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素质低，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是西北大开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西北大开发既要求经济环境的改善，也要求人文环境的改善，只有这样，西北地区才能获得整体的发展和进步。人口超常规增长是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该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摆到更突出的位置。
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极少，死亡率很高，人们依赖采集和狩猎，使用的是石制、木制和骨制工具，由于生产力低下，他们即使捕获野生动物，采摘野生植物，对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平衡的影响也非常小，所以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食物链中没有给自然界造成破坏。进入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开始加大，而人口的增殖又加剧了这种干扰。进入工业时代，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确保农业用水，如西北原来许多的不毛之地，甚至是戈壁沙漠也被改造成人工绿洲。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可以采用机械、农药、化肥，这就解决了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同时，科学技术、保健、医学发展又极大地延缓了人类寿命，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由新中国成立以前的40余岁提高到现在近70岁。我国人口膨胀，除了受上述因素的支配，还受到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普遍规律的影响。首先，国家独立后人民安居乐业，消除了长期以来造成的高死亡率的因素，如战乱、饥荒、传染病等。其次，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状况促使人口增长过快，因为落后的农业国及其小农经济结构，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因此家庭拥有的劳动力就成为致富的关键，再次，传统社会对待生育行为一般只能听从家长旨意，妇女为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多生育，尤其多生男婴。在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支配下，社会上盛行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就需要养儿防老。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口过快增长就成为一种必然。人类在取得自身的进化和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物链，使生态平衡逐渐丧失。人类开拓自己所需要的空间却导致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改变，使许多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生存空间受到压缩，这种连锁反应就使生态环境趋向恶化。人类在贪欲的诱惑下，为了自身发展与满足，对周围其他有生命的东西极尽斩尽杀绝之能事，而一旦人类周围的生物趋于毁灭，世界末日的丧钟也就敲响了。人口过度增殖已威胁到生态环境建设及可持续发展。
一、西北地区人口基本特征
（一）人口密度相对低但土地承载能力差
在传统认识中，西北地区是地旷人稀，人迹罕至，所以历代开发西北，首先就是向西北移民。从秦汉到近代再到当代这种现象持续不断。如果说秦汉、隋唐时期，这种认识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那么清朝以后，西北就不再是地旷人稀，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甚至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人口膨胀成为危害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抹不去的阴影。
相对而言，西北地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方，但是看待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西北生态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按联合国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世界沙漠化会议所制定的在干旱和半干旱区每平方公里承载人口临界限定为7人和20人标准看，西北地区人口早已超载。甘肃省河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15人，河东地区为101人。青海省人口聚集的海东、西宁一带干旱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172人，宁南山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6.27人，隆德县甚至高达211.3人。西北地区国土面积304.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32%，人口约8000万，占全国的7%，然而西北特殊的自然条件造成人口承载力非常低下。首先，干旱、半干旱与高寒的气候形成严酷的自然生态环境。西北地区深居亚洲大陆腹地，远离大海，南北边缘皆有高山耸峙，大陆性气候异常明显，绝大部分地方降雨稀少，雨量变率较大。除陕西省秦巴山区、甘南草原、青海省东部及高山迎风坡之外，其他地方年降雨量都少于300毫米，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西端、柴达木盆地降雨量低于50毫米。这里降雨量稀少，蒸发量却极大，是全国干燥度最大的地区。干旱给西北地区带来一系列相互影响的后果。由于降水稀少，河流水量较小，内陆河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2/3，地表物种的物理风化作用强烈，为风沙和沙漠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在人为作用的诱发下，沙漠戈壁日益扩大。这种现象限制了植被土壤的发育，表现出明显的荒漠化特征。秦巴山地和白龙江棕色森林土类，微生物活动弱，保水保肥能力较弱。河西走廊西部和新疆的干漠土、青海高原的寒漠土土壤干燥、肥力低，易盐渍化，所以地面景观皆为荒漠、半荒漠植被。黄土高原除局部地方有面积较大的灌木丛与草原，许多地方是光秃的黄土丘陵，自然环境现状十分严酷，极大地限制了单位面积上生物量的产出，也就降低了对人口的承载力。
