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盐商家族在发家后，往往将利润大多用于购买土地，从而集工厂主、农场主、商人于一身，在井盐开采与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王三畏堂在其极盛时，田土乡庄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年收租谷1万7千余石，广置田产。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的39年中，年收租谷由400石增至5000余石。胡慎怡堂年收租谷7600石。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经营模式是“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旧观念，是儒家“士、农、工、商”等级划分的反映。是盐商们致富后，怕被人看不起而用商业赚来的财富来经营农业，来“固本”。我们通过研究认为，当时盐商们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发展了一个良好的产业链，甚至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两化互动（工业与农业互动）。这个产业链能促进和巩固盐业的发展。因为，盐业生产风险极大，而将一部分资金投到农业，即使某个井开发失败，还能从农业的收益中提取出下一个井开发的资金，有利于盐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井盐生产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供应，包括盐商、工人和蓄力（牛）的大量消费。如果盐商自己能够生产粮食、饲料、蔬菜，就实现了生产与市场的对接，减少了中间环节，大大降低了井盐开发成本。在《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作者讲道，自贡大盐商王三畏堂家里吃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几乎全部在家里加工，而它们的原料几乎来自自家的田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吃的东西都不花很多钱，家里吃的油、糖等都在一年中最便宜的季节，直接由生产厂批量进货。吃的猪是自家喂的，喝的醇酒是用收租的糯米稻谷自家酿造的，吃的蔬菜也多来自自家田地。甚至给工人发薪，都是发收租来的米，盐井上自家的盐，盐场自家的牛肉（盐场随时有大量劳累致死的牛，也用来抵扣工人工资），这极大地减轻了开发盐井的资金压力和风险。这种经营方式在盐商中颇具代表性，虽然他们头脑中可能认为盐井终有一天会枯竭，只有田土可永恒，有了田土就有饭吃，从而出现盐商都喜欢购买大量土地的现象。但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跨越工业和农业的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对接，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推动了井盐业的稳步发展。这种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
浓厚的家族意识
盐商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们都以自己的家族为荣，形成了很强的家族意识。他们往往由宗主即族长统领本姓宗人续修族谱，祭祀祖宗，保护孤寡，解决族内纠纷，制定家规律例。凡遇重大事情，由长辈在族长主持的会议上做出决定，然后率全族实施，以维护本族利益。
修编族谱，强化血缘与继承关系。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盐商作为一个地区的名门望族，人丁兴旺，枝繁叶茂。因此，无论是炫耀家族的声望，还是理清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保持血统的纯正，维护家族结构，都比一般家族更重视修编族谱。据《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记载，王三畏堂自玉川一人至明字辈，历8代子孙，约400多人。其字辈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大典明，诗书延世泽，孝友振家声。”该书记载的自贡地区另一大盐商家族李陶淑堂也有子孙300多人。其字辈为：“元向之本大，文运振明新，学道恢先泽，存仁潜信真。”李陶淑堂的发迹人是李振亨。振字辈有兄弟两，即振亨、振修。兄弟两共有堂名“李陶淑堂”。约在咸丰初年（1855），陶淑堂分家各立，振亨堂名五知堂，振修堂又名思永堂，为两大房。五知堂分家后有八房人，思永堂分家后有四房人，共称十二房。按明字辈大排行次序，以别房份长次。长房为退思堂，二房为有余堂，三房为葆仁堂，四房为树滋堂，五房为葆义堂，六房为嘉乐堂，七房为葆礼堂，八房为知足堂，九房缺，十房为葆智堂，十一房为葆信堂，十二房为育真堂，十三房为善成堂。封建家庭后代分嫡庶，所以五知堂名下又分上三房与下五房。上三房嫡出：退思、有余、树滋，下五房庶出：葆仁，葆义，葆礼，葆智，葆信。在此“葆”字五房上又立一总堂——葆真堂。通过族谱，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辨明长幼，从而决定家族财产和权力的继承。如：李陶淑堂分家时，将自己拥有的田产收租7千余石，先按两大房平分，然后各房再分，这样五知堂与思永堂各分得3200石，提祠产600石。而陶淑堂盐业资产仍统一经营，各家分股不分产。先将总股平均分给振亨、振修两房，各占一半，划分明确而各享权利。振亨名下再分为八份，振修名下再分为四份。当时盐业财产比田产业大。全部盐业，以及李家门面，皆由振亨长子馨恬（即春霖）主办，这个地位实际系封建宗法所决定，即使谦让也无非走过场。
