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杨绛
钱锺书（1910—198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为清华大学教授、国学家钱基博。钱锺书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考上“庚款”，赴英伦留学。1937年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两个副博士学位。不久，转法国，在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战爆发后，1938年回国，执教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英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1949年执教清华大学，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从1930年开始，以“中书君”笔名，在《清华周刊》《国风》《新月》等期刊上发表散文、诗歌、文艺批评及学术论文。其文艺批评及学术论文已显露出众才华。
钱锺书花费两年时间，于1946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围城》，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小说以留法回国青年方鸿渐为中心，以精妙入微的笔触，写出“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故事情节平淡无奇，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小说在对人物的讽刺中寄寓了对社会的批判。
《围城》发表之后，评论界评价不同，见仁见智。小说的思想内涵既有丰富性、深邃性，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围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卓越的艺术魅力，为众所公认，故《围城》风行海内外。
钱锺书的学术著作有《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等。
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翻译家、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1949年曾任北大教授，1952年调至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一直至退休。其晚年散文成就颇高，散文集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这些散文，构思奇巧，想象大胆，寓意深厚，文笔洒脱。既折射了现实人生，又表现了真正作家的“艺术勇气”。
钱锺书的名头很大，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学家余英时先生说，钱锺书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由他真正结束了中国古文时代。
钱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的，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的训练，西方文学典籍无不涉猎，其哲学、历史也烂熟于心。他的国学造诣尤为深厚。二十岁已走上清代博雅考订的道路。他是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一位大师，无人能望其项背。说钱先生是“风雅之士”，大概不是指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那种有担当的精神。过去的“士”向朝廷进谏，现代的知识分子则向社会申诉。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能担当的“士”，是少数人，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除了极少数如梁漱溟那样敢于坚持真理顶撞领袖的“殉道者”，大多是“曲学阿世”，能够“独善其身”者，已很难能可贵了。钱先生当属此类。正是钱锺书们，支撑了传统知识分子某些独立精神。
钱锺书这种独立精神，表现在他保卫着传统文化价值。人们把这一价值系统称为“道”。为了这个“道”，钱先生从不“明道”，也不“救世”，更不做“谀时”的学问，给中国的文化留下了一捧自由主义的薪火。
（一）
1960年我上大学时，曾读过钱锺书的《围城》。大约是1948年出版的繁体本，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一次在五爷家书房里偶然发现的。现代文学史课，提到过《围城》，自然属于批判的那类书。与1958年出版同时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青春之歌》相比，阅读感觉，有天壤之别。
大约过了十五载，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围城》。出版后，成为文学界一个热门话题，读者评价甚高，一版再版。
重读《围城》时，五爷送给我的老版《围城》，早已在“文革”时化为灰烬。但重读感觉依然新鲜，特别是对话的知识性，充满文化气息。对话引喻广博，才情横溢，妙语如珠，令人益智解颐，远比当学生时理解深刻。
《围城》的责任编辑黄伊，是位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调来的老编辑，与我比较熟，后来，在《当代》工作的我，还兼管一张发行三十六万份的《文学故事报》，老黄是我的助手。
20世纪80年代初，《围城》首印十三万册，尚供不应求。一天老黄告诉我，他要到钱锺书老先生家报喜，问我去不去。神交久矣，却不曾与钱老谋面，有此机会，自然陪同老黄专程拜谒。