（二）西北地区人口超常规增长
西北地区人口问题突出，并对生态环境形成强烈的压力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90年代与50年代相比，西北地区人口总数翻一番还多，平均递增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1960年是西北人口持续稳定上升阶段，总人口由2986万增加到4386.3万人，11年间增长了146.9%，年平均增长35.6‰。1961～1962年是西北人口回落阶段，除甘肃人口略呈增长趋势外，其他省区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带来人口非正常的下降。1963～1975年这一时期是西北人口无政府生育阶段，出现人口增长高峰。12年间西北人口由4434.7万人增加到6328.3万人，增长42.7%，年平均增长30.1‰，净增人口1893.6万人。该阶段西北地区人口出生率多保持在30‰以上，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1964年出生率40‰，青海省竟高达52‰，自然增长率达37‰。这一生育高峰，西北比全国大约多延续了5年左右的时间，青海、宁夏、新疆一直延续到1980年前后。这不仅是造成西北人口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这一地区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并在9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人口生育高峰的基础。1975年以后，西北地区人口进入到有计划生育阶段，但比全国滞后大约5年时间。到1985年10年中，西北人口由6328.3万人增加到7226.1万人，年平均增长13.3‰，出生率下降到14‰～19‰，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13‰，但是仍然高于同期全国水平。在1986年以后，人口又进入第三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又回升到15‰～20‰。
（二）人口分布不平衡，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落实，但西北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更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当地的汉族，这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西北人口增长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1975年以前的26年中，人口总数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1.3个百分点。人口增长，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经济的需求，进而又间接地增强了对环境的压力。可见，西北地区普遍出现的以沙漠化为特征的荒漠化、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等，根本原因是伴随人口激增出现的生产中的短期行为和非可持续发展所致。据一项报告分析，造成沙漠化不断扩展的原因是：过度农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5.3%；过度采樵占31.8%；水资源利用不当占9%；其他占8%。
（一）人口膨胀导致过度开荒
西北地区农业得到广泛发展，是在秦汉以后。农业的大发展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到水、肥、光、热等条件影响，本地区粮食产量一般不高且不稳定，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不得不借助于扩大耕地面积或进行掠夺式经营追求总产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食物的需要。因人口激增而导致的开荒、采樵、破坏草皮，使水土流失加剧的现象到处可见。甘肃定西县，平均每个农户因燃料缺乏每年需要铲除草皮达25.3亩，全县铲过的山坡数以百计。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破坏植被陕西省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3479平方公里，全省80%的耕地和70%的人口处于水土流失区，全省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小于1%的面积达69%以上，土壤含氮量小于0.075%的面积占60%，速效含氮量小于百万分之60的面积占70%，速效含磷量小于百万分之20的面积占80%以上。伴随人口的增加是耕地面积的急剧扩大，大量优良的草原被开垦，普遍实行广种薄收。然而过度开垦恶化了农业生态环境，导致水土流失、干旱等灾害发生，陷入越薄收越广种、越广种越薄收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粮食问题始终成为西北经济发展亟欲解决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西北粮食总产量已由新中国成立时的683.6万吨增至2731.7万吨，提高了299.6%，然而人均粮食仅从229公斤增至340.7公斤，仅提高了4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人口增长又降低了扩大耕地面积的作用，如新疆经过大规模开垦，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2315万亩扩大到1990年的9630万亩，但是人均耕地却从5亩降低到3亩。宁夏的固原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及其干旱风沙区的过渡地带，水土资源很不平衡，在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人均占有粮食由50年代的323公斤，下降为60年代的295公斤，70年代的223公斤，80年代的192公斤。人均土地、人均粮食减少，由此人们强烈感受到人口压力的存在。耕地面积日益扩大，使地表植被急剧减少，地表裸露，风蚀水蚀加剧，从而发生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仅柴达木盆地的沙漠化面积已达13.79万亩，其中1977年以来人为造成的沙漠化面积近一半。
