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李世民的人才队伍比作兵器库的话，那么，长孙无忌好比一柄宝剑。剑乃百兵之首，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凡文人士大夫，腰间都要挎上一口宝剑，方显器宇不凡，卓尔不群。长孙无忌的作用在于他能整肃群僚，庄严礼仪。房玄龄，好似一条软鞭，最善以柔克刚，以守为攻，看似中庸，实则凌厉。杜如晦，更像一柄长枪，横空出世，一枪锁喉。尉迟敬德，则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把巨斧，要披荆斩棘，开出一条险路的时候，自然离不开这位老兄。而杜淹，更像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柄暗器。
暗器？堂堂的大唐天子竟然会使暗器？要知道，行走江湖的侠士好汉，或用枪、或使箭，貌似没有几个人是使暗器的，这好像不该是英雄所用的兵刃。
没错，李世民手中不仅有堂堂皇皇的宝剑，还有像杜淹这样的暗器，来去无影，杀气森森，让人闻之胆战心惊。
杜淹这个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业曾任北周豫州刺史，父亲杜征也做过河内太守。但这些对李世民来说都没有什么，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论辈分，杜淹还是杜如晦的叔父。
不过，杜淹完全不是因为这层亲戚关系而受到李世民重用的。那是因为什么呢？
杜淹打小就以聪明多才而著称。不过也许是聪明过了头，他怂恿自己的朋友说：“当今陛下喜欢用隐士，不如我们去太白山隐居，这样也好更快地博取功名。”
两人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二话不说便搬去太白山做了假隐士。可那时的“当今圣上”是谁，是察察为明的隋文帝。他得知实情后，震怒不已。
这不是把自己当白痴吗！
于是杜淹博名不成，反被流放到了江南。辗转沉浮许久，才在隋炀帝大业末年混上了御史中丞这个不大不小的四品官。隋朝灭亡之后，他投靠了王世充，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颇受信任。而这个时候，杜淹的侄子杜如晦也已经成为李世民的首席谋士，昔日的亲戚却变成了兵刃相向的敌人。于是，杜淹又干了一件遭人非议的事：他向王世充进言，将杜如晦在洛阳的两个兄弟逮捕下狱。哥哥被杀，弟弟在牢中差点饿死，最后侥幸活了下来，他就是杜楚客。
如果说是各为其主，那也说得过去，然而杜淹这样做，却是因为他平时与杜如晦兄弟关系不好，借机公报私仇。这就让人不齿了。
风水轮流转，不久洛阳城被攻破，杜淹作为王世充的心腹大臣，也在将被诛杀的行列。这时候，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了。
求情者不是别人，正是差点被杜淹害死的杜楚客，他极力劝说杜如晦利用自己在李世民面前的特殊身份将这个叔叔给保下来。
杜如晦当然不愿意，他向来就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尽管杜淹是自己叔叔，但两人平时一向没什么交集，而且他还害死了自己的哥哥，自己怎么可能为这样的人求情！
杜楚客急了，甚至要横剑自刎。他声泪俱下地说道：“叔叔已经害死了我们的胞兄，如今我们看着自家叔叔就要人头落地，却袖手旁观。大家都是一家人，却如此自相残杀，真是让人寒心啊！”
杜如晦为弟弟的大义所感动，这才在李世民面前保下了杜淹。这位昔日王世充跟前的大红人的命虽然是留住了，却丢了官职，一时间落魄得很。热衷功名的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于是他又开始了钻营活动。
投靠谁呢？天下大势已定，要想再谋一个出身，就只有在大唐的朝廷里择木而栖了。当时的太子和李世民，都称得上是好去处。不过，因为杜如晦的关系，杜淹当然没有脸面到李世民这里来谋一个出身。想来想去，他决定走封德彝的门路，到李建成那里求取一个差事。
对此李世民本来没当一回事，可在李世民府中专司人才组织工作的房玄龄闻讯后，大呼不可。
“杜淹这个人，善于权术，狡诈多机变。如果大王放任他投到李建成门下，那等于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患。假使日后东宫和秦王府之间有什么不测发生，在其中捣鬼坏事的，一定就是这个杜淹！”
那能怎么办？腿长在他自己身上，李世民总不可能把他抓起来杀掉吧？
“不须杀，不能纵！上上之策，莫过于将杜淹招纳入秦王府中！”房玄龄胸有成竹地道出了自己的打算。
“要我用这么一个人？”当时的李世民，在听到房玄龄的主张之后，有点惊讶。
这个人，天性凉薄、狡诈、热衷功名、冷酷无情而又不择手段。老实说，李世民并不想让这样的人伴随在身边。
“殿下，就算孟尝君手下也有鸡鸣狗盗之徒。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冲锋陷阵，无人及得上尉迟敬德；妙算筹划，老臣愿尽微薄之力；定策决断，杜如晦乃是个中翘楚；若论忠贞不贰，长孙大人是当仁不让。可是要说起办点隐秘的事，刺探消息，暗中串联什么的，殿下还真得用杜淹这样的人！”
就因为房玄龄的这席话，杜淹被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一时间竟又变成了李世民跟前的红人。李世民也慢慢发现，这个杜淹要论玩起什么阴谋权术来，其执行力确实十分惊人。那段时间里，李世民经常与杜淹夜以继日地长谈，谈的当然不只是诗文那么简单。而杜淹在受到李世民如此的礼遇之后，也大为感激，颇有效死以报的决心。其实在杨文干事件中，杜淹就秘密策谋了李建成手下尔朱焕和桥公山二人告密的一出戏。可惜，就在李建成快要彻底落水的时候，由于李渊的偏心和犹豫而功败垂成。而杜淹，也为李世民背上了一个大大的黑锅，被李渊视为挑起宫府事端的“教唆犯”，远远地发配到了外地。