黄伊与钱先生一家熟稔，到钱宅轻轻敲门，因事先电话约好来访，钱先生开了门，微笑道：“恭候大驾光临。”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向钱先生深深鞠躬，致以晚辈的敬意。钱先生也忙点头施礼，“兆骞我兄编席请坐”。钱先生家的客厅很典雅，玻璃书柜占满了两面无窗的墙，一面墙下摆两只单人沙发，靠窗处放两张书桌。钱先生与夫人杨绛一人一沙发一张书桌。我正不知如何落座，钱先生从里面搬出一张木椅，独自坐了，让我和老黄坐沙发。
我带了那年的几期《当代》，请钱先生夫妇指教。钱先生接过杂志，偏头向里屋说：“黄伊和汪先生来了，请过来一下。”杨绛手里还拿着笔，出来与我们打招呼。杨绛所译的《堂吉诃德》和《倒影集》，以及后来她妹妹杨必译的《名利场》，先后在我社出版。算起来，一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著作给我社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声誉。我向钱先生表达了这层意思，钱先生笑曰：“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的名字读成‘钱总输’，你们出版社出我们的书，不赔钱，就不错了。”
我社搞四十周年社庆活动时，我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工作。在整理历届社庆名人的题字赠画时，见邓小平、郭沫若、巴金、赵朴初、李可染、艾青等百多幅字画，光彩熠熠，独没有钱锺书先生的墨宝。经与领导商量，拟请钱先生为社庆题词。我们找到黄伊。不久，就拿来钱先生的八字题词，曰“百花齐放，千岩竞秀”，苍劲而峻秀。后来，社庆在北京饭店西楼举行，艺苑名流、文坛巨匠的字画，陈列在大厅，引起来宾的极大兴趣，因《围城》而闻名遐迩的钱先生墨宝，尤引人驻足而观。
1990年底，是钱先生八十大寿，我正在外访问，没有到钱府贺寿，听黄伊讲，我社为钱先生买了一个大花篮，带上四部古典名著精装本去祝寿。杨绛代钱先生表示歉意，说：“锺书不识抬举。他不同意过生日，家里连寿面都没做。他让我向你们表示感谢，说谢谢各位领导这么看得起他。”在那次探望时，杨绛代钱先生与我社签了新出版合同。人到老年，多喜欢热闹，钱先生却独爱清静，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一直未改。余时英先生说：“他除了才高和勤学之外，他很早就受前清遗老像陈衍那样的人影响很深。”是位淡泊超脱的文人。
关于《围城》1979年再版，值得一提。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全国文学界气氛也呈新气象。我社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创作座谈会。参加者有茅盾、冯牧、陈荒煤等文学界领导，还有我社总编辑严文井。会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推动了我社的出版工作。于是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其中就有《围城》。
《围城》于1948年和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重版过两次，据说，读者争相阅读，并成为文坛热门话题。那之后，钱锺书的《围城》竟被视为反动小说，一禁就是三十年。而在国外，《围城》却一直受欢迎。当我社派一领导通过文研所副所长许觉民的介绍，到钱锺书家去谈《围城》出版事宜时，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颇为吃惊，他极平静地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这种表态，与很多作家纷纷到我社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的作品的热情相比，反差竟如此之大。这或许与他一直淡泊名利的禀性有关。经过说服，总算同意重版了，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为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又或许与钱先生崇真尚实的精神有关。
《围城》的重版，是文学界一件大事。它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苏联人曾批评中国人（应该说是文学政策）把钱锺书活埋了三十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夏志清在他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价甚高，而对我们一直不予出版表示不解。我们把《围城》打入冷宫，香港等地却一直在盗版，日、俄、英版也不断出版。
钱先生并未提供《围城》的版本，原因很简单，三十年未重版，几经迁徙，手头已无旧书。拟致函上海《文汇报》的老友梅朵，请他设法找一本旧书。最后还是从全国出版界收藏最丰的我社资料室找到旧版《围城》。正在整理中，社长韦君宜收到胡乔木一封信，指出《围城》《清宫秘史》可以考虑出版。于是请牛汉审读《围城》。牛汉，乃“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先胡风被捕入狱者。尚未审判定性，就被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签逮捕令，以反革命罪入狱，是那时一大冤案。重获自由极具文学功底的牛汉，审阅后表示应当出版。
《围城》的封面，是钱先生要过问的，几经比较，钱先生选定极简单素雅的那种。有趣的是，钱锺书与杨绛夫妇有个“规矩”：彼此代写书名。比如，杨绛的书《倒影集》、译著《堂吉诃德》等书名，为钱锺书题写。那么《围城》，自然由杨绛执笔书写了。
关于《围城》作者署名问题，钱先生有过说明：“样上的贱名‘锺’字皆改为‘钟’字，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者考订者作文资料，复原如何？”钱先生之“锺”，与“鐘”字皆简化为“钟”字，二者就混淆了，帮钱先生坚持用“锺”名之。须要多说一句，很多人并不解其间的不同，因此，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地方提到钱锺书时，写成“钟”字，如《中华文学通史》这样重要的史书，都错将“锺”写成“钟”。钱先生特意强调，维护自己的署名权，应当得到尊重。
