中借钱，但利息较高，如借一吊钱分六个月还，每月连本息还两百文，过期者罚款。该会在积了百多吊钱后，便在半边街同发井修了一座小土地庙，并改名为“土地会”，工人歇班后在此集会。由于烧盐工人崇拜火神，于是又把“土地会”改为“火神会”，最后在道光十二年（1842）定名为“炎帝会”。这个名称是具有自贡特色，因为除自贡外，没有把火神会改为炎帝会的。这一改动出自一个穷秀才邓可玉。邓秀才初在火神会帮忙写宇，有时也为会首出点主意。他认为火神会无出处，是民间的信奉，应改为炎帝会，炎帝为神农帝，炎就是大火，那才是正宗火神。标榜炎帝，不仅使官府易于承认，而且抬高了火神会的身价。他的建议得到会首和工人的支持。于是改“火神会”为炎帝会，并动用会金兴建“炎帝宫”一座。
比“炎帝会”稍后的，有挑水工人的“华祝会”和凿井工人的“四圣会”，以及篾索工人的“巧圣会”，山匠工的“普贤会”，机车工的盂兰会，打铁工的老君会，箍笕工的鲁班会，盐运橹船帮的“王爷会”，架设天车、设碓架等的木匠们成立“鲁班会”，挑抬工的“三皇会”。使用水牛的推水户、用黄牛作为运输工具的驮户以及生产牛角骨制品的“车车铺”，虽然他们都成立“牛王会”，但为不同的帮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1941年底时，加入盐业工会的有41帮，几乎每一个行帮都有自己的行会。
四川各大盐场也大致如此，如渝东的云安盐场也有多达50余个的帮会：铸魂社、抗建社、胜利社、云青社、民生社、云友社、建国社、兴中社、铁血社、忠勇社、云汉社、治平社、结义社、精诚社、辅仁社、云诚社、协同社、复兴社、西云社、忠孝社、成仁社、民德学社、结义同志社、群工联谊社等。以及箩筐帮、上坡帮、桡夫帮、石木帮、扁背帮等。还有友谊会、姊妹会、孝悌会、兰谱合会、自治学会等。渝东巫溪盐场则有王爷会、财神会、药王会、老君会、漆宝会、圣人会、鲁班会、张爷会、轩辕会、牛王会、罗祖会、萧曹会等。渝东忠县盐场，除有与巫溪盐场相同名称的十三种行会外，还有百花会、玄女会、雷祖会、火神会、詹王会、孙祖会等。这些帮会有会址、会首，定期集会。在自贡盐场人数最多、影响大的为炎帝会、华祝会、四圣会。民国二十九年，盐业帮会取消，成立自流井盐场盐业工会。
除直接从事盐业的各工种有自己的帮会外，在盐场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行业也成立了自己的帮会。如：以看病卖药为生的人集金修建了“药王庙”（又叫老君庙），成立了药王会；屠宰行业筹资兴建“桓侯宫”，成立了张爷会。
与此同时，盐业帮会中还有大量具有同乡性质的盐业帮会。本地盐商以家族组成氏族势力，外籍人士则以同乡会的形式组成帮派。其宗旨是：维护同乡人利益、帮助谋求职业或提供住地、抗拒灾害和抵御外侮。如渝东云阳的江西帮、福建帮、陕西帮、湖北帮、黄州帮、忠州帮、粤帮、湘帮，以及岳常澧帮、衡永保帮等；巫溪的江西帮、黄州帮、粤帮、川帮、蒲圻帮等；富荣盐场的陕西帮、山西帮、福建帮、广东帮、两湖帮、江西帮、贵州帮、江津帮、苏州帮等。川盐的两次济楚，使四川盐业迅速发展，川省井盐丰富的资源，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来自陕西、山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或经营井盐产、运、销，或从事井盐生产辅助材料和燃料如：竹、木、油、麻、煤的供应，或开设钱庄票号，乃至经营典当业等。其中，“陕人资本厚，精心计”，他们在自流井设盐号就达119家以上，山西人多从事信贷业、煤炭营运业、开设钱庄。来自贵州、福建的移民多从事技术工作，当时有“凿井匠作皆黔省人”之说。这些外埠人士为了畅述友谊，款叙乡情，加强同乡的联系与帮扶，及时了解行情、交流信息，维护自己的利益，解决内部纠纷，出现了具有同乡性质的盐业帮会，并纷纷自发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和固定的活动场所——“会馆”。如渝东云阳的天上宫、南华宫、长沙庙、陕西馆、湖北馆、岳常澧馆、衡永保馆等，在云安古镇（方圆不足两平方千米）上共有宫、庙、馆、堂50余座（其中宫、庙30余座，盐商祠堂10余座，同乡会馆10余座）。在四川众多同乡会馆中，自贡的西秦会馆可算佼佼者。在自贡的陕籍商人在发迹起家后，为炫耀郡邑，款叙乡情，于乾隆元年（1736）合资修建西秦会馆（陕西庙），历时十六载，共占地3451平方米，耗银5万余两。西秦会馆问世后，客居自流井的各地盐商竞相效尤，广东人建南华宫，贵州人修霁云宫（为“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老家祈求艳阳高照之意），福建人建天后宫（为纪念沿海渔民敬慕的保护神天后“妈祖”而得名）。湖北、湖南人则修建了禹王宫（因两湖分处长江南、北岸，长江每发大水，他们必受其害，所以他贡奉以疏通水利造福于民的大禹王为其保护神，故会馆取名“禹王宫”）。
