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
沈从文是敏感的，他从丁玲对他态度的变化上已感到无法再从事文学创作，便于1951年改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一次毛泽东参观文物展，听说沈从文在馆里工作，不久让沈从文作为代表参加文代会，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还鼓励他继续创作。
沈从文改行之后，谨言慎行，躲过了“反右”的大劫难，而在文坛上已成为风云人物的丁玲，却落马被流放。
离开了文学，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干得风生水起，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巨著。他同时在文物研究上有多方面的成就。
（一）
沈从文是在1924年，只身由凤凰小城到北京后，经胡也频介绍认识湖南老乡丁玲的。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度日艰难，偶尔发篇作品，以求温饱。他的第一篇作品发在胡也频办的《民众文艺周刊》上，二人结成朋友。
那时，初到北京的丁玲二十岁，在西城劈柴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与女友曹孟君同室。曹孟君的男友左泰与胡也频也同住一个公寓里。丁玲随曹孟君见左泰时，认识了胡也频。
沈从文小丁玲一岁，初到北京，靠远方亲戚关系，免费住进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十六号的酉西会馆。一个冬夜，读过沈从文文章的已成社会名流的郁达夫，突然出现在他那间没有炉火的小屋。拉着这位湘西年轻人到饭馆吃了顿饭，临走时送给穷困潦倒的他一条羊毛围巾和吃饭剩下的零钱，留下一句勉励的话：“你要好好写下去。”后来，郁达夫还写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鼓励他。
1927年，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银闸公寓同居，不久搬到沙滩汉花园公寓二楼十号，与沈从文和诗人戴望舒为邻。那时建立的友谊令沈从文终生难忘。次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相继离开北京，同到上海。
1928年，到上海后，丁、胡成为左翼文艺界成员，并正式结为秦晋之好。而追逐精神自由的天性，让沈从文成为派别之外的自由作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
1931年1月17日，正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来上海度寒假的沈从文，得知已成为共产党员的胡也频被捕入狱的消息，便即刻与丁玲、李达等设法营救。沈从文想到了老师胡适，得到胡适的帮助，持他的亲笔信，又乘车到南京，找北大的校长、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蔡元培心有余而力不足，几经努力，毫无进展，沈从文抱憾返回上海。这时，胡也频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即将押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丁玲与沈从文再度赴南京，找到丁玲在北京认识的女友曹孟君的丈夫左泰，在其协调下，沈从文去见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立夫。陈立夫知道作家沈从文，思忖之后，与沈从文说，如果胡也频保释出狱后，同意住在南京，是可以帮忙的。沈从文将陈立夫的意思转告给丁玲，丁玲坚决反对。这样他们又乘晚上的火车，无功而返地回到上海。就在此夜，胡也频等左联五位作家在内共有二十余人在龙华被杀害。胡也频遇害时，身上穿的那件袍子，正是沈从文借给他穿的。
胡也频被害后，丁玲的处境十分危险，她决定把未满百日的孩子送回湖南老家，交给母亲抚养。沈从文自告奋勇，陪丁玲赴湖南常德，将孩子安全交给他的外婆。
沈从文陪丁玲回到上海时，错过了武汉大学开学的日期，武汉大学只好另聘教师顶替，沈从文再次失业，无奈只得在友人的引荐下，到山东青岛大学谋职。1933年也成为共产党员的丁玲在上海被捕，沈从文再次进行多方营救无果，丁玲在南京监狱被囚一千多天。
1936年秋天，党组织决定由冯雪峰出面，与曹靖华、张天翼一道，艰难地营救丁玲出狱。丁玲又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秘密到保安。
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人，是那时上海的共产党的负责人，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周扬等的诬陷下，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人物之后，冯雪峰也未逃厄运。那是后话。
自此，丁玲与沈从文天各一方。丁玲在革命圣地红得发紫，沈从文在国统区埋头耕耘他的文学，时不时遭到敌视他的“革命作家”的讨伐。