再一次跌入人生低谷的杜淹似乎并不像以前那样彷徨无措，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他知道，只要李世民最终能够得胜，就还会有再用他的一天。
这一天，他等到了。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将杜淹召回京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从三品，负责起监视百官群僚的重任。一时朝中人人为之侧目，因为大家太知道这位杜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世民当然也知道他的人品，所以才要把他安排在御史大夫的位置上。说得不好听一点，御史大夫和御史台就是皇帝的耳目、鹰犬。要尽忠职守，要不怕得罪人，要冷酷无情，要善于从事各种秘密刺探工作去摘发奸私。这个工作，杜淹来做最合适不过了。
不过，他的活动范围也必须在李世民限定的圈子之内，不可得意忘形，私自越界。因为，杜淹是鹰，不过得拴在鹰架上，一旦将他放飞入三省之内，那他的野心和权术便会不受控制，惹出无穷的麻烦和祸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世民没有支持此前杜淹所提出的议案——借督查为名插手尚书省的日常行政工作。而事实也证明，杜淹在这条红线之内，确实是干得非常卖力。他后来还曾经担任过检校吏部尚书的职位——当然，这是一种荣誉性的加衔。在这个加衔之下，他有向李世民推荐官员的责任，却没有实际插手吏部日常工作的权力。杜淹前后推荐过四十多位官员，这些人在日后大多成为名臣，这也算他的贡献吧！
然而，李世民始终不曾忘怀杜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世民不是圣人，他的这种鄙薄之情偶尔还是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有一次，杜淹向李世民推荐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邸怀道。李世民随口问起：“怀道这个人才能品行如何？”
杜淹回答：“他曾在前朝做过吏部主事，有清廉稳重的好名声。有一次，炀帝准备去江南游玩，召集百官询问意见。大家都怕触怒炀帝，所以极力劝他成行，只有怀道虽然官卑职轻，却独言不可。”
看着一本正经的杜淹，李世民顿时想要借机戏耍他一番。
“杜爱卿言之有理，不过当时你应该也在隋炀帝的朝堂之上，那时你是什么意见啊？”
杜淹倒也老实：“臣和大多数人一样。”心中估计在暗自嘀咕，“好好地说着邸怀道的事，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呢？”
李世民抓住他的话批评道：“你夸奖邸怀道敢于直谏，为什么自己不敢这么做呢？”
杜淹见来者不善，连忙辩解起来：“臣那个时候言轻位卑，知道说了也没用，徒然为之招来杀身之祸，恕臣不敢谏言。”
好家伙，跟李世民玩起了诡辩术，岂不知李世民正是这方面的高手。李世民兴致勃勃地继续反击道：“孔子云，老是顺着父亲的意思，不一定是孝子，所以‘父有争子，国有争臣’。你既然觉得隋炀帝是无道昏君，那为什么要留在他的朝廷上吃他的俸禄呢？你做了他的臣子，又不能尽忠职守，这算得上忠臣所为吗？”
言毕，李世民环顾左右，又说道：“你们也讲一讲史上的进谏故事来听听吧。”
王珪闻言，上前解围道：“商朝的时候，比干因为直谏而被杀。孔子赞扬比干称得上是‘仁’，因为他位高权重，责任重大，俸禄优厚，当然应该据理力争。而小官地位低，说话的分量也要轻上许多，若是有所保留，也是可以被宽容的事情。”
听了这番解释，李世民更加来了兴致，又追问道：“王大人要说人微言轻可以不谏，那杜大人后来归降王世充，王世充给的官可不小啊，那时候为什么也不谏呢？”
杜淹嘟嘟囔囔地还想辩解：“我不是不谏，是说了他也不听。”
“好，说了他不听。王世充要是贤德善于纳谏的话，就不至于亡国了；而他要是昏暴又讨厌进谏的人，那爱卿你也不可能活到今天。杜爱卿，你到底是怎么谏的啊？”
杜淹哑然无声，群臣掩嘴窃笑，这番辩论以李世民的全胜而告终。不过，看着伏在地上面红耳赤的杜淹，李世民也觉得这番玩笑开得稍显过头了些。虽然李世民对他以前的行为不满意，可如今他并无过失，若是过分折辱他，那反倒不好了。
于是，李世民和缓地对杜淹说道：“你在隋炀帝的时候人微言轻，朕不怪你，不过今天你位高权重，愿意尽到直言相谏的责任吗？”
杜淹好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叩头不已，大声喊道：“臣愿尽死效忠！”这场关于纳谏的辩论才算画上一个句号。
不过，玩笑归玩笑，轻蔑归轻蔑，李世民还是得重用这个杜淹。从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正式入主东宫以来，一直到改元贞观的头两年，朝堂上一时风云变幻、纷繁复杂。
早在贞观元年（627年）三月的时候，有人控告凉州都督李幼良有谋反的举措。李世民急忙派遣中书令宇文士及以代凉州都督的身份赶过去救火。后来的结果是李幼良被赐死，而宇文士及也就留在那里做起了善后的工作。六月份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封德彝也病死在了任上。宰相班子的人数有所缩减，不得不重新请回被闲置起来的老臣萧瑀来接手尚书左仆射一职。又过了一个月，李世民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提拔为尚书右仆射。从此，新人逐渐打破了原来新老制衡交替的局面，成为朝堂上的主流。
