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自然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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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西部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及可持续发展

西部开发,实际上是西部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西部的生态非常脆弱,而西部生态堪称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线,西部大开发会不会变为西部大开荒。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采取措施保护和建设生态,给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到西部,人们的眼前立即会浮现出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旖旎风光,会浮现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奇景……提到西部,人们马上会想到精美绝伦的敦煌文化,会想到曾经璀璨一时的楼兰古国,会想到被敦煌、楼兰、尼雅绿洲等串起的锦缎般的丝绸之路……随着岁月的剥蚀,西部这些当年的诗情画意,这些曾辉煌了中华民族古代史的灿烂文明,早已寥若晨星,或是“千山鸟飞绝”了。那么历史为什么会上演这样的悲剧呢?不容置疑的事实告诉我们:西部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是其罪魁祸首!

一、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

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土面积超过中、东部地区的总和,沙漠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使得这里成为中国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制约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东、西部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日渐拉大,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不仅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也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全。

据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办公室等政府部门发表的材料指出,中国荒漠化土地目前已高达26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疆域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而其中99.6%分布于西部地区的420个县(市、旗)。荒漠化土地占荒漠化地区总面积的79%,远远高于全球69%的平均水准。且扩展速度快,发展态势严峻——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已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1999年财政收入的7.5倍,而间接经济损失是直接经济损失的2~8倍,甚至高达10倍。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流失地表土50亿吨,其中流入长江22.4亿吨,流入黄河16亿吨,而这几乎全都在西部,且每年还在以1万平方公里扩大着。据了解,西藏如今有748个村庄受到风沙危害;仲巴县城即将被风沙吞噬,已危在旦夕;近年来,内蒙古额济纳旗先后有12处湖泊、16处泉水、4个沼泽地干涸,部分牧民因此而被迫沦为“生态难民”,过起了四处迁徙的流浪生活;曾经到处是芳草如茵,鲜花盛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阿拉善大草原,如今却是“老鼠跑过露脊梁”了。甘肃、宁夏一些地区因荒漠化侵吞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迫于生计的农民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他们大批涌入草原地区采挖甘草、麻黄,搂发菜,使草场严重遭受破坏,土地沙化加剧,而且由于老鼠与牲畜争食牧草,到处挖洞,造成鼠害猖獗,更加剧了草地沙化,在整个青海省,有1.19亿亩的草场发生鼠害。

由于生态的破坏,近几年来在西北地区出现了沙尘暴天气。每到春季四五月份,沙尘暴大肆袭击西北、华北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尘土和沙粒随风飞扬,狂风将街边的树摇晃得东倒西歪,能见度很低,几十米外的建筑物和灯光已经模糊不清;一些地区出现了交通堵塞,行人们戴着纱巾、口罩、墨镜在风沙中艰难前行。不但污染了空气,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这些地区百姓生活受到干扰,甚至影响了国家形象。

2013年1月14日,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北京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北京除定陵、八达岭、密云水库外,其余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全部达到极值500,为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至此,北京已连续3天空气质量六级污染。

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极端天气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民众生活井然有序,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不同的是,每个人不同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将决定其“适者生存”的能力。世界各地曾出现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事件,其中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曾造成上万人死亡,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对我们无疑是一种警醒。

极端天气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对于城市的管理者而言,无疑也是一场大考。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2012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

与之相对的,2012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系统,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除却对极端天气应对体系的反思,还有必要分析中国雾霾的成因。气象专家称,城市污染物会加重雾霾程度,使污染越来越严重。

(一)生态环境易遭破坏,恢复难度大

由于西北地区风大、气候干燥、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差;生态系统受水资源制约,呈现极不稳定的状态,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十分困难,表现出十分的脆弱性。

目前,西北一些地区土地的荒漠化、盐碱化和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与几千年来的农、牧业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有水快流”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西北地区挖甘草、发菜,将草原地表翻了个个儿,把固沙的红柳、沙棘连根刨掉,造成大片草原荒漠化。这些地区的绿洲农业、林业,牧业特产品虽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大规模发展受到水资源不足的明显制约。沙尘暴的产生虽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表现,但与农、牧业的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煤层自燃是西北煤炭分布区的特有灾害,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而且使地表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大气环境质量显著下降。

