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盐商宅院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式庭院，西式洋房，中西合璧式。其中，中式庭院（数量最多），即中式大瓦房，占地广袤，讲究几进几重，且有广阔厅堂，高悬各种匾对，有花园、戏楼等。以自贡四大盐商之一的颜桂馨堂为例，此住宅位于三多寨中部，依地形建成四重，层层拾级而上，纵深数十丈，左右对称，宽约十余丈，大门外有坪，坪前辟池塘，植荷花垂柳，塘外是南北行人大路，进大门有大片阔地，左右各植丹桂一株，有三人合抱直径，高数丈，盘成五层伞形，取“桂子滚馨”之意，因名桂馨堂。第二重，当中为三厅堂，左右小巧书房，专司接待显贵宾客，出三厅堂再拾级进入二厅堂，此厅长与屋齐，可同时摆席数十桌，为红白喜事宴男客之处，再过坪登级到堂屋（供祖先处）。四重房屋大门均在一条直线上。第一进是私塾和佣杂人住房以区别于内室。从第二进起才是主人住宅，又由若干小四合院组成，院院相通而又各成院落，每院均有天井，一律种植山茶花。第二类西式洋房，建于稍后的清末民初。如李敬善堂（寨人称屋基坝洋房子），此屋系李振亨之孙子李敬才所建，选址在风景优美的北寨墙边“肖岩滴翠”之上，是一幢三层西式洋楼，室外花园如锦，室内布置似绣。二楼栏杆用三十块青石拼成上刻“二十四孝”浮雕，石柱和石梯两侧石壁均镌有人物花鸟，走道望板塑有飞鸟龙鱼，毕极华丽，当刘湘初任四川善后督办，曾亲临此宅拜访主人，刘湘登上梯边，就神色惊讶，顾左右而言曰：“李敬才此宅，何以如此壮丽？”李敬才家还藏有一堂瓷屏，系八宝烧成，蓝底彩绘，每张绘画三图皆珍禽异兽形态各异，此物乃火烧圆明园时，太监趁火盗出之物，李敬才重金购得。第三类中西合璧式，时间则更晚些，三多寨屋基早占完，无地建新房只有在旧屋边建起西式楼房，连中西建筑于一体。如李汉章的“裕富堂”是中西结合大厦，占地4000平方米。有豪华客厅，幽静书院，精巧的亭台楼阁，内有5个天井，别具一格的花园，园内建有防空洞，洞前池塘两口。
行。自贡盐商李陶淑堂第一位总理，三多寨第一任寨长——李春霖（又名李馨恬），他在自流井、贡井走动，或回寨时，人役轿夫前簇后拥，先有跟班骑马前行，本人未到寨，消息已先传遍。若逢赶场，轿子才到寨脚，前面有人喊道：“李大人回寨了！”只见遍街赶场人急忙揭下头上所缠布帕，向街两边躲开。于是轿子便一冲上坡，径入寨中。每回寨一次，寨人即作龙门阵摆，说此回与上回哪里不一云云。再看李四友堂掌门李星桥参加王三畏堂第三届总理王达之葬礼时的情景，当时李星桥已捐贵州即补道，前驱官衔牌10余对，次为伞盖仪仗，李星桥戴蓝顶花翎、着白狐肷大褂坐绿呢四人大轿殿后，后随俊仆四人，衣锦衣乘高马，至大厅下轿。
娱。盐商们既有钱，也有闲，他们会变着花样地娱乐。看戏可能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据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爷庙落成时的“踩台戏”，是当时轰动自流井一带的最热闹的一次演出，盐商聘来“凤仪班”、“富春班”合演川剧，名演员有唐金莲(旦)、刘三凤(旦)、叶素仙(旦)、游泽芳(旦)、黄炳南(生)、罗崇江(净)等，鼓师有段焕廷、彭华廷等，演出了《灵官镇台》、《天官赐福》、《群仙会》、《仙姬送子》等戏。爆竹声声，紧锣密鼓，唱腔入云，人山人海。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处处谈戏。盐商中的川剧“玩友”甚多，某些盐商还自修戏楼，自办戏班，自当演员。如王三畏堂幺房王星垣就自玩一个川戏班子，名曰“文娱班”。置有许多精美、华贵的服装、道具，著名的旦角演员王三红也加入其中，演出频繁，不演戏时，戏班住在高山井附近的一座大房子内，人谓此房为“公堂”（唱川戏的后台）。同时，王三畏堂还有“富春班”等有名的戏班子。除此之外，盐商们还喜欢在茶楼喝茶，在饭馆喝酒吃饭，甚至抽大烟、嫖女人、赌钱等。自贡大盐商后代、著名作家王余杞在《自流井》中写道：“井主们出入于他们的井灶，奔走于军阀权门，垄断当地公事，镇日家吃喝嫖赌。坐在茶馆里说女人。”在《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也提到在三多寨（自贡盐商最大集居区）种大烟的事，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不择手段敛财，允许农民种烟，以窝定税，大开膏店，大抽灯捐。使三多寨弹丸之地，遍地烟馆，到处赌博，成为烟赌特区。《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的作者王群华也讲到她小时在外公家等夜宵的事，那些夜宵是为打麻将的大人们准备的，小孩为吃到这些夜宵，坐在门槛上等得直打瞌睡也舍不得离去。从侧面说明，打麻将也是盐商们的一大消遣方式。
婚嫁。1940年王三畏堂幺房的三儿子王世桢娶妻，他娶的是李陶淑堂（自流井一大盐商家族）思永堂十三房李绍常的七女李学坚。《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这样写道：婚嫁队伍恐怕有一里多长！李陶淑堂的嫁妆有128台箱、48床铺盖、铜锅铁器、鸡笼酒担，还有两个化了妆的鹅儿；有几十个持枪、骑马的三多寨寨丁押礼，并负责通信联络事宜，真是排场非凡、轰动一时；婚宴摆了500多桌流水席；叫花子都来放鞭炮祝贺，叫花子也得大洋、吃饭。
