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德彝这家伙在迎合上意、揣摩人心的段位上，应该说还要高出裴矩一头，在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玩双面把戏也纯熟无碍。只不过，在李世民即位之后，他一时间好像有点看不清形势了。
明知道皇上现在鼓励大家对他说真话，积极进谏，可他却拍起马屁来，而且愈加肉麻，愈加无所忌惮。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李世民大宴群臣，席上为了活跃气氛，李世民下令奏起了《秦王破阵乐》。
这乐曲本来是李世民击破刘武周时，军队中自发传唱的军歌。后来李世民亲自把它改编成了舞蹈，以纪念那一段峥嵘岁月。在席上，李世民忘情地说：“朕当初受命专征，这才有了这支曲子。虽然说跟现在提倡文德仁义的气氛不太相容，然而要知道，朕的功业也确实是在战场上奠定的，可不敢忘本啊！”
估计封德彝以为李世民喝高了，觉得此刻正是溜须拍马的好机会。酒兴加上谀辞一起来，试问谁能抵挡得住？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启奏道：“陛下全靠神武明德平定海内，哪里是那些以文德自居的君主可以比得上的？”
李世民眉头马上就皱成了一个倒八字，心想：“我只不过要用当年的武功来反衬一下今日的文德而已，你却说我武力胜过文德。一味恃武，岂不是把我比做了没有见识的赳赳武夫？”
于是，李世民很不高兴地说道：“平定祸乱，要靠武力，守成治国，全凭文教。文武的用处要依时而定。您一味说文德不如武力，这也说得太过火了！”一席话说得封德彝面红耳赤，唯有伏在地上使劲叩头谢罪。
像这样的马屁行为，封德彝还表演过许多次，也不止碰过一次钉子。可是，这么一个会察言观色的角色，为什么如此乐此不疲呢？
其中原因，其实想想也能明白。不管是阿谀逢迎，还是直言敢谏，在封德彝、裴矩这样的臣下眼中，无非就是投皇上所好而已。说白了，是在为皇上提供一种服务。
那么，封德彝为什么偏偏就要开起“高帽子”的专营店铺呢？其实，这正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但摸清了皇帝的心理，还算准了市面上的“供应”状况。
如今，皇帝喜好直言敢谏，于是乎你也谏，我也谏，一时好不热闹。“直言敢谏”这种东西从一开始的“稀缺货”，到现在已经快要烂大街了。
原先，皇帝是生怕大家不敢说话，有谁进谏，轻则当朝表扬，重则赏赐有加。如今，谏的人多了，大家都挖空心思去思索如何谏得艺术，谏得出奇制胜，谏得惊天动地。当谏臣价值在下跌，难度在上升啊！
更何况，做这笔买卖还有风险。谁知道皇帝他表面上勉励有加，私下会不会一一记在心里，以后来个秋后算账呢？
当然，封德彝这样想李世民，分明是以己度人了。不过说老实话，谏言听多了，也难免有时候会心理失衡。就像魏徵那样懂得掌握进谏艺术的人，不是也曾惹得李世民动了杀心吗？
所以，封德彝的策略就此打定：不管你们怎么折腾，我还是选定继续兢兢业业地拍马屁这条路。这条路虽然眼前收益是低了一点，但是风险小，获益也稳定。因为，满朝文武中做这笔买卖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啊！
封德彝当时在朝党上的策略，可以这样来概括：逢迎新贵，排挤同僚，打压异己。
所谓逢迎新贵，指的就是特意放低身段，曲意迎合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些李世民的主要僚属们。不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官阶上来说，他们都是后起之秀，封德彝也能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忘年交的姿态去套近乎，拉关系。有一次，李世民因为有要紧事急着召见时任吏部尚书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一时情急，竟然忘记将身上的佩刀解下来交给侍卫，就冲进了宫门。按照律令，这可是要命的大事——官员携带武器面见君主，按律当斩！
这件事因为关系到国舅，影响重大，故而李世民交给了封德彝来处理。封德彝是怎么应对的呢？
长孙无忌违反律令，判处徒刑一年。当然，这一年徒刑也不会真判，而是罚铜二十斤代替。
是不是判得太轻了？这可是死罪啊，这样轻判的确照顾到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感情，可这大唐律岂不是就此失去了威慑力？
没关系，不就是要用血来维护法律的威慑力吗？有折中办法——宫门侍卫玩忽职守，陷圣上于不仁，陷长孙大人于不义，真是罪该万死，自然要判处死刑！这样岂不是就两全其美了？