环境遭到破坏,土地变成沙漠、戈壁、石漠、荒漠,当然就不能收获财富了。所以,就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这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特点所决定了的。过去,这些地方之所以贫困,发展缓慢,原因很多,如和东部比较缺乏区位优势等,但最根本的还是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由此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劣,制约了发展。西北的植被保护不仅关系到本地区土地生产力、生态承载力和发展质量,对全国也产生重大影响,沙漠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等重大环境问题,就或多或少和西部植被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土地出现沙漠化,除了干旱、多风的自然条件外;主要是人为不合理资源开发和过度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即植被破坏诱发沙漠入侵,我国几大沙漠都在西部地区,沙漠周边就更容易沙漠化了。从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来看,西部草原地区更适合于畜牧业生产,但我国人口压力使农耕区不断扩展,开垦草原对植被破坏很大,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400年前还是水清草绿的牧场,由于清代农垦而早已变成了生命禁区。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几次大规模的草原开垦,据统计共开垦草原18万平方公里,其中8万多平方公里已退化为永久性沙漠。

(二)生态脆弱是一个人与自然叠加影响的历史过程,今天生态建设恢复和预防新的破坏要并行进行

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环境恶化,是一个人与自然叠加影响的历史过程,直到今天,一些具有破坏力的人为因素还未停止,这就决定了西部开发中的环境保护要在建设恢复和预防新的破坏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如果不控制新的破坏,恢复建设的成果就会被抵消掉。

为此,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条件下,实施西部开发不能盲目仿效东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不能走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否则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要重视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重视植被的保护,把它看作振兴经济、恢复生态平衡、实现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树立植被第一的共识并努力实现之。如果长江、黄河源头和黄土高原的植被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水土流失不能得到控制和治理,不仅上游会没有了发展的基础,中下游也不会从泥沙水害威胁中得到解放。

同时注意,以发展换植被。如一个必要的措施是改革农村生活用能几千年一贯制,引导扶持老百姓迈向现代文明,以从根本上解除农牧民生活用能对植被保护的挑战。西部地区,农村基本上都是柴灶,家家户户上山下地找柴烧,破坏了植被。特别是天然植被生物量少的西北,有的地方连草根都挖回家烧掉了,加剧了水土流失或土地沙化。西北地区要保护、恢复植被,更要把替代性能源作为大事来抓。西北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电能,独特的风能,也可以利用太阳能,生产沼气能,特别应考虑以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造福于农牧民。关键在于改变观念,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把群众生活用能和建设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和社会文明进步联系起来。

二、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中国西部分布着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亚湿润干旱地区,这里远离海洋,深居大陆腹地,加上层层山脉的阻隔和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对水气的遮挡,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全球同纬度降水量最少、散失量最大、最为干旱脆弱受不了干扰的环境地带。加之该区部分地域处于副高压控制区,而副高压控制区如果远离海洋则大多数都会形成沙漠。这里还处于西伯利亚的蒙古高压的反气旋中心,其频繁的强风为风蚀土壤提供了动力,这是造成沙尘暴的主要原因。还有云南东川位于高山深谷和陡坡,这里又是强震区,地表组成物板岩、千牧岩被震动、挤压后极易破碎,从而为山崩、泥石流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除以上不可抗逆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外,人为的摧残则更令人震撼!