丧葬。王三畏堂第三届总理、王朗云的堂弟王达之死后，丧葬仪式之隆重，用费之多，不逊于显宦。停柩在堂期中，头门外悬铜锣一面，男宾至一声、女宾至二声，闻声男女知客者下阶招待。二门设鼓乐，奏大乐迎宾，小乐跪拜。雇请妇女之善哭者，穿孝服掩面号泣于帏中。亲友来吊者辄留饭，饭必筵席，各席海参，随从轿班依次递减，孝家奉送孝衣、孝帕，僧侣诵经荐亡，焚化纸人、纸马、金银、宫室、衣履诸冥物络绎不绝。孝堂守夜由四五十人轮流，打麻将、吸鸦片烟、饮醇酒、唱围鼓以消永夜。祭奠之日，军、政、绅、商、学各界俱齐，皆头裹白巾、身着白衣，随从、轿班有巾无衣，罗笠农为题主，供以烧烤（全仔猪）席，孝家敬送纹银千两，袍挂衣料，珍贵药品礼物甚丰。来客中宦绅坐花厅，享受鱼翅席，商学坐大厅，享受海参席，贫民乞丐执香烛来吊，送以白巾裹头，凭此在附近的财神庙内席地蹲于所摆之砖上而饮，吃九大碗，吃后以孝帕出卖他人裹头又去，轮番饮食，自晨至夜依次摆席不辍，数各以百计。出殡之日，步行执绋者行列长达数里，柩后乘肩舆而送，望不能尽，丧费共达5万余两。
热衷捐官
“捐官”，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此后到西汉时，则形成制度，以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清朝此风最盛。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如：买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但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乾隆时期规定白米20石可捐县丞1个，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达到了22万，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竟有20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
我国古代自春秋战国始，便将人分四等，业有四种，即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入仕即做官，当然士排一等。那时靠种田吃饭，所以重农轻商，商排在最后。结果，商人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清代四川盐商成了巨富之后，无论是出于爱慕虚荣，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权势，他们都热衷于捐官，一时捐官成风，一个家族捐官动辄花银数万或数十万两之多。尤其在他们尝到捐官的甜头后，更是变本加厉。
深陷官司的富荣盐场首富王朗云，通过捐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大家争相效仿的榜样。同治二年（1863），清廷为筹备军费，在自流井设立水厘局，从重征收盐税。规定井户每推汲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这样卤水未成盐已交水厘，灶未售盐已先有定课，运盐出售又有税款厘金，对集井、灶、号于一身的大盐商的利益损害最大。因此，水厘一事遭到盐商们的强烈反对。王朗云尤为坚决，他联合李、胡、颜等盐业大户，唆使人捣毁水厘局，因此被富顺县知县传案审问。在审问中，王朗云以为自己有钱有势，故态度傲慢，语多不逊，扬言要上告。知县说：“你晓得官官相护否？”王朗云答：“我只晓得钱可通神。”知县盛怒之下，将王朗云投入监狱，声言将呈报上宪，严加惩办。恰逢这年顺天、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大闹灾荒，王捐资七万金助赈，清廷闻奏，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朝旨既下，知县慌神，只得于监房搭天桥于狱墙之上，任王朗云戴红顶花翎，高视阔步而出，水厘局也被迫解散。一向信奉“钱可通神”的王朗云在尝到“权可增势”的甜头后，要后辈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分别为其侄王达之、王惠堂及其孙王星垣捐候补道，王星垣更为兵备道加兵部车马行走衔。
其他大盐商家族也竞相效尤，李四友堂兄弟子侄人人捐官，捐同知要几千两，捐道台得几万两，“四友堂”花在捐官上的银子多达数十万两。连该堂在贵州“协兴隆”号上的掌柜杨渊麟，也用号银十万两捐了道台。颜昌英有子六人，“长怀德，诰授通奉大夫运同衔候选两浙盐运司运副；次执礼，三怀一，贻封荣禄大夫候选光禄寺署正；四怀惺，诰授荣禄大夫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员；五怀恩，花翎候补督标中营都司；六怀清，廪生，以功保至四品衔郎中”。“胡慎怡堂”更不惜巨资捐官。借姻亲赵熙之力，胡汝修捐得分部郎中，赏戴花翎二品衔；胡树良捐了盐提举，赏戴花翎，其子侄辈也纷纷捐得内部主事、内阁中书科中书员外朗、农工商部主事、大理院推事等官职。大盐商不仅自己捐官，而且替父母、妻妾捐封。“吴景让堂”的吴鼎臣代其亡父吴金三捐授四品衔中宪大夫，嫡母、庶母皆称恭人；吴鼎臣、吴子春分别捐得五品同知，妻称“宜人”。跻身官场的大盐商，弹冠相庆，俨然仕宦世家。