（二）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大学问家钱锺书在他的文字中，似极少涉及鲁迅。对此现象，不少人说钱锺书学贯中西，在他眼里，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不高，他看不起他们，包括周氏兄弟。所谓对鲁迅不屑一顾，似有些道理。钱先生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西方古今文化典籍，无不涉猎，且极为精通。西方哲学他也通晓。比如他对黑格尔建立的哲学体系，就有批评，认为这是“造个大房子没人能住”。钱先生的“中学”造诣更深厚。其父为清华教授，家学渊博，二十岁左右即已走上清代博雅考订之路，其《谈艺录》《管锥编》便是证明。
钱穆先生是浩博宽豁的通儒。早年钱穆作《国学概论》一书，曾请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作序。结果这个序由年轻的钱锺书执笔完成，其国学功力和深邃见识，令国学界震惊。
几十年过去，钱穆名声大噪，钱锺书在20世纪80年代与余英时谈话时，说他和钱穆是老本家，叙起谱来，他应该算是钱穆的“小长辈”。余时英将此语告之钱穆，钱穆却说他们两家不通谱，是分不出辈分的。但据我所知，他们两家都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都是“吴越王孙”，大约是不会错的。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曾致信台北的钱穆。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后来钱穆说，信不知何人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他便未回信。这显然辜负了钱锺书的好意。对此，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对于钱穆置之不理，似有微词。
其实，钱穆此举，事出有因。他曾见杨绛写的一篇文章中，称颂钱锺书为绝世天才，特别举的例子，正是1931年钱穆的名著《国学概论》上原有钱基博写的序。为此钱穆还在《自序》中，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谁知，经杨绛第一次披露，这个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年纪仅二十岁。钱穆得此信息，其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之序，极为郑重严肃，不料竟不是他亲自下笔，却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后来在台北联经出版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撤去了钱基博之序。连《自序》中感谢“子泉宗老”的句子也删去了。遂不搭理钱锺书的来信，也算“事出有因”，可以理解。
钱锺书才高八斗，且有知识分子胸怀，说他看不起周氏兄弟，似无根据。钱锺书并没有留下轻视周氏兄弟的文字。早年，钱基博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其间有这样的文字：
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
出版于1933年9月，钱锺书融进了自己意见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针对鲁迅与好友林语堂反目而批评其“小品”之举，态度鲜明地站在林语堂一边，先是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表达不屑，接着说，“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功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指出鲁迅之论，未免偏激。这或是钱锺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名道姓对鲁迅的批评。
钱锺书以学者眼光，审视鲁迅作品时，常以曲笔，不点名发表意见，从未见攻讦之态。比如，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借批评《儒林外史》，沿用蹈袭古人旧材料多，缺乏创造性为题，顺便论曰，“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若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发现“近人”系指鲁迅无疑。
钱锺书也曾指名道姓论述过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那时，二十二岁的钱锺书，正在清华大学读书，那篇文章他是以笔名“中书君”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四期上发表的。文中有抽象肯定“这是一本可贵的书”，更多的是具体的否定。出语锋利却很有分寸。
钱锺书还在自己写于1946年的小说《猫》中，极形象生动地为周作人画了像，可就不那么客气了：陆伯麟（小说主人公）“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他“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钱不值”。大凡了解中国文坛人物的，怕早已会心一笑，知道这是写谁了。特别是小说中的“他主张作人作文都应该有风趣”一句，几乎就是明指周作人了。小说中，另一人物陈侠君，对陆伯麟评价道：“ （陆伯麟）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反过来，变成‘通日本’。”说白了，《猫》是篇有史实依据的纪实小说。
抗战结束，沦为汉奸的周作人，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钱锺书辛辣地讽刺鞭笞周作人，并非仅仅出于对周氏兄弟的恩怨，而有民族大义在其间，有文人的良知道义在其间。那些说这是钱锺书纠缠于周氏兄弟恩怨而落井下石的人，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三）
