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630年），在朝堂上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不大不小的地震。当年二月，李靖会同李世绩大破突厥，连突厥人的首领颉利可汗也被他们给生擒了回来，总算是驱散了这抹长期盘旋于大唐北部边境的厚重乌云，李世民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另外，在贞观元年（627年）长孙无忌带刀觐见事件中直言敢谏的戴胄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本官参与朝政。原御史大夫温彦博升任中书令，温彦博的御史大夫一职由前年被贬为太常少卿的萧瑀接任，同样以本官参议朝政。大唐朝堂上又多了三位新宰相，相权也进一步被稀释和分化。
萧瑀被李世民重新启用，于公于私有两方面的原因。于公，李世民一直担心以房玄龄的行事作风，会将朝廷的治政机构变成暮气深重、官官相护的衙门，而怪脾气的萧瑀恰恰就跟房玄龄怎么也合不到一块去，萧瑀不满房玄龄，更多的是出于意气用事和脾性不合，跟两人间的利益冲突倒没有太大的关系，正是李世民借以制衡相权的不二人选。于私，李世民一直对萧瑀曾经提出过的“分封诸侯，以建屏藩”这一方案念念不忘，用他也有借机贯彻这一构想的考虑。
甫一上任，萧瑀便歪打正着给李世民帮了一个小忙。这一回，他把火烧到了李靖身上。萧瑀煞有介事地上表奏称：李靖在对突厥用兵时军纪不严，在攻克可汗牙帐的时候，放任士卒掳掠帐中财宝，导致大量稀世奇珍没有进入国库，而是流入了个人的腰包。这样的行为应当严惩不贷。
大家都被萧瑀的行为给惊呆了。弹劾一个刚刚立下不世之勋业，又备位宰相的重臣，难道萧瑀的脑袋被驴踢过吗？这下皇帝肯定不会给萧瑀好脸色看了。
出乎人们的意料，李世民仅仅发表意见说，这件事虽然查有实据，但也应该给予特赦，希望萧瑀不要再紧咬李靖不放。待得李靖回朝之后，李世民还因为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他一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给予了他一点薄赏。对此，许多人都看不明白。
李世民心里当然有数。毫无疑问，当时的许多事情，如果只是孤立地来看待，自然只能得出十分粗浅的结论。李靖能打仗不假，刚刚立下奇功，这也没错。然而不要忘了，李靖也是一个颇有自己主见和城府的人。从他当年靠自污以自保进京向李渊告御状开始，李世民便对这个人关注起来。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保持中立，更使李世民意识到，这个人所效忠的，只是自己的职责，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李世民要将他放进宰相班子中加以重用，是因为他算得上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将之才，能够独当一面，完成李世民北征突厥的战略大计。那么，突厥破灭之后，李靖是不是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呢？并非如此，也许还有下一场恶战正等着这位李将军再上战场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世民既要用他，又要刻意压制他。还记得三国时期，吕布和陈登之间的一段经典对话吗？陈登作为吕布的代表出使曹营，曹操赐给他高官厚禄，却对吕布一无所赏。待得陈登回报使命的时候，吕布十分不满。而陈登对此则这样解释：“不是曹大人不重视将军，而是曹大人将将军看做饥饿的猎鹰，假如喂得太饱，那您就会径直飞走，那样的话，曹大人要依靠谁为他效力呢？”
一席话说得吕布转怒为喜。而“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飏去”也成为帝王御下的经典教案。对于你不能放心的才干之士，假如给予的赏赐过于丰厚，往往会适得其反。人们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同样是重赏，对一个穷愁潦倒的人和对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来说，意义肯定是大相径庭的。随着李靖爵禄酬赏的日渐丰厚，这些东西对他的意义也将会迅速消退。而李世民以后需要李靖的时候还多着呢，自然不能这么快“喂饱”他。
萧瑀在这个问题上为李世民立下小小一功，然而他得意忘形，又接二连三地揪起了房玄龄、魏徵和温彦博等人的小辫子，搞得朝堂上鸡飞狗跳。李世民知道他犯了众怒，自然将他的许多相关奏章来了一个冷处理，搁置不问。没想到，这位“刺头儿”反倒闹起情绪来，成天在朝堂上摆着一张苦瓜脸向李世民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加上房玄龄等人的联手抵制，李世民干脆免去了萧瑀御史大夫一职，改为太子少傅，去教导太子李承乾学习了。萧瑀再一次淡出了政治舞台。
萧瑀走了，填补宰相空缺的人正是被他放了一箭的李靖。贞观四年（630年）八月，李靖重新获得尚书右仆射的任命。对这一宠任，李靖感到既意外又荣幸。不过，他是聪明人，自然知道这一任命背后所潜藏着的实际意义。因此，在每次宰相们集体商议国事的时候，李靖基本上不会发表任何意见，以免遭到旁人的忌讳。