修建祠堂，加强族内事务管理。旧时的富豪之家，有了钱便修房建祠，光宗耀祖。祠堂是供奉和祭祀祖先地方，是家族的封建道德法庭，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同时，祠堂是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在这里上学。所以，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
在同治十二年（1873）左右，自贡大盐商王朗云决定在板仓坝新建规模宏大的王三畏堂家族祠堂，名曰“玉川公祠”（以纪念其祖父王玉川）。修建时间持续六年多。玉川公祠连同承德大厦建筑群，长约200余米，进深四五十米，共有天井48个，房屋三四百间。一般每个天井内南北各有房三间，东西各有房两间，组成一个四合院，每间房面积约40平方米，屋脊高约7—8米。每年在此举办两次王三畏堂家族的祭祀活动。其子弟在祠堂内的“树人学堂”免费读书，还从日本聘请教师三人（其待遇比王三畏堂总理还高），树人学堂占用了玉川公祠右后侧的一半房屋。玉川公祠有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条例。祠堂设有总管事一人，管事五六人，听差（俗称跑腿的）十余人，还有保镖。祠堂负责制定家规、管理祠堂财产、账目、支付教育经费等。对玉川公祠的管理由王朗云与其三房弟侄议定，并奏请清廷立案，刻碑于玉川公祠，使子子孙孙永远遵守。该碑被称为“井田碑”，至今仍在板仓小学某教室的讲台下面（新中国成立后，该公祠被用作学校）。所有在树人学堂读书的学生，都必须练习从“井田碑”上拓下的碑文。该碑文的主要条款有：“本家族人口，凡生男儿者需在祠堂里的家谱入册，凡丧夫守法未改嫁者每月可在祠堂里领到银五十两；本支子孙，生监应乡试者，助场费银二十两，童试县、府、院每场助卷费钱二串，入泮（旧时学宫前的水池）者助银一百两，补廪者助银二十两，乡试中者助北上银四百两，拔贡者与中试同，会试中试及钦点翰林京师者每年助银四百两，已外任者不给，本祠佃户有六十岁以上者每岁给谷一石，本祠酌派各房子孙贤能者一人总理祠事，每岁给舆马钱二百四十串，中元日齐集族众结算年账，除公用外，如有盈余，以一半添业，一半添置三房产业按股均分，以期久远而免争执。本支节妇贞女请旌建坊，本祠给银五十两。”玉川公祠经费来源：井二十眼、田六百亩的收入（在给清廷的奏请中写道：现煎推之井二十眼，常稔之田六百亩，永作蒸尝公业）。
重视家祭，强化家族观念。家祭对象一是家族守护神，二是祖先神。王三畏堂建祠以后规定：凡亡者皆设“神主”，入祠供奉，对贡献大的老祖宗，其灵牌可能会大一些，设灵牌的仪式相当隆重而讲究，并将这一活动称为提“神主”。具体仪式是：长辈辞世后，由长子（无长子者则由长孙或长曾孙）披麻戴孝，由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者，即有学识者主持盛典，先将长子的中指刺出鲜血，若逝者是女则刺右手，用切成长条的老姜，抹朱砂与血一起点在神主牌上，还要画龙点睛，然后用红绫子马蹄形从上至两则包住神主牌，并露出神主姓名等题字，如显考神位王某某，若是女性则称先妣某某，最后再用一个前面有玻璃的木盒装好，由子孙捧到贡神位的贡台上排好，同样是男左女右。许多王三畏堂的后代，都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排排的神位是多么令人敬畏。对于家祭，在《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也有详细介绍。它说：最繁琐当数家祭。李陶淑堂每年冬春在家祠——李亨祠堂有两祭，请出铜鬣，柔毛诸所，行三礼。祭祀时，规矩颇多，如静聆礼、生赞礼，奏细乐，主祭者率领陪祭者依班辈老少到下殿顺序入位排列，虔诚跪拜，先读诰文。三献毕，敬饭献茶，接着化帛、放炮、鸣金、散班、奏大乐以成其仪式。然后子孙入席开宴。王三畏堂则在玉川公祠每年举行四次祭祀：一是春节。一大早贡台上就摆好祭品（水果、糖食、三牲——煮熟的全鸡、猪头、炸过的全鱼），点燃香蜡，祠外鸣放鞭炮，主祭先读诰文，随后率领三畏堂的子孙们依班辈老少到下殿顺序入位排队，分批依次向老祖宗们的神位虔诚跪拜，还要烧许多钱纸，从初一到十五，由专人早晚上香点烛，并早三晚四敲打铜鬣。二是清明节。由祠堂当家人主持，聚集三畏堂子孙到祖坟上，磕头、点香蜡、鸣鞭、烧钱、化纸，依次向老祖宗行大礼。祭祀结束后在祠堂用膳。三是农历七月半（鬼节），基本形式与春节相似，只是要烧很多佛子，并填好某某老人享用的清单，与现在的银行汇票相似，不过这些汇票是通过烧“汇”到阴间去的。四是冬至。不是每年举办。这次活动是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时规矩颇多，如静聆礼、生赞礼，奏细乐，化帛、放炮、鸣金。除了这些常规内容外，特请道士，和尚来祠堂做道场、念经，奏大乐，时间连续七天。在玉川祠盛世，请道士，和尚来祠堂做道场、念经时间连续七七四十九天，还要请自贡川剧班来祠堂唱川戏，大多是一些鬼剧。如：“刘十娘回杀”、“活捉王魁”等。宴后各家还可提上两斤猪肉和一斤羊肉回家。这些祭祀活动对每位家族成员都是一件令人难忘的盛事。著名作家王余杞（王三畏堂二房王滌怀的长子）在1938年11月刊登的91期《祭祀》中写道：家祭是家族制度下的一种最隆重的典礼，整齐衣冠，严肃态度，拜，兴；拜，兴；……
