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沈从文
郭沫若（1892—1978），是位诗人和文学家，又是学者和科学家，还是一位革命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开贞，字尚武。沫若是从他家乡四川省乐山县的大渡河（古名沫水）和青衣江（古名若水）为自己取的笔名。自幼喜爱文学，师从自己的母亲学诗，稍长在师长教导下熟读《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庄子》《楚辞》《史记》等，广泛涉猎古典文学。后又在其兄的帮助下，开始接触《启蒙画报》《新小学》和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启超的《清议报》，同时阅读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接触新学书籍，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小学中学教育腐败，起来反抗，三次遭到学校斥退。初显他的叛逆性格。辛亥革命让他振奋，动乱的政局，又使他失望和苦闷。
1913年底，郭沫若二十一岁时，东渡日本留学，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两年后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进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报国也”。1923年毕业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又认为“一国文学，为一国之精神，物质文明，固不可缺少，而自国精神，终不可使失坠也”（《郭沫若书信集》），故弃医从文。
在日留学间，习英、德文时，学校常以各国文学名著为课本，更加增其以文学唤醒睡狮的兴趣和决心。与当年鲁迅的抉择相似。广泛阅读各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歌德，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以及斯宾诺沙，汲取了多方面的文学滋养。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反帝大旗，张扬个性自由、人性解放，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的精神，是包括郭沫若在内的青年们的共同要求，也与郭沫若蔑视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合拍。
1915年郭沫若曾一度回到上海，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参加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1919年，与在日留学的爱国学生一起组织抗日爱国团体“夏社”，从事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给他以极大鼓舞。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中华民族的饱满热情，开始文学活动。陆续发表《牧羊哀话》《凤凰涅槃》等小说、诗歌。
1921年6月，由郭沫若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办《创造》季刊。不久，继胡适《尝试集》出版一年半之后，出版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3年，郭沫若归国，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办了《创造周刊》《创造日》等期刊，面对黑暗现实，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郭沫若的改造祖国的美丽憧憬，陡然破灭。同时，他又受到革命形势的激发，思想也在发生变化。他的《星空》《前茅》反映出他这段时间的思想顿挫和变化。“缺乏精神支柱的困惑”，“进退维谷的苦闷”成了他作品的主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目睹英国巡捕的“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深受震动。创作《聂嫈》《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等一系列具有强烈革命倾向和鲜明阶级观点的作品。
1926年3月，郭沫若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在革命浪潮推动下，不断进步和觉醒。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的秘书长、主任，投入战争洪流。以文章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迫于蒋介石的通缉，再度举家赴日，度过十年流亡生活。开始文学研究，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学研究》《金文丛考》等历史、考古著作问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之一。其间还创作了《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多部历史话剧，并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甲申三百年祭》等学术著作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仍进行文学活动，有话剧《蔡文姬》等问世。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出身行武家庭，祖父少时卖马草为生，性格彪悍，加入清军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争斗辞官归隐凤凰。父亲投身辛亥革命，随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又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情败露后逃到山海关外。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沈从文没有父亲“硕大、结实、豪放、爽直”的军人本色，但骨子里继承了其父的刚毅，他的性情与气度得于母亲。湘西山水的瑰丽与浪漫，楚文化的热情与奔放，深深陶冶着沈从文的灵性。
十四岁时，沈从文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故乡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和文物，受到五四新文化启迪，二十岁时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初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直接接触到新文化和文化人，得到胡适的欣赏，也结识胡也频、丁玲等。其早期创作，不忘情于湘西山水，又瞩目于城市人生。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在文化思想上，不拘泥于政治和主义，与人相交时择性情相投者为友朋。
沈从文早年思想激进，看到腐败旧中国，曾慷慨陈言“救救国家”，但后来很少参与文学之外的政治活动，他的少数民族的灵性，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发挥，在创作追求和创作方法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创造了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园地，独树于文学之林。故有人说他“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和《长河》，是他的代表作。《边城》通过少女翠翠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全景式地展示了小城生活的丰富图景、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及普通人的错综纠葛，营造了真善美的悲剧。
