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走了好好先生李靖，那边厢却又来了一个谁见了都喊伤神的刺头儿——萧瑀。
三起三落的他被李世民封为特进，同时参与政事，知宰相事。李世民知道他与房玄龄之间长期不和，于是在重新启用萧瑀之前，特地加封房玄龄为开府仪同三司，以表安慰之意。在萧瑀出任宰相之后，李世民还当着房玄龄和众人的面夸奖萧瑀道：“武德六年之后，父皇曾经想要重新废立太子，却一直摇摆不定。那个时候朕遭到兄弟们的嫉恨，随时都有功高不赏的担忧。而萧瑀这个人却不为威逼利诱所动，坚持原则，在父皇面前时时照拂于朕。若没有他，朕恐怕早已不保。这才是真正为社稷着想的臣子啊！”
感慨完当初，李世民又题诗一首赐予萧瑀，其中有两句流传后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惹得众人艳羡不止。这番言行，也是在暗示房玄龄：朕知道你与萧瑀不和，然而，萧瑀对朕来说可是劳苦功高的老臣子，他在朕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你就忍让他一点，不要再闹情绪了。
不过，凡事都要分两面。表扬完萧瑀，李世民又适时指出他的毛病：“你为人耿直忠诚，然而对是非黑白看得太过分明，有时候也会好心办坏事啊。”萧瑀闻言，赶紧伏地拜谢。而魏徵这个时候也恰如其分地站出来打起了圆场：“萧瑀向来与群臣不和，唯独陛下能够体恤他的忠贞。假如没有遇到像您这样的圣明天子，萧瑀很有可能会招来祸事啊！”一席话，既是对李世民的奉承，又是对萧瑀和房玄龄等人的提醒，算是给这场戏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不过，很少有人能明白李世民为何要不顾及群臣的不满，一而再再而三地起用萧瑀。除了利用耿直的萧瑀来制衡房玄龄等人之外，李世民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目的：利用萧瑀来完成李世民一直藏在心中的另一项重大政略措施——封建诸侯，屏障国本。
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这是李世民即位以来一直苦苦思索的大难题。除了改革制度，订立法律之外，在地方上也需要加紧布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皇族的控制力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总是受到地方世族豪强势力的掣肘。在和平时期，他们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偷梁换柱。一旦天下发生动荡，又总是这些门阀家族势力第一个站出来割据称雄，甚至觊觎神器。要保证江山永固，就必须将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山头一一削平。而除开李氏家族赖以起家的关陇集团，以及相对来讲文弱许多的江南文士集团可以加以收拢利用之外，在政治上最需要值得警惕的异己力量便是向来桀骜不驯的山东世族和豪强了。
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六年（632年）命令高士廉主持编撰《氏族志》，以提升李姓皇族的地位，抬升尚属后起之秀的庶族政治势力，压制过去的世家大族。不过，这只是属于文的一手。在政治层面上，李世民也积极布局筹划，一力要使中央的威权和李唐皇室的代理人能够深入地控制住这些地区。而一个可供李世民选择的良方，便是分封诸侯。
最早在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为了打击宗室诸王中的异己势力，曾一度削减调整当时优厚的宗室分封待遇。然而等到其支持者逐渐在朝堂内外站稳脚跟之时，李世民又重新恢复了优待宗室的政策，并且将大批宗室子弟派遣到地方上为官，使之能够代表中央政府监视各地的异己力量。此后，李世民更是准备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嫡系功臣之中，也就是建立世袭刺史制度，与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相随始终。而萧瑀之所以能在如此不会做人为官的情况下还能屡屡被李世民起用，正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用封建诸侯来巩固国本之人，也是朝堂上坚持这一主张的最得力之人。现在，诸般条件业已成熟，大举分封诸侯的措施再次被李世民提上日程，这就需要萧瑀重新出来为自己鞍前马后地效劳了。
对此，绝大多数朝臣都难以理解李世民的一番苦心——自古以来，封建诸侯的制度便多为乱阶，汉初有七国之乱，晋初有八王之乱。哪一次不是闹得天下大乱，分崩离析？
然而，秦代和隋代因为在地方上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因此中央大局一旦出现变乱，全局便不可收拾，称得上是前车之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许多人仅仅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却看不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朝廷派下去的行政官员往往因为出身寒贱，或者家族式微，在地方上无法受到应有的尊敬和礼遇，更不要提能够有效控制当地的豪强大族势力了。最现实的权宜之计，不是寄希望于地方官吏的控制能力，而是迅速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把原来的一大批“旧神”拖下神坛，换上自己属意的“新神像”。
