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战场上的蒲公英
18258500000048

第48章 海上起义

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及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3团团长刘农、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3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起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3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3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3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3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3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3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3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3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政训主任不管事,其他人就更管不着了。一帮伞兵从上午10点狂饮到下午近两点,这才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营长和连长们基本上都喝高了,还没等轮船启航就纷纷酣然入睡,安排舱位的事情只好交给督察队去完成。

“中字102”号船身长100米、宽16米、吃水4米,满载排水4000吨,装备两台柴油主机,航速11节。它的内部舱位分为三个部分,底层是暗舱(弹药舱)、中层是大舱(坦克舱)、尾部是乘员住舱,另外还有舱面的岛型建筑也可以住人。

当初作为军舰,这条船装有16门火炮并配备了140多名官兵。虽然改成滚装轮之后只需要二十多个水手就足够了,但它的乘员住舱却依然保持着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原样。舱内有上百张床位,是整条船中住宿条件最好的地方,蔡智诚的“国大代表团”、22兵团通讯队和伞兵的军官家眷就住在这里。除此之外,伞3团的营级军官住在舱面建筑,而基层官兵则被安排进了“中舱”,这中舱其实就是以前的坦克舱,面积大、空间也比较高(设计能装十八辆坦克)。伞兵在船舱里搭建了上下铺,两千多号人挤在一起就像是屉笼里的肉包子一样,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舱面上停满了卡车、吉普车和摩托车,大大小小的汽油桶、汽车轮胎以及各种军械配件捆在一起摞得老高,伞兵的迫击炮、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军械修理所的车床、钻床、马达发电机,官吏家眷的皮箱纸箱、大小包裹、长短家私,再加上海员们随船私运的棉纱、布匹和中西药品……各种各样的物件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把原本还比较宽敞的甲板变成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杂乱的货场。

“货场”的四周划着警戒线,除了手持武器、臂带黄袖箍的督察队员,其他人一律不许在舱面上乱走。“中字102”的左右两舷各有两个吊架,吊架上的四艘LCVP艇(Landing Craft Vehicle Personnel)这时已经架起机枪,成为了督察队的临时岗亭。小艇上站着一位神情严肃的年轻上尉,手里拎着“汤普森”,腰间还插着两把短枪。蔡智诚忍不住提醒他:“你把枪机打开了,万一轮船颠簸枪走火,打到自己怎么办?”那位显然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执法官这才赶紧关上了手枪的保险。

伞兵部队的每个营和每个连都有正副两个指导员。通常情况下,执法官的工作应该是由具备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担任的,可这次为什么会让一个毛头小伙来领导督察队呢?蔡智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客舱,问过姜键以后才知道,原来伞3团的政工干部有的留守上海,有的被派到福州去打前站,整条船上就没剩下几个指导员了。而蔡智诚刚才遇到的那个上尉是刘农的弟弟、团部连的刘锦世连长。“小伙子很机灵,虽然没有打过仗,但管管纪律应该还行”,据姜键副团长说,这次航行中只有团部连的枪械里装有实弹,维护军纪的事情也就由刘锦世全面负责。

那一天,姜键明显是喝高了,不过他还记得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说起“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情依然觉得十分可乐,拍着胸脯自吹自擂:“当年要不是有我这包龙图,蔡智诚说不定就做了陈世美。”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船舱里除了蔡家小两口,还有姜键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1营长钟汉勋和2营长杨鹤立的家眷也在船上,钟、杨两位是连襟,他俩的妻子是同胞姐妹,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人。

男人们闲聊了几句就无话可说了,但女性之间的沟通能力却非同寻常。轮船还没有开动,几位老婆就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唧唧呱呱地交流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并且约着晚上一起看月亮、早晨一起看太阳。可惜好景不长。下午3点,“中字102号”启航出发,轮船还没有离开上海,女人孩子们先就晕了船。一帮人趴在床头抱着脸盆又是呻吟又是吐,什么“海上升明月”的美丽景象都顾不上了。

那天晚上大家上床都很早,有的是因为酒醉,有的是因为晕船。但蔡智诚却睡得很不安稳,也许是由于船舱太闷、马达声太响,也许是由于水兵的铺位太狭窄,他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勉强合上眼。

14日上午八九点钟,蔡智诚还躺在床上,船舱里突然喧闹起来,先前跑上甲板看日出的官员家眷们全都被督察队赶了回来,说是为了避免遇到风浪出事故,所有闲杂人员今后一律不许出舱。

陈丽君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一大早就溜了出去,已经瞧见了“海上的太阳”。这时候,她坐在床头比比划划,十分兴奋地向丈夫描述着黎明前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云彩是什么样、一轮红日又是如何地跃了出来……看着妻子的手势,蔡智诚感到挺好笑:“你把方向都比错了,这时候的太阳应该在船的左舷,而不是右边。”

“瞎讲,我才没有搞错呢,太阳就是在这边……”旁边的几个老婆孩子也纷纷为陈丽君担保作证,那轮红日确实是从船的右舷升起来的——顿时,蔡智诚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猛然堵住了一样,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连衣服也来不及穿,拎起披风就冲上了甲板——果然,轮船已经掉头,没有驶往南面的福建,而是转向了北方。

舱外站着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前甲板上传来一阵阵聒杂的吵闹声。有几个军官似乎想从坦克舱里往外面爬,而督察队员又使劲地把他们往下面推,双方就在舱口那里争斗起来。一位腰间插着两支手枪、胯间吊着两支信号枪、手里一杆冲锋枪,浑身上下披挂得像是“西部牛仔”一般的中尉正声嘶力竭地狂吼着:“都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回到船舱去!”船舷上的督察队员们也跟着喊叫起来。

“发生兵变了……”,蔡智诚的心里一阵慌乱。还没等他判断清楚形势,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他赶回了船尾的客舱。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1营长钟汉勋和2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3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像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像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

下午3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孔,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手里。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5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

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

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3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另外还有伞3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

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3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2营副营长孙家驹、1营特务连长杨绳武、3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

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

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愿意签字画押,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高爆炸药,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

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