铁面无私的戴胄闻讯又站出来阻止：“长孙无忌是国戚，也是朝廷重臣，真要因为这么个小误会把他给正法了，是说不过去。但现如今你这样的处理方法也十分不妥，一旦传出去，你让天下的老百姓说咱们的皇帝是公平无私呢，还是昏庸无道？”
在戴胄的力争之下，侍卫终于没有被处死，但封德彝在面子上也闹得很不好看。不过，他心里清楚，他至少赢得了长孙无忌的好感。
所以封德彝在担任尚书右仆射这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中，与房、杜、长孙等人打成一片，以至于原秦王府系统的人见了这位丞相都礼让三分。还有一次，担任御史大夫的杜淹给李世民提了一条意见：“尚书省各个下属衙门的文档恐怕有错漏疏失的地方，请求批准派御史前去检查监督。”
这其实是御史台和尚书省之间争夺权力的一场小小交锋而已，然而被封德彝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
“朝廷分官设任，大家各有所司，不劳烦御史台来管尚书省的事情。真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御史理所当然应该纠弹。但现在要跑来尚书省把历年积累的那么多文档卷宗翻查考校一番，也太过麻烦琐碎了！”
李世民又问起杜淹的意见，杜淹一言不发，再问他：“你怎么不坚持原意了？”
“臣是一片公心，择善而从。封大人刚才说得有理有据，确实是臣开始想得不够周到。臣服了，没有什么意见了！”
其实，杜淹这个人李世民清楚。他哪来那么多公心，还不就是想把手伸到尚书省里面去而已。没想到封德彝一改唯唯诺诺的脾气，反应激烈。这可好，自己得罪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还送给了封德彝一个天大的人情。这叫什么事呀！
算了，知难而退吧，杜淹是真服了。
这是封德彝对新贵的手段，对同僚又如何呢？
朝堂上的武德遗臣中，裴寂被慢慢架空，朝不保夕，只有发牢骚招人讨厌的份。陈叔达无可无不可，只有萧瑀跟封德彝共同掌管尚书省，萧瑀脾气还挺倔，封德彝对他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萧瑀首先成为他排挤的对象。
其实说起来，萧瑀对封德彝有恩。封德彝之所以能在武德年间做上中书令，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完全是因为萧瑀的举荐。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封德彝考量的，只有权力，没有恩情。
怎么挤走萧瑀？说起来封德彝的手段其实很有点市井无赖的味道。按惯例，尚书省内的事情往往是他两人共同商议好了，达成了一致性意见之后，再向李世民禀报。然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定案的事情，封德彝一来到李世民面前马上会拿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方案，对萧瑀的意见进行激烈的攻击。
时间长了，佛都有火，更何况是萧瑀这块“老姜”？可是没办法，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兵部尚书杜如晦等人几乎都偏向封德彝，萧瑀在尚书省内是越来越孤立。
人一受排挤，脾气就容易变坏。脾气一变坏，就容易出娄子。有一次，萧瑀因为跟陈叔达意见不合，在朝堂上大吵起来，这下彻底惹火了李世民，隔天便送给他们一顶对皇上不敬的大帽子，统统罢官免职了事。而封德彝，不用说，心里肯定是暗喜无疑。
这是排挤同僚，那打压异己呢？在异己方面，封德彝最大的对头便是以魏徵为首的原宫府旧人。他挤走萧瑀和陈叔达之后，更要卖力地在李世民面前表现一番。还记得李世民即位之初的突厥入寇事件吗？一时间，扩军备战，防御突厥成为朝堂之上的一项重要工作。
要准备打仗了，这兵源却成了一个大问题。隋末的战乱局面刚刚结束，人丁稀落。按当时的兵役法，年满十八岁的男子才能被征召入伍，可是到哪里去招足够的壮丁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行政才干，也为了迎合李世民急于整军经武的心情，封德彝提出了一个主意——征兵标准不应该一味以年龄划线，对未满十八岁，然而身材魁梧的男丁，也可以一并征发。
这是个办法！这样不出多久，就可以编练出一支大军了。李世民立刻下令按此意见草召，然后送往门下省，签字画押后就可以加以实施了。
然而，此令一出便有人跳出来“作梗”，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刻意引入门下省系统担任专门负责签名盖章职务的给事中——魏徵。他拒不签字！