（二）人口膨胀导致草原过牧和滥采薪柴
西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分布着面积广阔的各类草场。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对畜产品的需求量，由于忽视草原建设，片面无节制地追求牲畜头数和年末存栏数，使放牧量大大超过了草场的载畜能力。我国北方和西藏等10个牧业省（区），平均每头混合畜占有可利用草场面积1949年为92亩，1987年下降到22亩，而且呈继续下降之势。草场退化表现为植被覆盖度越来越稀，优良牧草种类减少，毒草增多，产草量下降，比50年代平均降低了30%～40%。
人口过度增长，致使燃料缺乏，引起过度樵采，造成水土流失。西北地区受自然条件限制，农村燃料十分缺乏，尤其是牧区。由于人口激增，对燃料需求量迅速增加，只有靠樵采更多天然植被，燃料牲畜粪便来补充，从而造成西北地区天然植被的严重破坏和有机质难以还地，长此以往就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早已开始，自唐代以来人类掠夺式开发行为大大加速了自然侵蚀的过程。其侵蚀率由唐代以前的7.9%上升到现在的25%。青海柴达木盆地沙区1954年有植被3091万亩，但由于樵采燃料的因素，现在已剩下400多万亩，绝大部分灌木林变成了流沙。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18个县，无论是薪柴、秸秆、畜粪等生物质能，还是小煤窑、小水电等农村能源都非常缺乏。按每天每户最低需要的热量计算，生物质能自给率只有27.4%，再将部分畜粪烧掉，保证程度也只有42.5%，加上一小部分煤、电、沼气、太阳灶等能源的补充，也不足50%。
（二）人口膨胀导致水资源利用失调
西北地区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弥足珍贵。人口增加必然导致需水量的增加，特别是大面积的垦荒和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加剧了西北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位于甘南地区“天下黄河第一曲”的玛曲县，补充黄河水量达45%以上，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而现在沼泽地大面积干涸，地下水位下降，部分泉水消失，使许多黄河支流流量减少，玛曲草原黄河“蓄水池”的功能被逐渐削弱。黄河水量的减少和下游的断流备受社会的关注，而西北地区内陆河的下游这一现象早已出现。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断流和荒漠化已对新疆生态安全构成极大的危害。甘肃河西走廊东端石羊河中下游是河西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人口从50年代到70年代就增加了3倍，迫于人口压力，开荒80多万亩，毁林30多万亩，造成山泉干涸、河流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
人口过度增加还造成西北一些地方耕地有灌无排，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西北干旱地区一部分耕地主要分布在洪积、冲积扇的前缘与积湖冲积平原上，如新疆、甘肃河西和青海柴达木盆地。这里由于地下水位高或直接出露，土壤潮湿，水分强烈蒸发，盐分不断积累于上层，使土壤发生盐渍化，这是由自然因素主导形成的。这些地方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引水开垦田地。在灌溉过程中采用大水漫灌等方式，当地气候干旱，蒸发量大，田地又无良好的排水系统，所以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在强烈的蒸发作用下，土壤返盐，就形成次生盐渍化。目前，河西地区有盐碱荒地8347.66平方公里，另有盐渍化危害的耕地709平方公里，尤其是在各内陆河下游地区更为严重。土壤盐渍化极大地破坏耕地资源，弱化土壤肥力，严重的甚至造成弃耕。
西北生态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人类过度繁殖并愈来愈强烈地给自然界打上人为烙印，改变自然界原生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自然法则，是否与人类根本利益一致？人口增长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环境的破坏，但人口增长带来的对满足其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各类经济活动都可能对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西部人口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原本用来满足增加人口各种需要的支出便可以用来增加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发展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无疑是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诸如提倡计划生育，减少人口，降低人口增长率；节用、节省能源、材料，降低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改进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扩大环境承载人口的能力等方式来减少由于人口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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