另外，盐场还有一个跨越行会与工商界的社会组织“哥老会”，也就是“袍哥”。近代以来的自贡盐业市场中，袍哥是参与其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盐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的资本市场而得以形成和运行的。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地区的俗称，取《诗经》“与子同袍”之意，表示兄弟情谊，又称“汉留(汉流)”，以示汉人的反清宗旨，具有一定反清秘密会社性质。清末至民国时期，袍哥在四川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以袍哥为主的四川同志军参加了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的袍哥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只要你加入了哥老会就算走运，人人都想当袍哥，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并由秘密会社组织逐渐成为公开的、广泛分布的基层社会组织。
袍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五种有高低之分的等级，即“仁、义、礼、智、信”五个辈分。参加仁字号袍哥组织者以地方士绅为主，义字号以商贾为主，礼字号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号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号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即流民阶层，所以智和信字号的袍哥组织很少，绝大多数袍哥都是仁、义、礼字号的。袍哥势众人杂，其他各种行会、帮会的会众都可参加袍哥，有的甚至是集体参加。帮、会之间也相互混杂，彼此渗透。比如陕西庙的会首常让侯，就曾是从善会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袍哥孝义会会首陈泽龙既是自贡地方法院法警队长又是王爷会会首。
自贡地区出现袍哥组织是在清代咸丰（1851）和同治年间，这时由于川盐济楚，自贡的盐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盐业工人数量激增，由下河(对川东重庆一带的俗称)来了一个袍哥名叫涂昆山，在自贡开设开西北堂码头，吸收军政商界人士，组织了仁字从善会。光绪二十年（1894），从善会大管事王竹溪在自流井地区大坟堡邻近另立仁字号码头，称为“集贤会”。贡井的仁字联合起来组成了“同仁社”，舵把子是黄象权，下面划分为四个公段共计24个码头，有会员7000多人。后来，贡井还有义字旗、礼字旗组织，分别称孝义会、礼义公。抗战开始后，智字旗、信字旗随盐场日趋发展，人口增多，也创立袍哥组织，一名智全会，一名信远社。这时，袍哥的五杆旗全部建齐，各自独立。仁字旗从善会人多势众，拥有会员1万人以上，总会设在张爷庙，下有81个分会。民国二十八年省政府批准自贡仁字袍哥从善会为合法团体，并改称为从善福利会。总会设在自流井湖广庙坎下，另在八店街福华荣旅馆设接待处。内设总务、事业、社交、经济、四个部，如此巨大的袍哥组织覆盖在自贡盐业市场上是不多见的，它对整个市场的经济资本转换起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袍哥组织自行解散。
势力强大
如上所述，盐业帮会几乎覆盖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群，而且还有跨行业的帮会。当时加入各种帮会组织的人占盐工总数的70%至80%。因此，盐业帮会成为活跃在盐场的一股强大力量，对当时社会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盐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盐业帮会成为盐场许多行业的控制、垄断者。如王爷会把持着盐运水路，篾索业则由袍哥所控制，山陕帮、下江人控制着信贷金融业。若有它帮别派想染指其间，必然遭到他们的协力抵制、排挤，以保持其自身的高额垄断利润。而跨行业的袍哥更是一个强势的帮会，即使是地方“公事人”判案诉讼时，对“行家”（即袍哥）要抬三分，而对“空子”（即非袍哥）要压三分，所以许多人出于对袍哥势力的畏惧也要参加袍哥。盐商和盐工中很多人同时也是袍哥。袍哥不仅成为乡镇实际上的权威，起到第二政府的作用，而且也控制着盐业的许多领域，袍哥组织向盐商和盐工收取各种规费来维持运作，如果有不服从者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威胁。如：自流井的王爷会，是釜溪河运盐橹船的行会组织。民国十五年(1926)，袍哥组织“孝义会”的舵把子(首领)、自贡地方法院的法警队长陈泽龙，看见橹船每运盐一载，王爷会就可以抽收香钱一次，于是千方百计挤进了橹船公会，充当会首，接着又用很低的价格接顶橹船。一般船户实行挨次轮运，来维持业务的平衡，但陈泽龙的橹船却有优先承运的特权，每年轮载次数在八次以上。而其他一般船户一年也难得轮到一次，只有被迫把船转让给他，许多真正以此为业的船户，因此而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