封德彝为了展示自己的执行力，不惜纡尊降贵，多次亲自跑去门下省和魏徵交涉，而魏徵压根就不理睬他。虽然贵为当朝宰相，封德彝还就拿这个小小的门下省给事中没有办法。
这就是制度制衡的力量。
实在没有办法，封德彝一转身，把状告到了李世民这里。李世民听了之后也火了，这不是有意耽误朕的经国大计么！于是连忙把魏徵找来，好一顿批评。
魏徵倒是毫无惧意：“我听说涸泽而渔，一时可以丰收，但明年怎么办？焚林而猎，固然可以大有收获，但来年怎么办？现在把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征召入伍，他们背负的徭役租税又由谁来承担？再说了，兵贵精不贵多。只要训练得法，照样能组建起一支精锐部队，何必要这么多人来凑数呢？”
李世民一时哑口无言，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他想得不够周到。再说了，李世民把魏徵引入中书省，不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走上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一己冲动而拖累天下吗？
魏徵做得对！李世民大大地表扬了他，不但撤回了诏令，还赏赐给他一口金瓮。当然，这样做自然也就表明封德彝做错了，估计封德彝心里当时一定对魏徵恨得牙痒痒。
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有缘由的。同样作为宫府旧人，李建成身边的心腹，只有魏徵得以参与密谋，而李建成对当时封德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其实心里有数。正因为如此，封德彝才将魏徵、王瑀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刻刻小心戒备着。
靠迎合上意来固宠，靠排挤同事来把持朝政大权，靠笼络长孙无忌等新贵来建立新的利益集团。封德彝的野心，就在于将整个尚书省改造成他的独立王国，让长孙无忌他们都跟自己订立攻守同盟，沆瀣一气，把他们改造成新的官僚。记得有一次，李世民责备封德彝：“朝廷几次三番地下诏举荐贤才，朕也多次拜托你替朕留意才干之士。为什么你就是一直没有动静？”
封德彝一脸无辜地回禀：“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当今没什么贤才。”
李世民立刻又给了他一顿批评：“胡说八道！君子用人就好像使用器物一样，各取所长。古代那些治国的贤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他们把今天的人才都借走了吗？你自己没有知人之明也就罢了，如何能污蔑天下没有贤德之辈！”
其实李世民心里很清楚，封德彝不过就是想一个人牢牢把持住尚书省，进而把持住整个官僚机构而已。李世民是群臣心目中那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即位前后，他对官场权力的重新组合布局也让许多明眼人暗自惊叹。然而历经数朝，自居人精的封德彝就是不相信，这个年轻的皇帝怎么能斗得赢延续这么多年的官僚传统习气！
他相信，如果说李世民是坚硬的磐石，那他就是不倦的流水。俗话说，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假以时日，李世民必败无疑。也许在战场之上，李世民是独一无二的王者，在官场之上，他总归还是得靠自己这样的老官僚来主持运转的。单靠李世民自己，是铁定玩不转的。
然而封德彝想错了，他以前一定没有碰到过像李世民这样的对手。如果说他那些阴柔的政治手腕在久经官场的李渊面前能够施展得如鱼得水的话，在李世民这里就只有处处碰壁的份了。因为，他赖以生存和施展手腕的政治生态，在李世民这里将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政治架构方面，李世民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动作——凡是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在场。有什么缺失错漏的，谏官有责任当场指出。自然，这实际上给予了谏官参与朝政决策的机会。而这，正是封德彝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呢？