《长河》是沈从文创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作品。它区别于富有浪漫色彩的《边城》，而是通过夭夭兄妹的命运，着意于写实风格的现实褒贬。沈从文在《边城》《长河》等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湘西生活的世界，是对中国乡土文学与整个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早已作为教授的沈从文随北京大学师生到云南。抗战胜利后回北京，继续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因沈从文对待政治的冷漠，鲁迅对沈从文有恶感，使其成为有争议的作家。最令沈从文失望的是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对他的排斥，特别是1947年，革命的郭沬若著文对他批评之后，在北大发生学生贴大字报攻击沈从文事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甚至有学生恐吓过他。致命一击的是，社会上有人撰文批评他和他的作品，沈从文想到了自裁。自杀未遂被救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班，接受革命的洗礼。后被迫改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很多文学史都称郭沫若既是文学家、学者、科学家，还是一个战士和革命家，有的甚至将他冠以“是一位真正的革命文化巨人”。
据丁玲1948年6月15日的日记载：毛主席见到她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然后邀她散步，傍晚时分，毛主席还留她一道吃晚饭。饭后又在他院子里树下座谈。“将我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我说我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沫若）文才华奔放……”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作家的排序已很清楚，郭沫若排在鲁迅之后，位列二席。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郭、茅的排位就再没有变过，一直延续至今。有的文学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时期“文化界继鲁迅之后团结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斗争的又一面旗帜”，褒誉甚高。
郭沫若的确是中国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胡适与鲁迅，才真正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遗憾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把他们有意识地对立起来，一个代表正面，一个代表负面；一个非常光彩，一个十分萧索。由此开启了对鲁迅只能歌颂、对胡适只有批判的非科学的格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理性正在回归。胡适也不断恢复历史真相。
像梁山好汉排座次那样，也硬给作家安排交椅，实在值得商榷。郭沫若在历史话剧及历史、考古研究等成就，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谁能出其右？其才华天资又有哪个能与他比肩？说他是一位天才作家和学者，当之无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化专制主义大行其道的“文革”，他被政治边缘化、被文化边缘化，但他的学术成就却无人撼动，青史永存。
大凡天赋异禀的天才作家，皆个性鲜明，蔑视权威，善于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精神。郭沫若乘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思想浪潮，指点江山，狂飙激进。在当时，偏激、激进，这似乎是进步作家共同的状态。
偏激、激进曾在中国大行其道。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灾难深重，救亡压力太大，启蒙屡屡中断。整个民族都想抄近道走捷径。思想越激进，就越容易被认同。连严谨理性的鲁迅先生都不失偏激，比如在文化上，反对中医、京剧，在语文改革上，高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具有叛逆性格的郭沫若，自然免不了以偏激，迎合大众心理。比如，他公开宣称“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暗无天日的世界》）。
（一）
郭沫若与小他十岁的作家沈从文的笔墨官司中，他的偏激个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沈从文学院气或闲适气也显露无遗。
郭沫若与沈从文无甚交往，在郭沫若的文名响彻文坛，远播神州之时，二十岁的沈从文只是个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的旁听生。从此才有机会接触新文化和文化人。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大目标。在结交朋友上，不以政治划线，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在文化思想上，杂取众家。平心而论，沈从文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但他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心理素养，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得到高度发展，在文学创作的追求上，独树一帜，开辟了一块新鲜的天地。
沈从文在20年代末，创作了瞩目于城市人生且不忘怀湘西乡土的小说，如《十四夜间》《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在文坛毫无影响。直到1928年，《柏子》才是他第一篇成名短篇，是确立他在文坛地位的序曲。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来到中国，在他编选的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中，收编了这篇小说。《柏子》以独特的反传统伦理和审美眼光，表现了湘西河流吊脚楼里露水夫妻的生活，凸显了湘西下层乡民的命运和悲欢。正是小说中热烈而又乏人悲悯的这些乡间美丽的生灵，深深地打动了读者。鲁迅在与斯诺谈论中国小说时，把沈从文列入七八个最好的小说家之中。
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在1930年的《日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论郭沫若》，文章既肯定了文学前辈诗歌创作的成就，又率真地对不擅长写小说的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小说不是他施展才华的领域，天真地劝告他放弃小说创作，沈从文说：“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后来沈从文又在他写的《论中国创作小说》重申了上述观点。
平心而论，尽管郭沫若也创作了不少小说，但与他的戏剧、诗歌比起来，影响不太大。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有《塔》《橄榄》《水平线下》中的小说部分和《落叶》《一只手》等近三十篇。似多因人物单薄、情节过于简单而没有产生多大反响，与他的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的轰动相比，显得极为冷落。因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沈从文，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大胆说出真相，与文学前辈商榷，有些唐突，却可理解。