钱锺书与杨绛很少提及鲁迅，除了钱锺书从骨子里看不起鲁迅外，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鲁迅在“女师大风潮”时，正与该校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谈恋爱。鲁迅在“风潮”之后的1926年，写了后来一直入选语文课本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我就是在课本中读到此文的。那时年少，对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无耻镇压学生的军阀鹰犬杨荫榆，充满仇恨。
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历史被抹去尘埃后，渐显真相，那位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也渐露真容。后来经历过“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回忆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亲历“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之说，应该是可信的。鲁迅的文章凸显刘和珍的反抗精神和被害的惨剧的同时，显然把杨荫榆小说化了。鲁迅为了揭露和抨击反动政府的血腥罪行，并无过错，只是鲁迅的如刀之笔，无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杨荫榆若是普通人，其冤屈也可能永埋尘埃，孰料她偏偏是杨绛的三姑母，得以有还其本来面目的机会。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是这样记录三姑母之死的：
日寇侵占苏州……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他们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杨荫榆之死，算不上壮烈，或可如鲁迅所说，“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但是我们却可在杨荫榆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到一位女性的善良天性和勇毅。其殒身不恤的事实，与刘和珍何异？呜呼，我们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杨荫榆女士。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并未提及给杨荫榆定性为“恶虔婆”的鲁迅，其行文风格如钱锺书，“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其深意尽显其间，比那杀气腾腾的文字，更有杀伤力。
钱锺书自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文人仍是人，他心中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就是非越分明，爱憎也越强烈。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再论“文人相轻”》）明白了真相以后，钱锺书选择了不屑一顾，是对对方的轻蔑。偶尔，钱锺书也会难得地涉及鲁迅。比如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讨论何其芳写的《论阿Q》时，一些“左”得出奇的批评家批评何其芳未用阶级观点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弄得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不知如何相对。钱锺书慢条斯理地打破僵持的局面，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可随手拈来，算不得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创人物。会上，杨绛也支持夫婿的观点。这一观点，让与会的专家和何其芳都惊呆了。须知，那时被政治化的鲁迅，是至高无上的集政治与文学之神。敢于否定他的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典型人物，非慷慨磊落之人，不敢为之。
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文社老领导秦兆阳因身体不适，派我代他出席讨论会。已成了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锺书致开幕词，他说：鲁迅是个伟大人物，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越多；“中外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题目越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越广。中外聚会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思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
钱锺书式的开幕词，简短而精妙，听者会心一笑，掌声也热烈。可后来有人著文，说钱锺书的致辞“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纯属造谣，不怀好意。至于有人抓住钱先生所说“伟大的人物是不需赞美的”，加以指责，更无道理。自古即有“百年往事丹心里，千古声名直道间”，伟大人物与天地同存，活在人们心间，何须赞美。批评者，只是不满钱锺书未为鲁迅大唱赞歌而已。当然，这也可反映钱锺书对鲁迅的一贯态度。
一个对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极少正面评价的批评家，钱锺书能说出鲁迅是个伟大人物，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给予了鲁迅很高的评价，说明钱锺书在犀利的理性背后，有一颗仁和之心。对批评家而言，批评的深度，即是灵魂的深度，批评与做人，只在精神或灵魂深处彼此相通。