新式盐商世家也希望用官来撑门面，在获巨额财富后，也想混个一官半职。如，贡井盐商余述怀，他就对子侄诸人无一官半职耿耿于怀。乃乘国民党召开“国大”之机，支持其子余厚钦参加威远国大代表竞选活动，设竞选办事处于威远南街集贤旅馆，由余伯钦负责，用重金贿取国民党威远县党部书记长周利群的支持，又收买各乡镇长、袍哥大爷四处呼应，终于如愿以偿。余述怀因此盛赞厚钦为“吾家千里驹”。
鼓励求学
四川盐商在致富后，最急迫的就是要提升自己家族的声望。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看来，商人是末品，被人看不起。要光宗耀祖就要入仕。要入仕有两个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或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因此，盐商家族一方面大把大把花钱捐官，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族人读书做官。在鼓励求学方面，盐商家族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创办自己的学堂、资助自己的子弟外出求学、资助家境贫寒的外族子弟读书求取功名。
富荣盐场王三畏堂就建有自己的学堂，并对族人求学有明确的扶持政策（刻碑于玉川公祠，使子孙永远遵守）：“设立义学，本支子孙均可入塾肄业，或疏远而有志读书者亦许在塾肄业。本支子孙，生监应乡试者，助场费银二十两，童试县、府、院每场助卷费钱二串，入泮（旧时学宫前的水池）者助银一百两，补廪者助银二十两，乡试中者助北上银四百两，拔贡者与中试同，会试中试及钦点翰林京师者每年助银四百两。”光绪二十七年（1904），废除科举，玉川公祠的家塾学堂扩大为私立树人两等学堂（含小学和初中），兼收外族学生，祠堂推举二房王紫高为教育长。1902年，聘请川南经纬学堂（川南师范学校前身）毕业生谢慧生、吴季玉、伍孟勉等为教员，学生达到百人左右。光绪三十年（1904），学校购买仪器的费用约为五万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校又聘请日本人岗本、山根、鹰野为教员，月薪多者二百两，少亦百两。当时白米每斗重45斤，所值不到1两。一个举人、进士掌一县的书院，被尊称为“山长”，年薪不过400两银子，岗本年薪可达2千多两，高出其5倍。在偏居西南一隅的四川自贡，有个一次就聘请三位外教的私立学校，这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绝对也是一个轰动新闻，一件了不起的事。由此可见盐商家族财大气粗的气势和望子成龙的急迫心情。与此同时，王三畏还先后两次派遣子弟共12人留学日本，各人留学时间三年至五年不等。
为使自己的子女日后成才，许多盐商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自流井大盐商李宝善堂的谢继蕴，为使其家族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可谓费尽心血，被人们称道。谢继蕴是李宝善堂发迹人——李孟麟（三多寨第五任寨长），其独子少麟之妻，她在宝善堂李家很有威信，很有远见。她对子女的管教极为严厉，对儿女们读书学习极为重视，孩子们在李宝善堂善美小学读完小学后，为让其受良好的教育，如历史上“孟母三迁”一样，大约从1934至1943年10年间，放弃在富家的舒适生活带着自己儿女李世原、李兢学，以及侄儿侄孙儿女们分别赴内江、成都、乐山租房或置房（成都小南街103号）住下陪读至毕业。期间只在寒暑假回三多寨家居住。孩子们在内江读书期间，为提高孩子们身体素质专门聘请了一位内江武林高手曾老师（女，当时体育还不普及）教孩子们习武锻炼身体。孩子们在成都读高中时，又聘请了一位四川大学法律系的进步在校学生王玉林（新中国成立后才知实名为王怀安，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已离休，珍珠山王氏宝善祠土支后裔）到住处来为孩子们补习文化功课。这在当时妇女中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十分难能可贵。
《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还讲述了王朗云花费大量的精力，在京师苦心经营了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培植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他很早就以金钱资助培养了一些族内及乡里中穷苦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做京官，并由他们联络川籍京官，不时予以金钱馈助，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由此说明，盐商家族不仅鼓励族内子弟求学，还积极资助勤奋好学的贫苦学生。
热心公益
无论是出于“积善行德”，或沽名钓誉，或某种政治目的，或扶贫救难，四川盐商在巨富后都积极参与公益和慈善事业。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公益和慈善行为的身体力行者，也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首创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