对李世民来说，李靖这个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像他这样刻意与政治舞台的中枢保持着相当距离，一方面可使自己免遭无妄之灾；但另一方面，始终不能让李世民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任用他。在某些急需用人的特殊情况下，李靖真的能为李世民效死吗？对这一点，李世民很怀疑。因此在不久之后，李世民把同样来自军方的侯君集任命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同样也具有了宰相的身份和地位。这一安排，是李世民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在当年秦王府的嫡系武将中，冲锋陷阵型的猛将数不胜数，然而有大局观，有头脑的帅才却极为少见。究其原因，李世民倒也难辞其咎——在战场上，李世民的个人能力实在太过于突出。手下将领只要严格服从命令，勇猛直前就可以打胜仗。久而久之，他们便习惯于为李世民马首是瞻，而无法独立地对大一点的战局作出自己的判断。相较之下，侯君集可称得上是颇有头脑的智将，李世民对他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把他从军队将领的身份上提拔到决策中枢只不过是第一步罢了。这第二步，就是让侯君集拜李靖为师，跟随李靖学习指挥大军作战的大帅之道，从而成为李靖的替代者。当然，最后能不能如李世民所愿，就得看侯君集的悟性和造化了。
在此之后，朝堂上相对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贞观七年（633年）的三月十一日，再次发生了让人们议论纷纷的官场地震——侍中王珪因为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免去了宰相的职务，被贬为同州刺史！
在此之前，王珪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尽管来自于李建成的派系，但王珪以他的勤勉谨慎、机敏干练获得了李世民的信任。玄武门之变后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就从正五品的谏议大夫一跃而成为正四品的黄门侍郎兼守侍中，很快又正式进位为侍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这样的升迁速度，也只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少数几位秦王府重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今天在许多人心中，魏徵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王珪比起魏徵来，是更加光彩夺目的官场明日之星——比起主意大、我行我素的魏徵来，李世民当然更愿意重用老实卖力的王珪。
而这一切都在贞观七年的禁中泄密案后发生了逆转。一般来说，因为一时的错误被李世民贬官雪藏，此后又再度起用的例子比比皆是。王珪自左迁为同州刺史之后，虽然仅仅过了十个月便再次被召回京城，担任正三品的礼部尚书，然而却再也没有进入李世民的决策枢纽。此后又过了五年，王珪病逝。有些人也许会感到遗憾，如果他能够活得再久一些，也许能够得到李世民的谅解，重返相位。实际上，只要看看在贞观前期各位重臣逝后所得到的爵位和封赠，就会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前期重臣中，房玄龄为从一品梁国公，封赠官职为正一品太尉；杜如晦为从一品莱国公，封赠官职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李靖为从一品卫国公，封赠官职为正一品司徒；魏徵为从一品郑国公，封赠官职为正一品司空；温彦博为从一品虞国公，封赠官职为正二品特进；戴胄为从一品道国公，封赠官职为从二品尚书右仆射。可以说，凡是为李世民作出贡献的重臣们，李世民必定会给予他们慷慨的回报。
再看王珪，他最后的爵位不过是正二品的永宁郡公，封赠官职也只不过是正三品的吏部尚书。待遇区别，一目了然。这也说明，在李世民心中，已经给王珪作出了最终的评定，即便他还能再多活几年，也不可能得到李世民的信任和谅解了。
王珪到底泄露了什么样的秘密才有此结局已经无关紧要。在整个贞观年间，凡是因管不严自己嘴巴而获罪的人，最后都不可能再得到李世民的信任。魏徵、刘洎？？概莫能外。要知道，光是帝王漫不经心所流露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够臣下们加以揣摩利用的了。
李世民用人，不怕你不听话，不怕你才干差，也不怕你品行有问题，就怕你不能保守帝王的秘密。像王珪这样把李世民的明确意图给一股脑儿泄露出去的，正是犯了官场上的大忌。不撤他，撤谁！
王珪被撤职，李靖继续地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戴胄生起了重病，侯君集在处理重大国务上还显得稚嫩了一点，宰相队伍不得不再次作出调整。
李世民经过反复权衡之后，终于下决心将以秘书监参议朝政的魏徵正式提拔为侍中，负责掌管门下省封驳审核圣旨的职责。自此，魏徵才算是由见习宰相变成了正式宰相。
作出这一任命，首先，当时朝堂上才干见识可担负重任的人确实不多；其次，代表原李建成系统的王珪获罪，就只能由魏徵来填补这一政治上的空缺，以便在几大势力中保持平衡作用；最后，让标榜直言敢谏、颇有个性的魏徵来把好政令监督的关卡，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起到集思广益，开阔李世民思路的作用。
