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帝丘店，蔡智诚被送到商丘医院，他在这里遇见了1团团长张信卿。张团长的腿断了，一张笑眯眯的胖圆脸也变成了瘦长的苦瓜。经过豫东一仗，快速纵队的伤亡惨重，先前出征时的七千人马只活下来了不到两千，劫后相遇的人们彼此面面相觑，长吁短叹，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在那段时间里，商丘医院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的说第三快速纵队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说伞兵即将被空投到“匪区”作战……搞得病房内外人心惶惶。
这些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8年7月2日，襄樊战役爆发，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康泽）的三个旅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在襄阳一带。战至7月10日，国军的外线阵地被突破，康泽急忙向南京求援，并提出调遣伞兵参战——按当时的战场情形，从地面增援襄阳和樊城已经来不及了，由伞兵实施空降倒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南京国防部觉得康司令的主意实在是高，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样一来，却让伞兵们犯了难。
那时候，国民党伞兵的头上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空军伞兵总队”，受空军总司令部管辖，另一块是“第三快速纵队”，属徐州剿总的编制，所以调动伞兵的时候光有国防部的指示并不能算数，必须经过空军和徐州方面的协商才行。
周志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让伞兵去送死，他们认为国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开河——当时，徐州这边勉强还能够跳伞的官兵只剩下不过千把号人，大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南京训练基地的人马虽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刚在地面练习荡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们实施空降，恐怕立刻就会摔死一大半。在这样的情况下派伞兵部队增援襄樊，纯粹属于纸上谈兵——于是国防部、空军司令部和徐州剿总就来来回回地猛扯皮，你说我消极胆怯我说你卤莽愚蠢，一直闹到7月16日襄阳被攻破（康泽被活捉），也没能确定最终的“解救方案”。
但这场扯皮却也给高官们提了一个醒：先前把伞兵部队混入陆军使用的办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门、用非所长，伞兵平时在地面被揍得半死，遇到关键时刻又上不了天，到头来得不偿失。因此从1948年7月下旬之后，“第三快速纵队”就被撤销了，伞兵单位改称“空军伞兵司令部”回到南京进行整补，依然由张绪滋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井庆爽任1团团长，赵位靖任2团团长，另外将“南京留守处”改编成伞兵第3团，由刘农担任团长。
8月初，原本在商丘养伤的张信卿、蔡智诚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准备参加“8·15”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活动。据说蒋介石总统届时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阅兵，还要给豫东战役的立功人员授勋。也许是考虑到伤兵身上缠着的绷带比较容易出镜头，司令部特意让蔡智诚他们在操场上列队演练了一番，意思是想让这帮“挂了花的功臣”为庆典场面增添几分悲壮的色彩。
伞兵们考虑得很周到，可惜老天爷不帮忙。从1948年7月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水量达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苏、江西和福建各地接连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围几乎变成了泽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庆典仪式的规模，把原定的“总统授勋”改为给立功人员发放一笔慰劳金。蔡智诚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块钱金圆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养伤去了。
在上海，蔡智诚养伤的地方是“联勤第二总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当时这里是专为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提供医疗护理的高级场所，设备条件好，伙食也很不错。蔡伤兵的床头卡上的官衔是“空军少校”，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联勤司令部搞错了，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经从上尉变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职位是伞兵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的主任科员兼副参谋长张干樵的联络官。参一科是负责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门。当时伞兵部队正在进行补充和整训，科里的上上下下一头忙着填写阵亡通知书，一边还要制作新的官兵花名册，谁也抽不出空来，只好委派正在上海疗养的蔡参谋勉为其难，充当新任副参谋长张干樵上校的联络员。
张干樵原本是“东北剿总”作战处长，广东人，中央军校第11期生。他在第5军军部当参谋的时候曾经和杜聿明一起爬过“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长官的信任。前不久，伞兵的罗国英副参谋长在豫东战役中失踪了，老杜就把张干樵从东北调回来接替他。但张副参谋长抵达上海之后却没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径直回广东老家探亲去了。等他从广东回来之后，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当幕僚——人家是参谋副长，是参谋处的顶头上司，又是杜老总的心腹，参一科当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个主任参谋级别的“联络官”在上海守着，随时准备替他传传话。