（四）
钱锺书一贯坚持独立精神，尽管为此半生吃尽了苦头，似并无改变。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的笼罩不那么严的时候，他无意间道出别人所未道的马克思浪漫史，颠覆了马克思和燕妮的伟大爱情。或许是他早就读到了英国伯林的《马克思传》，因伯林与钱锺书同时在牛津，只是因某种原因过去没说而已。他曾对友人讲过马克思的风流史。比如余英时说过，钱先生向他讲马克思浪漫故事时，“表情一下子变得很淘气”。他说，燕妮出身小贵族之家，她和马克思结婚后，母亲把身边的婢女送给女儿做伴。几年后，马克思与婢女生了一个私生子。此事马克思一直瞒得很紧，恩格斯甚至把这风流债揽在自己身上，代友受过。但最后还是露出真相。这在西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余英时访谈录》）。钱锺书向别人讲这件事，不是炫耀渊博，也不是诋毁伟人，而是对他自己的独立精神正式表态。
一段时间，坊间曾传说钱锺书和毛泽东关系很深，根据不足。如有不寻常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为什么北京大学的“反动教授（包括正、副研究员）共四人，锺书和我居其半”（杨绛《我是一个零》）？1953年9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已调到文学研究所的钱、杨夫妇，成了全所研究员中不能参会唯有的二人。
钱锺书是在这会之后，调去翻译《毛选》的。别人翻译，他看看把把关。不久，他发现毛泽东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显然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之误。伟大领袖怎么能说错话呢，但钱锺书认为不改不行，后来还是请毛泽东改了。
钱锺书翻译《毛选》结束后，又回到文学研究所上班，他的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但外国文学组没有收留他，中国古代文学组见状，只好暂留他。郑振铎对杨绛说：“默存（锺书）回来，就借调古代组选注宋诗吧。”放弃外国文学而选注宋诗，非钱锺书所愿，但他并不消极怠工，反而表现出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学界皆知，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千百年来无一部现成的《全宋诗》，注定宋诗难选。钱锺书下苦功夫搜辑辨认，读遍宋诗。两个寒暑“晨书暝写细论评，诗律伤严敢市恩”，精选大、小家八十位诗人的代表作。读者不难从选目中体会钱先生取舍的见地。特别是诗人小传和注解评论，写得精彩绝伦，引人入胜。
《宋诗选注》一书，1956年完成，该书之序和十篇诗人小传，于1957年在《文学研究》上发表，次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宋诗选注》。学界反响热烈，胡乔木说，选注精当，有独到处，周扬也赞许：“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
在两位党内主管文艺的大员的肯定后不久，《宋诗选注》遭遇了“拔白旗”运动，嗅到政治气候的同类，如周汝昌、胡念贻、黄肃秋等一些学者，纷纷出来声讨《宋诗选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诸公既为专家，相信在他们心中，《宋诗选注》当属学术价值极高的选本，为了自保，或为了讨好献媚，不得已而为之吧。那时的知识分子，早已被政治所化，将文化人的道义和操守抛弃了。
紧接着笔伐的，是口诛，批判钱锺书的会频频召开。好在此时的钱锺书再次被调去参加英译《毛选》定稿，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只能自唱自听了。不久，有位日本汉学泰斗、宋诗专家小川环树，读到《宋诗选注》，极为推崇。大概传到领导人那里去了，批《宋诗选注》的疾风暴雨，很快风停雨歇。文学研究所的领导，请杨绛代向夫婿致歉。那时，没有学术，只有政治。那时，钱锺书以沉默对抗批判，以真才实学抵御种种非议，总能逢凶化吉，其实乃具大智慧。在海外的胡适看过《宋诗选注》后，说钱锺书的注释极好，称之为天才。
杨绛自称自己“是一个零”，实为谦逊。她比钱先生少些忍耐和平和，不能逆来顺受。但在文学方面极有见识。一次，何其芳与冯雪峰两位共产党人对阶级性和人性问题，有了歧见，并发生争论。杨绛站出来说：“《红楼梦》贾府四姐妹四个性情，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四个人一个人一个样，怎么解释？《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扛了个钉耙，就算农民阶级了吗？”两个共产党的理论家，听罢瞠目结舌，竟无法作答。又一次，外文组订研究课题，杨绛提出，马克思没提到过的作家一概不予以考虑，似不妥，比如为何只研究勃朗特姊妹，却不研究大作家简 奥斯丁？众人说，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过她。杨绛不高兴了：“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 奥斯丁！”这回轮到众人瞠目结舌了。
钱锺书的忍耐是睿智，杨绛的快言快语同样是以智慧为依托的。一柔一刚，刚柔并济，构成一种和谐的处世哲学，彰显出两位哲人的人格力量和人性魅力。
再回过头来，说钱锺书与杨绛一生不愿提及鲁迅，又何尝不是性格和智慧使然。他们二人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亦有痛苦，有优点亦有弱点，有一贯亦有矛盾，有纯粹的至性、极高的修养，亦有血气冲动之时，沉溺忘返之际。他们是学者，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时间也不屑与别人纠缠。学者要做学问，杂文家要针砭世事和人物，如果缠上了，学者徒浪费时间，而杂文家正好写文赚钱。学者青灯古卷，钻进国学故纸堆；主将却呼风唤雨，煽起思想启蒙狂飙，完全不是一路人。钱、杨一生不愿提鲁迅，不愿陷入纠缠，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两种人，拉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