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西部大开发,由于过度垦殖,掀起了一场席卷北美的黑色风暴,被刮走的是最肥沃的黑土层。20世纪50年代初,在我国青海柴达木盆地陆续发现了盐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于是在“开发柴达木”的口号下,大批人员开进了柴达木。仅仅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做饭、取暖的燃料,就给柴达木带来了一场浩劫。据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新出版的地方志载:在开发柴达木的过程中,由于采挖植被当燃料,全州3000万亩沙生植被被破坏了2000万亩。在这种破坏之下,大面积的固定、半固定沙丘,又变成了流动沙丘或戈壁。在青海省玛多县,1949年全县只有13万头牲畜,到1986年,在草场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全县牲畜数增加到62万头,一时号称全国首富县。但过度放牧很快让当地牧民吃到了苦头,有限的草地载不下那么多牛羊,目前,全县牲畜数目已减到29万头。在西北地区,由于海拔高,气温低,牧草的生长期一般只有3个月左右,普遍性的过度放牧使得牧草的再生、恢复极为艰难,由于大量牲畜高强度地啃食牧草,抑制了植物根系的正常生长发育,在干旱气候条件下,浅根系的牧草因无法获得生长所必需的充足的水分和养料而使植被生长受到抑制,长久下去便会在草地表面形成裸露的土壤,裸露的土层被风吹走,植被减少,草场退化,草地就变成了荒漠。

在宁夏,号称“百药之王”的甘草,20世纪50年代全区面积达1408万亩,地下储量有5亿多公斤,80年代减至880万亩,地下储量减至2.71亿公斤,90年代再次减少到400多万亩,地下储量仅为1亿多公斤。“宁夏五宝”之一的发菜,仅宁夏同心县每年就约有20万人次开着三轮摩托车、手扶拖拉机远离家门抓发菜。长期以来农民滥挖甘草、抓发菜,使宁夏中部地区已变成黄祸区,每年春季,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严重危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绿色环境。

居住在西部的人,尤其是农民和牧民,面临着这样一个怪圈:恶劣的环境造成了他们的贫困,而他们在摆脱贫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恶化了环境。西部开发能否让他们摆脱这种怪圈?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是看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而是要观其整体的全局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部地区虽也有所增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增长比较缓慢,与东部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进一步扩大。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和矛盾,已日益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风光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等。据专家测算,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原材料将有60%需要西部供应,50%的能源要靠西部输送。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实行全国跨大区的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将依靠西部地区的开发。而东部地区则有着大量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教育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等,这些又都是西部所欠缺的。西部大开发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东西部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而且从古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中看,说明今天的西部在逝去的日子中曾有过芳草萋萋的时代,有过经济昌盛的岁月。西部是完全可以建设起现代文明的,这一切均毁之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毁之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轻视科学的愚昧。我们今天开发建设西部,必须首先要改造好生态环境,否则一切开发和建设都将重蹈西部恶化的覆辙。

三、西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我国西部地区总面积54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8500万,长期以来,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和制约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生态环境建设既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对治理生态环境也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效益,但由于具体条件不成熟和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总的情况是治理1亩,恶化1.32亩,小范围好转而大面积恶化。为西部大开发,国家制定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但是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建设是一项十分长期而复杂的浩大工程。

(一)防止西部沙漠化

西部干旱区是我国主要的沙漠区域,现尚有潜在的沙漠化土地409万公顷,而且沙漠化的扩展一直在延续之中。新疆沙漠化年净扩展8300公顷;柴达木盆地从1949年至1993年,沙漠化扩展4.8万公顷,年净扩展1400公顷以上;河西走廊黑河下游,沙漠化速率,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5%上升到6.8%。就总体而言,沙漠化仍处于严重发展的态势,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此,防治西部沙漠化已刻不容缓。

1.加强以绿洲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建设

绿洲对应荒漠而存在,是干旱区社会、经济的基本承载体。现代土地沙漠化是干旱和资源利用不当导致的土地退化,而建设节水型高效绿洲,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今,西部干旱区水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水资源的短缺,而是时空分布不均和利用不合理。因此,实现区域内部跨流域调水,发展山区水库取代平原水库,实现河流上、中、下游不同的采水、供水方式,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是解决水问题的有效途径。绿洲用水的有效解决,将为保证生态用水创造条件。绿洲自身的发展将大大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

2.有机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我国西部干旱区在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方面,都有过沉痛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将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在开发中,往往是顾此失彼忽视了负面影响。在治理中又常常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一片,丢一片。因此,要将治理与发展放在同样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防治能力,又提高治理效益。