人事变动过于频繁，当然会有暗流涌动，一些正常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人假借这个变动不居的时机来达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这时就需要倚重像杜淹这样的“耳目”发挥作用了。贞观元年八月发生了一起事件：时任黄门侍郎，负责检举监督事务的王珪向李世民呈上了一份密奏，而这封密奏，并没有直接交到李世民的手上，而是通过侍中高士廉转呈上来的。
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高士廉的自作聪明把整件事情都搞得复杂了。他拆看了密奏，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密奏中举报了一位“意图谋反”的朝中重臣。而这位重臣不是别人，正是在凉州做安抚工作的当朝宰相——宇文士及。奏章中引述告密者的说法称，宇文士及在凉州作威作福，私蓄死士，刁买人心，恐怕暗藏作乱的野心，请朝廷早日派人严加查访。
谋反，这在那段时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因为当时的局势实在是太复杂诡谲了。在看完这份密奏之后，高士廉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反应——将这份密奏压了下来，既没有告诉李世民，也没有给王珪作出解释。
高士廉这样做，可能基于两个理由。于私，他跟宇文士及的关系不错，不希望看到宇文士及因为一段没头没脑的密告而遭到横祸。于公，这封密奏牵涉到的是曾身为宰辅的地方大员，一旦处置失当，很有可能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在高士廉看来，要平息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持重镇静，而不是把事情闹大。
高士廉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皇帝是李世民，而不是他高士廉。即便他算得上是李世民的舅父，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过大功，还在朝堂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没有权力代替皇帝作决断。作为皇帝，最敏感的禁区是什么？就是属下对自己隐瞒消息。说到底，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外界情报的掌握之上。李世民不是初涉政坛的天真孩童，深知这些消息密奏虚虚实实，真伪难辨，然而有一点没得商量，那就是必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到全面的动态，特别是涉及“谋反”这种事情的。高士廉你有什么资格来代替皇上作出判断！即便是胆大独断如魏徵，在安抚河北，自作主张放掉原太子官属李思行等人时，也只不过是先斩后奏！
李世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当然还是通过杜淹。他干起监督工作来确实是一把好手，高士廉扣押密奏的举动丝毫没有逃过杜淹的监视。事发后，李世民很快下令免除高士廉的侍中职务，外调为安州大都督。至于宇文士及那头，他在凉州为官期间确实大过张扬，但以李世民对他的了解，他其实不大可能作出什么谋反的举动来。然而因为高士廉这一番画蛇添足，事情反而弄大了。怎么办？只有将宇文士及扣押起来调查一番。这样做，更多的意义在于杀鸡儆猴，警示包括原来秦王府系统的大臣们——不要以为你们立过功劳，今天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我的正式授权，千万不要干出什么越轨的事情来，不然捅出了娄子，倒霉结局可就得自己担着。
最终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子虚乌有，宇文士及虚惊一场，灰溜溜地回到了京城。为了对他在凉州过于高调的行为表示薄惩，李世民给他安排了“殿中监”这一新的职务，负责自己的生活起居等杂事。论地位，这一职务算得上是与帝王亲近无比，然而论职权，却失去了昔日三省主官那样的显赫地位。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杜淹在当时对李世民来说，作用是多么的重大了吧。正因为他的这项功劳，才能够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获得参与朝政的资格，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一，与裴寂、萧瑀、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并肩站在一起。
不过，杜淹的仕宦之路到此时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李世民是绝对不会把一个密探高手放到实际的政务执行岗位上去的，尽管杜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命运待他不薄，在他看清这个问题之前就拿走了他的生命。贞观二年（628年）十月，杜淹病逝。满朝文武也许都长舒了一口气，而李世民在其死后极尽哀荣，场面让旁人看了甚至都有些嫉妒。
因为李世民知道，他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耳目不明，焉能辨事？看来，是重新发现培养第二个杜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