这联络官的差事其实很不错，既没有风险又十分好玩。蔡智诚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针换药之后就跑出去闲逛，一直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回到医院里，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价稳定，市场供应充足，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日子最好过的时期。
国民政府从8月19日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强制推行金圆券，禁止任何商品涨价，禁止任何人囤积物资。“太子钦差”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勘乱建设大队、经济警察大队和“人民服务总队”遍布大街小巷，发现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立刻严惩不贷。就连荣德生的侄儿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以及商界巨头詹沛霖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来，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吓得没了踪迹，刚刚发行的金圆券顿时就成了统治十里洋场的硬通货。
这个时期的金圆券真的很值钱。按照行政院的条令，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二百元金圆券价值一两黄金，两元金圆券等于一块银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圆券购物的时候，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保持在“8·19”（金圆券发行日）当天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一块钱可以买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圆券就相当于一个美金，并且所有的物价明细表都已经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个商贩胆敢缺斤少两，讨价还价，立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可真是板上钉钉，童叟无欺。
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蔡智诚的衣兜里正好揣着立功受奖的犒劳费。那时候，金圆券的钞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块硬扎扎的新式钞票把小伙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撑起了小伙子的享乐欲望。于是，他就财大气粗地一头扑入了夜上海的纸醉金迷之中。
在这个时候，蔡智诚迷上了跳舞。当时，上海滩的各类舞厅星罗棋布，一流的舞厅聘请菲律宾乐队，一块钱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厅使用白俄乐队，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厅的乐队是中国人摆弄的，花一块钱跳个整晚上都没问题。
高档舞厅的乐队好，舞女漂亮，但红舞女的架势也不小。她们擅长的是“摸衣领、贴脸蛋、搔手心”，纤纤玉指搭上客人的肩头，一摸衬衫领子就知道是穷鬼还是阔佬，那态度立马就不一样。蔡智诚懂得这里面的名堂，他早就从“联勤总医院”的门口淘来了全套的行头。当时，虹口头坝浪（今吴淞路）的潮州帮贩子专门做电影演员的典当生意。他们的货箱里从各类新旧洋装到真假“派克”钢笔、“浪生”打火机，应有尽有，只要花上个三四十块钱，打扮成“小开”的模样绝对没有问题。
舞厅里时兴“标准舞”，也就是现在的探戈、狐步之类，而最时髦的舞步叫做“强丁巴”，几个男男女女对头对脑地抽肩膀。这些舞姿其实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诚却满不在乎，他上窜下蹦地满场飞，拎着威士忌和舞女疯闹，不喝个烂醉不罢休，折腾够了之后再出去狂吐。低头一看，胸前的伤口又挣裂了，鲜血浸红了衣衫。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月份。有一天，老战友罗华到上海来向蔡智诚告别——他失去了一只胳膊，终于可以退伍还乡了。老蔡请老罗吃西餐、喝洋酒，又带他去舞厅里娱乐，但这土包子却一点儿也不开心。
夜里，两个老战友漫步在灯红酒绿的街道上。罗华突然停住脚，十分严肃地对蔡智诚说：“喂！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过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萨，我也不想进海国英的天堂，与其被别人杀死在战场上，还不如死在这东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间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后，蔡智诚依然记得田花园村的那个长工，依然能够想起帝丘店的那个凄惨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他们朝你扔炸药包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见了的……”沉默了许久，罗华才又接着说道：
刚开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后头的人是你，等看见你甩出来的大水壶，再开枪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后来就发现了我，炸毁了地堡，然后又炸掉了周围的房子。我看见他们在街面上杀来杀去，看见海国英被他们追着打，可我却被压在沙袋底下一点也动不了。当时，我以为你已经死了，还以为自己也要死了。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你居然坐在我的身旁，看见太阳正从你的背后升起来，我真的觉得你是菩萨派来的人……
我以前拜佛求神的时候总是祈愿发财啊享福啊什么的，但直到那天早晨我才突然明白，菩萨拿走了我的一只手，就是让我不用再去打仗了。他让我能够活下来，让我从今以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是菩萨给我的恩惠，是比升官发财更大的好处。
“老蔡啊，你是有学问的人，你不相信菩萨。但菩萨的道理其实对谁都是一样的。菩萨让你活，你就应该好好地活下去，经过战场的人每活一天都是上苍赏赐的。你不要辜负了老天的好意，不要再去糟蹋别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
