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9年“七一社论”中关于整党建党的要求。
整党建党是在“斗、批、改”的过程中进行的，一般先搞清理阶级队伍，然后再进行整党工作。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用“左”的观点对整党建党提出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要求。社论首先强调，在那些大体上已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就要抓紧整党建党和其他的斗、批、改工作。这是九大后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各地要认真抓好。然后，社论对整党建党的内容作了更全面的阐释：（1）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集中批判“黑《修养》”、“黑六论”；二是继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继续开展“斗私、批修”，培养继续革命的自觉性。（2）整党建党还是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主要也是两个方面：一是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二是要坚决清除一批人，吸收一批人，“增加党的新鲜血液”。（3）整党建党的方式，是开门进行。社论公开引述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关于“开门整党”的那段话后强调，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充分相信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真正交给党员和群众。
这篇社论既是对前段整党建党试点工作的总结，又为日后整党的继续进行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此后，整党建党运动在1970年至1971年进入高潮。
（二）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和“六厂二校”经验的推广。
1970年元旦伊始，“两报一刊”联合发表题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论，进一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要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为此，1970年4月，党中央召开中央和全军系统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主持，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分别到会讲话。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宣布这次整党建党工作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中央整党领导小组负责领导进行，纪登奎、中央组织部军代表郭玉峰和曹轶欧分管各项具体工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层层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二是交流各地整党的试点情况和经验，并向大会推荐确定以“毛主席亲自指导”而形成的“六厂二校”经验作为各地整党效仿的“样板”。而康生、陈伯达的讲话则为整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定了调。
4月18日，康生接见出席座谈会代表时，用“左”的观点对“五十字建党方针”逐条逐句进行了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阐释，并突出强调思想上整党：（1）针对前段整党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学习研究“五十字方针”，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把“五十字方针”孤立起来，把历史联系割断，好像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只是从“五十字方针”也就是1967年10月才开始的。学习、理解“五十字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他从党的历史谈起，提出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发展的过程。二是不能把“五十字方针”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然后，他逐条解释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总之，毛泽东的这段指示，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离不开当时的形势。（2）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联系起来。他说：接班人的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3）整党工作中对九大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尤其对党章本身的解释做得不够。然后，他进一步用“左”的观点对九大新党章作了阐释，提出新党章的所谓五个特点，用以指导整党。
综上可见，康生对整党建党内容的阐述，集中起来是三点：一是从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角度，论证整党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出发阐述整党建党，就是批判刘少奇的以“黑《修养》”和“黑六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三是整党建党的目的和结果，是为了吸收那些符合他所解释的“五条”标准的造反派人‘物作接班人和党的新鲜血液。他虽然在通篇讲话中打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却不难看出其“左”的基调。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指的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整党经验。这些典型经验，是根据毛泽东“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支左人员搞出来的。当时，这些经验被称为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创造出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他们不仅在整党建党方面被树为全国的“样板”，而且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曾被大肆渲染，表率全国。他们虽然在1970年4月的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才被推荐到全国，但在这之前就已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加以宣传，首先在北京地区推广。1969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调查报告》。该厂的经验主要是三条（1）从思想整顿人手，普遍提高党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2）在“清除废料”的同时，加强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3）积极慎重吸收新鲜血液，健全党的组织，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份报告，可以说树起了全国厂矿企业整党的典型。这份报告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着重思想整顿，多做教育工作一一清华大学在整党建党工作中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党员头脑》的长篇报道，报道说，清华大学的主要经验，具体讲也是三条（1）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贯穿于整党建党的全过程；（2）弓导党员集中解决阻碍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这是该校独具特色的经验，其实质是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黑《修养》和“黑六论”，认清刘少奇鼓吹“业务党”的实质，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业务、轻政治、“读书做官”，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3）使组织工作“吐故纳新”的过程成为思想上“吐故纳新”的继续。
1969年12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的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予以刊载，从而使这些经验进一步在全国宣传开来。这期间，纪登奎、郭玉峰等先后到“六厂二校”去调查、指导并总结经验。12月22日，康生又到“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话，阐述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五十字方针”。除“六厂二校”外，当时大加宣传和推广的，还有由张春桥推荐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该厂从1967年11月开始整党工作，1968年初成立党的核心小组，6月建立新的厂党委。实际上，这个厂的基本经验也是三条：（1）充分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整党建党；（2）整党中始终狠抓思想整顿；（3）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从“六厂二校”经验中可以看出，整党建党运动是由上到下发动起来的，在进行过程中实行广泛吸收群众参加的“开门整党”的方式；其内容概括地说，是“一学二批三吐四纳”：一学，主要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毛泽东整党建党纲领和在“左”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的九大新党章；二批，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各种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观点。这两条是思想整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三吐，即清洗那些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不合格”党员出党，叫吐出废料；四纳，即吸收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革命左派”等“先进分子”入党，叫增加新鲜血液。后两条是组织整顿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通过整顿党组织，各级各单位都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来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各项“斗、批、改”工作。
整党建党运动的结束
根据上述“六厂二校”和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从1970年4月到1971年初，全国部分省、市一级党组织通过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到1971年8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除台湾省外）都进行了整党，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的社论，称“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吐故纳新，我们的党提高了质量，扩大了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全国整党建党运动在省一级基本结束。此后，在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全国基层单位也按照“六厂二校”的经验进行了整党，这个过程大体延续到党的十大之前。1973年8月，十大政治报告对整党建党运动作了总结，认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2800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整党建党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中断两年多的组织生活，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必然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错误路线，带有明显的“左”的特征。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五十字建党方针”仍然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唯一宗旨，却对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只字未提，因此不能不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消极后果。
以重新建党为目的，是过去历次整党中所没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1967年下半年，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几乎全部被“夺权”风浪所冲击，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也陷于停顿，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恢复党的组织和生活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恢复的同时，却抛弃了“恢复党的组织”的正确提法，错误地认为这容易给人造成恢复原状的印象，似乎“文化大革命”以前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内一切组织生活都是错误的，需要彻底打破，于是便采用了“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提法，以致到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这个党“事实是需要重建”的错误整党目标。正是在这个目标下，整党中就特别强调“吐故纳新”。这不仅进一步打击了许多老干部、老党员，而且使一些靠运动作乱起家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得以混入党内，使党的组织更加不纯。因此，重新建党的目标和前提都是错误的。而思想整党的结果，使形而上学更加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作“故”来吐掉，而纳进去的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一套被奉为“新”的东西。“六厂二校”经验中的许多典型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组织整党，不但未能使全党组织成分更加纯洁和坚强，而且使党组织内成分更复杂，精华和糟粕混淆，后遗症严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在1984年的整党中曾下了很大的决心来清理“三种人”，正是由此而来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告诉人们，整党必须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导下进行，并有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党应从执政党面临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出发，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为中心，绝不能离开这一中心靠空喊“继续革命”的口号来加强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