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其实就是宰相们开办事会议。当时的宰相班子可以说是新老咸集，这些老臣的存在对李世民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阻碍。萧瑀和陈叔达虽然被暂时逐出了宰相班底，然而在李世民提拔起来的几位大臣中，宇文士及最会做人，高士廉和房玄龄又基本上属于同一类人——心思缜密而处事低调，再加上他们在宰相队列里资历尚浅，故而无法对封德彝形成制衡格局。长此以往，必然会出现封德彝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也正是封德彝期待的结果。
而李世民之所以别出心裁引入谏官来参与宰相议事，正是为了破解这一局面出现的可能。皇权与相权，自古以来便是一对冤家对头。作为皇帝，即便是铁打的筋骨，数十年如一日地处理全天下的政务工作也是吃不消的，必须得把一部分权力让渡出去，这才有了宰相一职。
然而当宰相的权力逐渐坐大的时候，又会对皇权造成威胁——权臣乱国、权臣篡位的例子比比皆是。就算不至于如此，任何一个稍有志向的皇帝也不愿意大权旁落到别人的手中。一般来说，宰相并不会公然违抗皇帝的命令，但他可以选择隐形的夺权手段。比如垄断皇帝从外界获取信息的管道，或者把控引进人才的渠道。这样一来，皇帝耳中听到的，都是对权臣有利的消息；皇帝身边所围绕的人，也都是权臣的心腹亲信；皇帝所要作的政治抉择，只能从权臣给予的选择中进行挑选。而皇帝本人还被蒙在鼓里，自以为圣心独断、说一不二。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幅场景！
因此才有了后来皇权不断分化瓦解相权的举动。怎么分化呢？就是在正式的宰相班底之外，建立起一套并行不悖的私人秘书队伍。这支队伍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成为皇帝的耳目，使得信息不至于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所控制；第二，成为皇帝的参谋人员，替皇帝出主意，想办法。当然，最后的拍板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到最后，这套秘书班子将会逐渐将原来的宰相机构架空，并取代它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如今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实际上就是这一权力斗争格局演变的产物——它们曾经也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团队而已，可在今天，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成为了尾大不掉的宰相团体。
解决的办法当然很简单，无非是把老祖宗用过的法宝再用上一遍而已。不过，这样做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首先，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执行的流程已经非常完善了，一旦有大变动，运作起来可能反而不如现有的机制；其次，精简官吏，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正是李世民下一步的施政方针，李世民可不想再搞出第二套三省班子来养着。因此，李世民想出了第三条路子——把宰相议事制度扩大化，根据实际需要，引入新的臣下参与到政事决策过程中。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谏官们了。他们因为不直接过问实际的行政事务，故而不可能与原三省机构的决策和行政官员出现官官相卫的局面。另外一方面，因为其官职相对来说较为卑微，也不至于发生坐大的情况。最后，也是这一制度最为关键的所在——谏官议政，并非常设性的专员专职，其人员构成随时会发生变化。李世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临时给某位臣下加上“参知政事”或“平章国事”之类的头衔，给予他进入核心议政圈子的权力。当然，李世民也能通过这种手法来确保最终决策不至于偏离自己的控制。而表面上，这一方法又没有对三省和议的相权进行本质性的触动。何乐而不为呢？
朝堂上的各派政治势力仍然在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着重新整合，看似平静的表面实则暗流涌动。封德彝的野心基本上被李世民圈禁在了尚书省一隅之地，在旧有势力还未完全化解完结之前，李世民还需要在某些方面借助他的力量。而原秦王派系中的个别人也开始跃跃欲试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杜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