讲究排场与奢华
四川大盐商的豪奢，记载甚多，比比皆是，其挥霍仅逊于宫廷，其排场不亚于官府。四川大盐商之所以如此的奢华，一是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这是物质基础），二是斗富、炫耀，满足虚荣心。在重庆海关的《盐火井总论》（卷23）中说：清代盐业经营中的利润，“在中国商务中，亦可首屈一指”。林振翰的《自流井盐务琐闻》中则写道：“绅商各界，应酬奢华，为各行首所仅见。”在《清世宗实录》（卷十）中对四川大盐商们的奢华则这样描述：“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徘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如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侍起居，同于仕宦……各地盐商皆然。”云阳县志上对云安盐场的盐商生活的记载是：“道咸之际，盐商豪靡，拟于淮扬……各乡殷阜，豪绅富贾，暨其子弟，岁常入城游止，动经旬月，服用丰美，挥霍偃蹇。”《自流井盐务琐闻》描写的自流井地区盐商的生活是：“富商出门，跟随护兵轿班……前呼后拥，威武几与前清北京东华门散值之军机大臣相仿。”不少大盐商家族，还拥有武装，或设家丁卫宅邸，或置盐警押盐儎。下面我们用几个实例来感受一下盐商们的奢华：
衣。清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学者弗吉尔？哈特在其撰写的《自流井考察记》中描述了自贡商贸的繁荣景象：“店里充斥着不少舶来品……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在《王三畏堂与李陶淑堂家族史》中谈到李陶淑堂李谨文的独子——李新寿冬天的穿戴：狐皮大褂长袍，套小舔马褂，脚下是毛毡厚底云头陕鞋，头上是紫貂皮，手上还要提一个小铜火炉。
食。美国人马克？科尔兰斯在其出版的《盐》中就说，那时富裕的自流井盐商们吃得格外讲究。“菜的原料越古怪，烹调方法越神秘，主人就越有身价。”自流井大盐商吃退鳅显示了唐时杨贵妃吃鲜荔枝的派头。退鳅是一种产于釜溪河下游和沱江富顺段的一种奇特鱼类，类似江团。其习性奇特，一年中仅7、8月份约30天中，在洪水退去之后才能在江中捕到。但它一出水就死，死后肉质软如豆腐渣。要想吃到新鲜美味的退鳅必须先在捕鱼船上备好锅灶，待退鳅从水中捞起立即下锅烹制。以“王三畏堂”为首的一些大盐商都特别喜好退鳅，每到吃退鳅时节，乃由三畏堂在邓井关的广生同司事，深夜选购烹好，盛入抄手面担的鼎锅内，在从产地到自流井的一百多里路上专设退鳅驿站，每隔十华里派力夫等候，一路小跑，一站传一站，以供盐商们晨起（十二时左右）开早饭食用。
住。四川盐商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置地建房，纷纷耗巨资营建各式名园大寨。如井研县的大盐商王槐清在乾隆年间修造的住宅达万余平方米；乐山的贺宗弟宅极尽奢华；吴景让堂的宗祠住宅极尽铺张；自贡地区有王三畏堂的玉川公祠，李四友堂的双牌坊大宅，胡汝修的灌园，余述怀的粟园，熊佐周的宜居，侯策名的涵园，罗筱元的罗园。不少盐商还独资或合资修造寨堡，以对抗农民起义，自贡地区清代盐商寨堡即达70余个（如大安寨、三多寨等）。所有这些豪宅大院不仅占地面积广大，而且自成体系。有仿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庭院式建筑，有传统的四合大院，有山水一体的西式公馆。
自贡盐商宅院最集中的展示地当数有“川南寨堡之冠”美誉的三多寨。道光末年，各地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建庄设寨，川南地区出现了不少庄园寨堡，大盐商们更是成为建寨主力军。在自贡，由自流井厂绅李振亨发起，联合厂绅颜昌英、王克家一起选址筑寨。经过多番考察，选择了距自流井15千米的牛口山为筑寨之地，该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山顶面积较大地势平坦，利于宅邸建设。从咸丰三年（1853）开工，到咸丰九年（1859）建成，所筑寨墙周长4330米，墙高10米左右，厚度3米左右，全用砣石砌成，并建有防御系统（枪垛2555个，炮台24座，哨所24个），共耗时6年、费金10余万两，取名三多寨，由平安局派寨丁站岗，守卫寨门。寨子建成后，各地乡绅官宦、巨商富贾纷纷入寨避难。据资料记载，寨子鼎盛时，住户达到3万余人，有豪宅300多座，形成房舍相连、屋宇相接的建筑群。这些豪宅多以“堂”命名，代表家族、地位、愿望，如今，还能查出堂名的就有110多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