（二）
丁玲突然失踪，沈从文怀念这位朋友。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而非遵循世俗道德之道，写了《记丁玲》《记胡也频》。写这两篇人物特写，沈从文的本意是不忘记朋友的记录，以抒思念之情。作为作家，他要写出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人生，包括“最光辉的一面”和“最人性的一面”。文中，他写“圆脸长眉大眼睛”的湖南姑娘，受“五四”感召，到长沙，至上海，闯北京，展示丁玲的“异常美丽的光辉”。同时也写她与胡也频相爱，同居，争吵，到郊外“痴坐痛哭”。作者通过这些琐事，使丁玲的形象反而“显得异常柔和起来”。丁玲与胡也频冲突之后，经作者调解后，三人笑着上街进小饭馆，看电影。文中可见丁玲、胡也频有血有肉的灵魂，性格成长中的稚气和弱点。文章写到胡也频被害，丁玲“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在来人劝慰与同情时，丁玲“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给人“留下一个坚忍强毅女孩子的印象”，而令读者动容。
一个不愿沾政治边的自由作家，能以极朴素的白描手法，写出两位共产党人的丰满美好的心灵世界，不仅需要作家的超人写作天赋，更需要道义和勇气。不料多年之后，丁玲对老友沈从文的这番心意非但毫不领情，而且提出尖锐批评，令二人关系疏离。自由作家沈从文并没有变，变化了的是丁玲。分明是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分歧，而政治化了的丁玲一笔勾销了人情和友谊。
1949年之后，丁玲顶着著名作家、斯大林文学奖得主光环，且以文艺界主要领导者的身份重返北京，很有衣锦还乡的踌躇满志。心高气盛的她，居高临下地与沈从文相逢，寒暄中，沈从文已感到昔日老友令人心寒的冷漠，湘西人骨子里的倔强和文人人格的尊严，让沈从文识趣地退避三舍。远离了同乡曾经共患难的朋友，也远离了文学，躲进历史博物馆，改行做文物工作。告别所钟爱的文学，特别是对于一个在文坛已打出一片天地的沈从文来说，其间痛苦之独深，谁人能知？又谁人能承受这种苦楚？
沈从文是清醒的，甚至有些先见之明。他早在1948年，就领略了共产党文艺界和重要人物之一郭沬若的棍子的厉害。郭沬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中，早把沈从文打入“反动”的一边。在他就职的北京大学，学生以此攻击他。他感到一股肃杀之气正在逼近，他几次自杀未遂，于是识趣地离开注定没他位置的文坛。即便后来毛泽东知道他改行搞文物工作，让他参加文代会，并在会上接见他，鼓励他继续写作，他还是在尘埃和寂寞中，任窗外花开花落，埋头文物整理，绝不涉足文学。
1949年6月8日丁玲奉调从沈阳入京筹备并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她以革命作家的身份，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一座小楼里，住房豪华别致，地上铺花砖，楼梯有地毯，卫生间里有热水。沈从文曾小心翼翼地到此拜访老朋友，他感到这里比起她与胡也频早年居住的北大宿舍，已有天壤之别，而曾共患难的老友丁玲之冷漠态度，更是令他感到心寒和悲哀。沈从文知道他们的友谊已走到尽头。
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重用，先后任中国文联第一副主席，全国文协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长，作协第二副主席，兼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值得一提的是，她主政《文艺报》时，面孔“左”得出奇，先后批判了作家碧野、王亚平。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丁玲极“左”的政治面目，早在延安时就有所显露。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轩然大波。周扬、丁玲、刘白羽与萧军展开辩论。三对一的唇枪舌剑，越辩越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说，萧军“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萧军同志发了这么大的火”。萧军认为吴玉章的话有理，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们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不依不饶：“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气得萧军拂袖而去。
丁玲这番话，没有一点辩证法的味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左联”的文坛勇士，与丁玲曾共同战斗过。