不过，新的神像一定就能俯首帖耳，忠于皇权吗？李世民的子孙后代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驾驭得住他们吗？又或许，穷李世民之一生，他能将这个政治难题彻底解决掉吗？李世民坚信事在人为，当初少有人看好的收复河东之役，李世民一意孤行，结果李世民赢了；当初少有人看好的洛阳围城之战，唐夏虎牢交锋，李世民一意孤行，结果还是李世民赢了；当初少有人看好的东宫夺嫡之争，李世民一意孤行，结果，仍然是李世民赢了。李世民自信唯有封建诸侯之策才可以安定大唐天下，虽千万人阻，吾往矣！
李世民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心，主要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实在是太多太强。可以说，满朝上下，只有李世民和萧瑀二人孤独前行。就连一向唯李世民马首是瞻的房玄龄也对此持消极态度，还有那个被李世民一手树立成进谏标杆，同时又掌管门下封驳圣旨职责的魏徵也强烈反对。他们的态度势必会对其他人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李世民自然首先得考虑如何绕开这二位的阻挠。终于，在贞观十年（636年）的二月，李世民借题发挥，以一件极小的事情严厉批驳了房玄龄，并将他免职。这实际上是对房玄龄的敲打和警告，旨在暗示他不要违逆自己的意思。
房玄龄走了，聪明的魏徵自然也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以至于他此次竟没有对李世民罢黜房玄龄的举措作出任何劝谏。这么多年来，李世民对他的定位和心理上的纠葛，他是一清二楚的。在此之前，他便多次上表要求让位退职，只不过李世民一直没有答应。而现在，魏徵清楚地意识到，在经过多年的准备之后，李世民全面控制和打压山东集团的举动已经是箭在弦上。对此，他已经是无能为力，冒死阻挠显然不是要做良臣不做忠臣的魏徵的最佳选择。那么，剩下来的一条路，便是退出这是非之地。果然，此后魏徵更是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让贤。李世民终于在本年（636年）的六月批准他辞去宰相一职，改为特进，享受极高的政治待遇。同时，又将温彦博提升为尚书右仆射，老臣杨恭仁之弟、太常寺卿杨师道被任命为侍中，接替了魏徵的职务。说来滑稽的是，魏徵辞去职务时提出的理由是“眼疾”。而辞职之后，他却又领受了编写《隋书》、《齐书》、《梁书》、《周书》等一系列史书的工作。这不是更伤害眼睛的工作么？因此，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接下来的朝堂上，必将有更大的动作要上演。
然而，让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首先经历大震的却是他自己。贞观十年（636年）七月二十八日，长孙皇后永远地离开了李世民，那一年，她才仅仅三十六岁！
尽管后宫妃嫔无数，却从来只有长孙氏一人称得上是李世民的灵魂伴侣，她的离开，意味着后宫中从此再无人如她般能为李世民分忧解难。尤其使李世民感到痛惜的是，她在临死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李世民打算。
“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察纳忠言，摒弃谗言。房玄龄辅佐陛下经年累月，一应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也从不曾泄露机密。若非特别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抛弃他。”
“臣妾的哥哥长孙无忌，靠的是姻亲关系才得到陛下信用。既不是出自于他本人的奋斗，又容易卷进政治旋涡。陛下您要是真的为他着想，要保全他，就千万别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臣妾活着的时候不能对陛下有所进益，死后，无须厚葬臣妾。葬者，藏也。古来圣贤崇尚简薄，只有无道乱世才大起山陵，劳动天下，这样做恰足以使得有识之士笑话。臣妾但请陛下因山而葬臣妾，无须棺椁，一应器服，皆以木瓦为之。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不忘臣妾！”
然而，李世民仅有第一个要求可以做到对长孙皇后信守承诺——房玄龄从来就没有被驱赶出自己的视野，这次只不过是李世民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构想而刻意作出的临时安排而已。不久之后，已经离职快半年的房玄龄就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中枢。
后两个要求，李世民无论如何也没法答应。
于公，李世民何尝不知道长孙皇后维护哥哥长孙无忌的一片苦心。然而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着想，长孙无忌是满朝文武中，唯一能寄予托孤重任的骨干人物。李世民要以他为纲绳，总揽维系李世民身后的政局安排。既如此，又如何能如长孙皇后所愿，让他淡出政治中心呢？
于私，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深爱的皇后，李世民如何忍心以薄葬对待自己的皇后，让她在九泉之下清苦度日！
长孙皇后就这样去了，红颜叹飘零，英雄悲迟暮。她的离开，使李世民在剧痛中猛醒——人生无常，世间岂有万年天子哉？从时间上来看，也该是着手安排太子未来辅佐班底的时候了。然而，李世民心中最为属意的太子人选，就一定是李承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