当然，这边补入了魏徵，那边自然也要再补入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嫡系大臣才能平衡局面。当年六月的时候，戴胄病逝，这使李世民不得不把宰相序列的人事安排放到十分紧迫的日程安排上。最终，李世民还是选择了被冷藏了好几年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一时摸不清李世民的想法，坚持请辞道：“我是皇上的亲戚，皇上若是重用我，恐怕会惹得天下人说闲话啊。”
李世民倒并不在意：“要治天下就得唯才是举。没有才能的，就算是至亲朕也不会任用。有才能的，哪怕过去和朕有仇也无所谓。你没有看到魏徵他们吗？朕今天推举你做司空，并不是因为私情才这样做的。”
司空？对，长孙无忌在数年的沉寂之后复出，即将担任的便是这个职位，这也是裴寂当年被明升暗降之时，所担任过的职位。
在满朝文武之中，司空与司徒、太尉一道合称“三公”，位居一品，地位可以说是尊崇无比，然而却不掌管任何实际政务。没有太大的权力，只是皇帝身边的高级顾问而已。看上去，长孙无忌仍然和过去一样，是个可有可无的闲官。
然而，从上次罢职以来，一直到这次做了司空，长孙无忌这个闲官可不闲。那么，他在埋头做什么？
他正忙于皓首穷经，埋头于故纸堆中制定法律，这就是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行天下的《贞观律》。这部法律此后成为李世民大唐帝国运行的指南和准绳，为天下人所奉行遵守。这，正是长孙无忌在国家大政中最大的贡献和作用。
李世民深知，不可以一人之智御天下人之智。真正明智的长治久安之策，是将国家的日常运行纳入法纪的轨道中去。让长孙无忌担任这样一个地位尊崇的虚职，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他今后在辅佐太子时的威望；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使得他的精力被过多地卷入琐碎的政务中去，过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小团体。
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只有站得更高更超脱，才能看得更远。这一点，是李世民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学到的。不过，还有一个人也领悟到了这个道理，他就是李靖。
经过几番起落，李靖早已从当年那个雄心壮志的少年郎变成了一个世故谦退的老好人。他对权力无欲无求，自然也能把官场上的每一次波澜看得透彻——自己就是皇帝手中的一柄利剑，不，是一柄妖刀！剑气逼人直冲斗牛。纵使剑本身并无伤人之心，然而持有这把剑的人，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它会落入别人手中反噬自己。既然如此，为何不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呢？
于是乎，贞观八年（634年）的十一月，李靖便以自己疾病缠身作为理由，固请离开宰相的职务。然而还不到两个月，李靖便又主动向房玄龄请缨，希望能挂帅出征，为朝廷讨伐西部边患吐谷浑——李靖把李世民对他的定位已经揣摩得很清楚了，对李世民来说，他这柄利剑的最大价值，就是在疆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国家，待得天下太平之时就退隐田园，与世无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机四伏的政治舞台上自保。
当然，此次出征，李世民也安排上了李靖的“接班人”侯君集和任城王李道宗与他一同前往。那一年，李靖已经六十四岁了，时日无多。当务之急，自然是尽快培养出既可放手信任，又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来。否则，在武将队伍中便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境。李靖果然也不负李世民所望，在他的率领下，李世民军大破吐谷浑，威震天下。
然而在得胜之后，就有人诬告李靖谋反。这次的罪状可比上一回治军不严的罪名要命多了。不过，经过朝廷的仔细调查，还了李靖一个清白。但再次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的李靖被吓得够呛，此后，他干脆就隐居家中，杜绝一切宾客来往，与权斗纷争彻底说了再见。
估计李靖的际遇给很多人都上了一课：在人事斗争的旋涡之中，不是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就能够与世无争，平安处世。你所具有的能力、你所身处的高位都有可能成为原罪。像李靖这样才干卓异、功高震主的人，他不去惹是非，是非也会上门来惹他。为李靖计，若不能在一开始便成为李世民的嫡系心腹，那就只有彻底淡出权力场这一条路还可以勉强走通。当然，这也不是万全之策。君不见那么多功臣贵戚往往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只不过，对于李靖，李世民已经看得十分透彻了。他恪守的是为大唐天下的公义，而不是忠于某一人的私节。他是否能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死心塌地地为李世民所用，玄武门举事的当日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这一点早已不再是李世民心中的遗憾。毕竟，他能够为国所用，这还不够吗？
李靖，就此过你的安乐日子去吧，朕不再折腾你了。
当然，仍然留在朝堂上的诸位宰相们，还要继续接受李世民的折腾，载沉载浮。这就是他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