3.实施沙产业

西部最大的劣势是缺水,光热资源和沙区土地资源充足是最大的比较优势。但长期受限于技术水平,难以人为地调节利用光、水资源,甚至陷入了“越垦越荒、越荒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1984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沙产业的科学概念,即“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在沙漠戈壁开发出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农业,创造上千亿元产值”,并规定了具体技术路线——“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沙产业已在西部地区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第二战场”。河西走廊高效利用沙区阳光充足、温度高等丰富资源积极推广基质栽培、无土栽培和保护地栽培等技术,大力发展“阳光农业”,目前,全地区日光温室种植面积已达8.7万亩;宁夏结合中北部干旱区多光、多沙、缺水的现实,选择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沙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建立了葡萄基地、麻黄基地、枸杞和甘草基地、桑蚕和苜蓿基地。另外,闻名全国的宁夏沙湖旅游区还把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与沙产业融为一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此外,要进一步实施发展林草植被为核心的防沙治沙工程,遏制沙化扩展的趋势,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全面保护好现有的林草植被,严禁乱砍滥伐、乱采乱挖、乱垦滥牧,避免造成新的土地沙化;在沙漠仍在推进的地带,通过植树种草,建立起遏制沙漠推进的生物屏障;对已经形成沙漠的土地开展综合治理,积极扩大林草植被。在宁夏中卫的沙坡头,人们不但用草方格连成片锁住沙龙,而且还在沙漠中开辟出了绿洲,为治沙固沙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

草地畜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支柱产业之一,不仅拥有资源优势,而且具有传统的产业发展优势。西部大开发为我国草地畜牧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由于牲畜超载放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过度放牧已成为制约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突出问题,许多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是以破坏草原植被、加剧土壤沙化,恶化生态为代价的。要实现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草畜平衡,从根本上增加牧民收入和保护生态,关键是要改变粗放式的牧业生产,使牧民的生产经营纳入到现代市场体系。在四川阿坝地区,牧民们买进了改良后的畜种,其每头的产奶量至少是原来的两三倍;使畜群性别比例趋于合理,控制畜群数量;建起暖棚,供牲畜过冬,提高了存活率;在承包的草场内建立轮牧区,还圈起部分草地,人工种草,保证饲料,使增收与环保两不误。在荒漠地带,植被建设要把种草放在首位,以草保土,以草养物,以草养林,以缓解天然草场的压力,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三)退耕还林还草要与脱贫致富结合

在西部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中央制定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性措施,抓住当前粮食比较充裕的有利时机,在长江、黄河上游生态脆弱地区,着力治理陡坡耕地,有计划、分步骤,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退耕还林还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2000年退耕试点面积500万亩左右,还林要超过1000万亩。

四、几点思考

首先,20世纪末,我国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该纲要的发布,为全面减少新的生态破坏,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从根本上遏止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提供了翔实的实施计划。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的资源利用开发方式仍未改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的观念仍普遍存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严重,生态破坏问题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尤其在西部,一边退耕还林还草,一边毁林毁草开荒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应从法制的角度给予高度的重视。

其次,2000年,江泽民同志发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的号召。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但如何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号召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生态建设必须与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虽然已颁布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但是西部人口众多,政府配给钱粮终不是永久的办法,只有把生态建设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一并考虑,也才能最终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从而保证生态建设工作持续有效地进行。如果山川秀美了,而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人民还是受穷,那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再毁林毁草,再种粮食的老路上去。实施沙产业,发展草地农业、草地畜牧业等措施不失为解决生态建设和农民收入矛盾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再次,西部生态建设要有高科技的引导和支撑。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西部在新一轮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中,要把高品位、高附加值、体积小的产品放在突出的位置。中国已经进入WTO,我国企业将面对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新竞争环境。西部地处欧亚大陆腹心地带,交通不便,远离海岸,如果继续出售原料,或生产体积小、价值低的产品,肯定没有竞争力。唯一的出路是高品位、高附加值、体积小的产品,才能开拓市场。因此,高科技产品应是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高科技产品科技含量高,并符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顾的原则。

最后,环境对人类发展具有推动和约束的双重作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今天的人类不应以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来满足其需要。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要尽快建立资源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不断维持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单纯的经济增长。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势必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竭泽而渔,最后危及的将是人类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