谁料，郭沫若于1932年，在《“创造十年”发端》中以极其傲慢的口吻，对沈从文进行反击：“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文中称沈从文“大小说家”已见嘲弄之意，顺便又对鲁迅敲打一下，显得不够大度。
（二）
过六年光景，1936年沈从文在《大公报》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等文，提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希望作家们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每位作家都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省，重新振作，改造自己，写出更好作品。之后，沈从文又陆续发表《一封信》《再变差不多》，补充完善“反差不多”主张。即便在当下的语境，这一“反差不多”主张，也没什么错误。
但是，在动员一切力量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又是在题为“抗战与文化问题”一文中，郭沫若这位文化大员，却对“反差不多”主张和对提出这一主张的沈从文大为不满：“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敌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了为虎作伥的嫌疑。”
明明只是关于创作的一种认识和建议，即便对与错也仅属文艺批评范畴，怎么就把人往敌人那边推，以致定性为“为虎作伥”了呢？套用郭沫若的话，郭沫若此论，朝好处说，是他毕竟站在抗敌立场上在审视别人，难免看走眼；朝坏处说，实在是挟嫌报复，借抗敌之名，公报私仇，仅仅为了别人说他的小说“不曲”！
20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在《文坛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中，表述了不赞同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应站在大众立场，一旦从政，难免“趋时讨功”，“凑趣帮闲”，忘却了文学的道义。
郭沫若便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一文中，指出沈从文在抗战中提出“反对作家从政，就是反对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出语颇重。
1943年1月，沈从文又在《“文艺政策”检讨》一文中，批评国家文艺政策的同时，又对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设置、对其经费的使用发了些议论：“先闻每月可动用一百万元经费”，“但事到后来，可供使用的经费尚不及十分之一，从数目变更上又可见出若不是这笔钱在当局认为用不得当，就是主持者钱用不了，因为这个工作固然值得花钱，但也要会花钱”。
沈从文只是关心经费的使用问题，并提出一些看法，于情于理并无失当之处，然而郭沫若却在《洪波曲》中，这位原本应该接受公众监督、质询的第三厅厅长，却指责批评者造谣：“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需要指出的是，三厅者，乃国民党体制下之三厅，郭沫若只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参与领导工作而已。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并不是什么新闻，提出建议，何罪之有？
沈从文屡遭郭沫若的诋毁，湘西山民的血性就不免要显露出来。在1946年10月23日，沈从文在接受《益世报》记者姚卿祥采访时，对当时文学界名人做了些评议，如记者拿郑振铎与郭沫若相比时，沈从文只是摇头而未作答。记者又拿巴金与茅盾相比，沈从文说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默默工作，是有极大贡献的。茅盾也很沉稳。但提到郭沫若，就未免带些讥讽，说茅盾“不像郭沫若一般地飞莫斯科”。沈从文本湘西一介草民，却非要当清高的士，看不起别的文化人“趋时讨功”，这种名士的清高，后来让他吃了恁多的苦头。
郭沫若在1947年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新缪司九神礼赞》一文，一如既往，予以回击：“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假如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诗人最易动感情，这不，诗人激动得有点孩子气，但诗人对革命的那份激情，我们也是感受到的。
自1930年，初出茅庐的沈从文不识好歹、自不量力地评价了郭沫若小说之后，便与文化巨人结下了梁子。偏偏沈从文总在太岁头上动土，尽管他的态度平和，文章也是小心翼翼，从未恶语相向，但他的前辈是位大诗人，大人物的先天的优越性，居高临下的傲慢，情感较为愤激地把晚辈骂上几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一个即便是“自由主义”的沈从文，以革命的堂皇的名义痛下杀手，就不仅不厚道，简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恶语伤人了。
请看，1947年1月27日郭沫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批判沈从文的题为“拙劣的犯罪”的文章。这是郭沫若针对沈从文六天前在《大公报》所发《新书业和作家》一文的回应文章。我们先看看郭沫若给“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都扣了哪些帽子：沈从文“极尽了帮闲的能事，一面做掩饰工作，一面做离间工作”，又有“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
沈从文的《新书业和作家》一文，旨在讨论“出版”与“作家”的关系，出版业如何在困难局面下健康发展等问题，并在文中表达他对政府的不满。尽管题旨不是讨论政治与出版的关系，但他还是提出“与其寄托希望于政治，还不如寄一希望于出版家”这样不信任国民党政府的结论。在其文章中，的确有一段涉及郭沫若的文字：“先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诸先生的努力，一面感于受当时恶势力文学社团的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作品无出路，想突破这个独占不合理局面，希望作品有以自见，也希望能用作品自给自足。”文中对创造社和郭沫若并无恶意，抑或尚有敬意，竟遭到郭沫若的痛斥。文章情感胜于理智，只有深深的积怨和滔天的怒火，毫无理论说服力，尤其是对人家的文章缺乏最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就夹枪带棍地一通乱打，说人家是犯罪，究竟是谁在“拙劣的犯罪”？
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伤害过许多同类，如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郭沫若以领导人身份致开幕词时，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的建议，又如参与批判冯雪峰等。众所周知，这类问题不能追究他个人的责任。可对像沈从文这样胸无城府，一生都远离政治和有意远避政治风尘的知识分子，多次伤害，而至死无一点自省和自责，总是难以让人理解。
写到最后，对沈从文1946年10月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不像郭沫若一般地飞到莫斯科”一事，作点儿后续的说明：
1945年夏，郭沫若应邀访问苏联，苏联友人赠送给他一块外壳为圆形的欧米茄机械手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下榻的桂园接见重庆的各界人士。郭沫若受邀到会。会上毛泽东与翦伯赞、冯乃超、周谷城、郭沫若等亲切座谈。当场，郭沫若把从苏联带回的那块瑞士名牌欧米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