显然，罗华看不惯蔡智诚的醉生梦死。他的理论很简单，但这浅显的话语却给蔡智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一直以来，蔡大学生都是以“军队中的士大夫”而自居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要远高于罗华之类的同僚。对于近些日子的所作所为，他觉得自己的“荒唐”无非是在发泄内心的郁闷，这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魏晋才子的风流，甚至还带有几分高雅脱俗的情趣。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华这个船工出身的、粗陋的下属恰恰就站在“道德”的角度批评了他。
“不要糟蹋别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蔡智诚当然知道自己在舞厅里的放纵表现是一种自虐，但他却忘记了这样的自残其实是建立在欺辱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女性的基础之上的。罗华没有多少文化，更没有经过系统的修养训练，但他却基于最朴实、最人性的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蔡士大夫”道德上的漏洞，这让伞兵少校觉得无地自容。蔡智诚这才意识到，经过了战场的血雨腥风，经过了几年来的近朱近墨，他已经从一个“立志建设新式军队”的理想主义者沦落成为了旧军队中的兵痞。他的军衔和职务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伤口和勋章对于平民百姓和那些舞女而言，丝毫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成分。
于是，从这一天起，蔡智诚就再也没有踏入过风月场合。
在医院里，他给家乡的妻子写了一封46页的长信。在这封厚厚的家书中，蔡少校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战场经历和心路历程。他觉得对自己而言，终老天年已经成为难以奢求的梦想，等待他的命运恐怕只能是横尸荒野。因此，他建议妻子应该认真地考虑今后的生活，并且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自己都会表示理解和支持……
送走罗华之后，蔡智诚的行为安定了许多。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安静了，社会环境却开始变得日益不安。
10月中旬，经警大队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积物资的大仓库。报纸上立刻披露说那仓库属于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这下子社会上可就热闹了，大家都在等着看蒋经国将如何处理他的表哥。过了几天，报上同时刊登出两则消息，一是东北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飞机去了香港。结果，“金圆券”与“袁大头”的比价当天就从二比一变成了二十比一，银行的门口也立刻排起了挤兑的长龙。
11月初，蒋经国发表《告别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广播电台的余音未了，金圆券与银圆的比价已经变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从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两千元，暴涨一百倍，各种商品价格也全面大幅上扬，经济崩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到这个时候，一元五元的钞票已经变成了辅币，市面上全是些一百元面值的金圆券。而国军各精锐部队就连“百元大钞”也拒绝使用了，蔡智诚的军饷基本上都以银圆作为结算单位——不过，也有一次比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从杜聿明的办事处那里领到的津贴居然是黄金。
当时，杜聿明的公馆设在上海的愚园路，那是一栋砖混结构的三层小楼，西洋式样，南侧有个大花园。杜长官一般都不在家里，楼上住着杜夫人曹秀清，楼下就是张干樵等一帮亲信幕僚办公的地方。蔡智诚因为是张干樵的联络官的缘故，所以时不时地也要去那个地方点个卯。
第一次进杜公馆是1948年的中秋节（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正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电报员忽然送进来一张条子。冯石如（此人被俘的时候是“徐州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时的职责类似于杜府的管家）打开一看，是王耀武发来的——“解放军主力开始围攻济南，东侧茂岭山阵地正在激烈争夺之中……”——饭桌上的人立刻就没了食欲。
过了几天再去愚园路，一进门就看见冯石如拿着张电报在那里发抖。打听之后才知道又是王耀武发来的消息：“吴化文部叛变，机场失守，74军无法降落。现商埠已失，普利门、大水沟仍在激战中……”大家都说王佐民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张干樵从广东探亲回到上海之后，蔡智诚去杜公馆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高级幕僚们商讨军机的时候，他时不时地也能够旁听几句。
10月底至11月初，国民党的侦听机构发现解放军的几十部电台正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倾向。当时，国防部应对此类状况的既定对策是“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徐州战区的骨干主力当然是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辅助力量是李弥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李、孙兵团当时只有两个军，而邱、黄兵团各有四个军）。可一旦将这四个兵团都收回徐州，东侧的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立即撤退。
第44军撤退的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是沿陆路向西，直接朝徐州靠拢；二是由水路船运上海，再经内线回徐州归建。愚园路的一帮幕僚们趴在地图上琢磨了半天，觉得走陆路的距离太远，肯定会遭到解放军主力的侧击，于是就给杜聿明上了一个条陈，建议让44军走水路。
但问题是当时“徐州剿总第一副司令”杜聿明正在葫芦岛指挥东北的败军撤退，并不在徐州指挥部，而“剿总”的正司令刘峙又是个装门面的泥菩萨，什么事也做不了主。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瑰就赶到徐州客串指挥。他们主张让第44军从陆路返回徐州，并提出将该军（原属李延年第6兵团）划归第7兵团建制。