另外，丁玲的这番极左姿态，发生在3月份她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一篇文章批评延安一些不健康的现实之后，结果丁、王受到严厉的批评，毛泽东的一句“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保护了丁玲，王实味则成了敌人。丁玲借批萧军，撇清与王实味的干系，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自保，尚可以理解，但无情地伤害朋友就有失文人的道义了。
（三）
1953年，沈从文从交道口北头条胡同迁入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时，丁玲搬到多福巷十六号已有两年。他们间没有走动，各忙各的，一个在政治舞台和文艺舞台顺风得水，一个在寂静一隅，青灯古卷，偶尔，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会因工作关系，与丁玲相见，彼此点个头而已。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1955年12月，继丁玲在左联时的老熟人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魁首不久，厄运就合乎逻辑地降临在被毛泽东誉为“当年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头上。而且，胡风和丁玲的政治落难又皆与他们的宿敌周扬有关。丁玲“反党”问题，几经周折，一会儿周扬上级整理出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材料，领导批判丁玲；一会儿又查无实据，周扬向丁玲表示歉意；1957年周扬杀了回马枪，宣布了“丁、陈反党集团”成立，并将丁、陈划为“右派”。周扬们终于戬除对手而成为文艺界的沙皇之时，丁玲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北大荒劳改。
身居一隅，早就被政治、文化边缘化，躲开了云谲波诡的政治旋涡的沈从文，逃过了一劫。丁玲、周扬间惊心动魄的争斗，也着实让冷眼旁观的沈从文心惊肉跳。喜哉、悲哉皆不是，侥幸未被整肃，尚存一息知识分子的尊严，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当然，这或许是上苍对沈从文没有权力欲，一心做学问，从不怨天尤人的褒奖。
丁玲为欲望而纷争，最终给周扬们整倒的这段时间，根本不入丁玲法眼的沈从文，却钻进故纸堆，苦心孤诣地做出了博大的学问，他对文物、美术、历史服饰的研究，在社会上有极高声誉。搞绘画的、戏剧的、电影的、文物的都纷纷登门求教、咨询，被请出去讲课。他萌生了著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的书的想法。机缘巧合，后来周恩来陪外宾看戏，发现演员服装很乱。国家总理问秘书长：谁在研究中国服饰？秘书长说，沈从文在做。周恩来说，能不能编一部书，详细整理一下？于是按总理的指示，沈从文名正言顺地做这项工作。
正当沈从文与助手范庚、张大刚、李之檀夜以继日，创造性地工作，康生见到一些完成的章节，大感兴趣，愿意为书作序，“文革”暴发，毛泽东下了批示，批判戏剧舞台上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现象，于是工作被迫停止。后来有关出版社，把书稿当成废品要卖，沈从文得知，与研究人员急忙把书稿拉回历史博物馆，封存了十年。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把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继续完成这部著作。最终，这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甫一问世，举世轰动，是我国文物史上的瑰宝，是具有极高的文化和美学价值的皇皇巨著。
沧海桑田，世局相交嬗替。丁玲和沈从文都已老迈的时候，又在北京相逢。距他们在北京相识，相交，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中国的文学逐渐成为多元化的时候，强加给沈从文的种种谎言被剥去后，人们发现了沈从文小说的美学价值，小说凝聚的自由浪漫的文化精神，弥漫着的文化意绪，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沈从文由冷骤然变热。
而那位老友丁玲的遭际，除博得同情外，她的大部分作品因有太多意识形态的痕迹，被淡忘和冷落，丁玲的“世俗名声”，也远不如过去。
丁玲对沈从文在文坛上重新走红，或许是不曾料到的，因为她一直关心的其实不是文学，而是政治，是名誉地位，并未读懂沈从文和他的作品。1949年，丁玲的一位友人，也是沈从文的友人姚青苗去拜访她：“她满不在乎地向我询问沈从文的情况，她说：‘那个沈从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的心里冷不防被她抛上了一块砖头！”（《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往事已逝矣，丁玲和沈从文都各自留下了文化影响，也留下了关于作家精神风骨的无尽话题。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