听说这个情况，张干樵立刻就问蔡智诚：“你跟黄百韬打过交道，觉得他会怎么办？”
蔡智诚回答说：“黄百韬是最喜欢抓兵的，给他一个军，他什么都会答应。”
果然，11月5日，从徐州那边传来消息，黄百韬表示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第7兵团暂时停止行进，在原地等候第44军归建——这样一来，有可能受到解放军侧击的就不止是44军了，还包括整个黄兵团——杜公馆的幕僚们顿时急得跳了起来：“不好了，这会害死黄百韬的……”
到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促使计划改变的只有杜聿明本人，张干樵他们急忙找了架飞机，当天就赶往葫芦岛去了……以后的结局尽人皆知：杜副司令长官最终没有来得及修正方案，黄百韬虽然等到了第44军，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向徐州收缩的时间。1948年11月22日，第7兵团在碾庄一带被解放军华野主力全歼，淮海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
11月中旬的时候，蔡智诚最后一次去愚园路杜公馆。当时，公馆里只剩一位姓何的秘书在收拾文件。他看见蔡少校就说：“张干樵已经发表为徐州剿总的作战处长了，叫你自行回原单位去。”
蔡智诚问何秘书为什么没有去徐州，他指一指楼上：“夫人的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然后他又说：“徐州那边不去也罢。你看，原本的计划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现在搞得一开始就忙着救援黄百韬，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被动呢。”
接下来，他就给蔡少校结算这几个月的“差勤补助费”。起初准备给“袁大头”，但银圆的比价在那段时间里变来变去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算才好，只好决定给黄金。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得出的结果是九钱多一点。于是俩人就找出戥子和剪子，又称又夹地忙得不亦乐乎。
“我早知道市面会大乱，谁也顶不住”，何秘书的手里忙活着，嘴里的话还挺多，“你想啊，国家全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五千万美金，可一年之中光是军费的开支就要超过一个亿。即便是别的事情全都不管，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拿来打仗也只够支撑半年的时间，剩下的日子都要靠印空头钞票来对付，怎么会不出现通货膨胀？市面怎么可能不混乱……”
的确，要想稳定社会就必须停止内战，这已经是国统区的所有人的共识。
但大家同时又感觉到，只要蒋介石还在总统的位置上，共产党就不会答应和国民党谈判。在当时，可能促成谈判、争取和平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在军事上打个大胜仗，逼迫解放军接受和谈；二是在政治上压迫蒋介石下台，让共产党同意和谈。作为蒋系嫡系部队的成员，蔡智诚他们一方面实在不希望内战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又期望老蒋在政治上能够保持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大家的内心里虽然十分厌倦战争，却又暗自期盼能在战场上出现什么转机。
而在1948年的11月份，“转变时局”的救命稻草似乎正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个是北平的傅作义，一个是徐州的杜聿明，前者需要挡住林彪，后者必须顶住刘伯承和陈毅。
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两根救命的稻草也明显地靠不住了。
1948年12月，蔡智诚的职务是“南京陆军训练处”的中校教官。
南京陆军训练处又称“第一训练处”。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样的训练机构有两个，一个在台湾的凤山，一个在大陆的南京。凤山的那个训练单位其实比南京的更早一些，创办者是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其机构的名称十分响亮，叫“陆军训练司令部”。1948年的下半年，另一位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也要在南京设立训练机构。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牌子比孙立人的显得寒碜，所以也给这个新单位取了个不错的名号——“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
孙立人是美国军校的留学生，所以他的“凤山军校”十分洋派，不仅有美国顾问，就连中国教官也以留学生为主，训练的时候叽里呱啦的全是英语。
“南京军校”则比较土气，从主任到职员都是国产货。但关麟征是黄埔第1期的老大哥，他是杜聿明的同乡、同窗兼好友，有关大铁头在南京办学堂，不仅关系到哥们义气，还关系到黄埔的声誉，大家自然应该全力帮忙。于是伞兵就把自己的岔路口基地让给“第一训练处”当铺面，并且还派了好多军官去关老板那里当伙计。
蔡智诚刚从上海回来就被调到了训练处。也许是因为空军的军衔要比陆军的更值钱一点，所以伞兵的蔡少校在改换工种之后就变成了陆军的蔡中校。
但蔡中校并不是正规军校毕业的，能在这学堂里教点什么，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京陆军训练处的学员其实都是溃败部队的军官。这些人有的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有的是被俘虏后又释放的，所以不来则已，一来就是成拨成批的。因此，军校的“生源情况”完全取决于人家解放军的战绩，这里与其说是个训练处倒不如说是个收容队。
在这样的地方当老师，心理辅导的内容恐怕比军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师上课的那几天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生在院子里聊天，顺便还抬头望一望飞机——第一训练处的旁边就是岔路口机场，前往淮海战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飞机每天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引擎声震耳欲聋。运输机飞出去的时候都关着机门，回来的时候却是机门敞开，这让学员们觉得十分好奇。蔡老师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可做，于是就随口给大家讲了讲跳伞的故事。
可没想到，这一讲，讲出麻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