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岛演习之后，伞兵部队就变更了番号，先前的“空军伞兵总队”改名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队编制也改为五个直属营和两个战斗团，总队司令马师恭调任整编第88师师长，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伞兵司令兼快速纵队司令。
马师恭司令变成了马师恭师长，自然希望多带些人马去新部队壮壮声势。可惜那整88师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川军，虽然被黄埔系接管了却依然脱不了杂牌的底子，实在难以引起伞兵的兴趣，特务队里只有刘盛亨一个人愿意跟着马师长走。虽然也有人给蔡智诚做过思想工作，许愿说过去以后可以连升三级，让他当个少校营长什么的，但蔡中尉考虑了半天还是没有答应——整88师已经重组过好几回了，当兵的早都被解放军吓破了胆，一听见枪声就逃跑，别说是营长，就连团长、旅长也是三天两头的当光杆，确实没有多大趣味。
蔡智诚当时的愿望是想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
旧中国的全运会是从1910年开始创办的，到1935年办了第六届，以后遇到抗日战争爆发就停办了。事隔十三年，国民政府又计划重整旗鼓，准备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并以此作为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这场“亚洲第一体育盛事”得到了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各省市各军兵种和海外团体都组队参加，场面空前的热闹。伞兵也受邀在开幕式上进行跳伞演练——蔡智诚虽然觉得自己没有上场竞技的本事，却自以为满有资格参加开幕式跳伞，于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滩去出出风头。
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解放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压阵督战，有点像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政训”可以采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哄，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
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征、“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
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
19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采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
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
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爆。
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各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察言观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像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1团驻守黄口，伞兵2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解放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像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像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9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等到9点钟以后，她就应该来安慰铁甲战士了。
说起来，这刘茵小姐也怪有本事的，开飞机的和开坦克的都是天底下最霸道的角色，真难为她能够应付得下来。
当时，驻徐州的装甲部队是战车第1团，前任团长是蒋纬国，现任团长是赵志华。这赵志华是个只认识蒋纬国，连蒋经国都不买账的二愣子，一帮部下也都是些混账二百五，所以号称是“火牛”；而徐州的空军主力是第3驱逐机大队，这第3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三个在徐州、一个在济南（就是和宪兵开仗闹罢工的那个第28中队），他们的前任长官是苑金函，现在归徐焕升指挥。这徐焕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曾经开着轰炸机到日本东京去撒传单，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两路猛人遇到一起，想不出事情都难。
每年的春节前夕，徐州市都要举办“迎新篮球比赛”，往届的冠军都是徐州宝兴面粉厂，他们有几个专业队员，水平着实很高。1948年的这一次，宝兴厂虽然主动把自己分成了甲乙两个队，照样过关斩将，在决赛中胜利会师。可就在这时候，空军和装甲兵突然向主办单位提出了参赛申请。主办方哪里敢拒绝，宝兴面粉厂也只好表示欢迎，于是就派出甲乙两队分头接招。
头一场半决赛，“宝兴甲”领教装甲兵的“火牛队”，刚开场就被当兵的打伤了好几个队员，从此就不敢碰球了，结果是9比105，输得一塌糊涂；第二场开锣，“宝兴乙”干脆弃权当了缩头乌龟，让空军“飞虎队”直接进入了决赛——“火牛”和“飞虎”争夺冠军，这下子就有好戏看了。
比赛的场地设在云龙山体育场。一大早，装甲兵就把战车开到了比赛场，坦克的履带压着球场的白线，场外边还有几辆装甲车来回地转悠。等空军“飞虎队”来到的时候，吉普车就被堵在了铁壁铜墙的外面，非得下车徒步进场不可。飞行员吃了一个下马威，气得不得了，立刻派人回去打招呼。于是天空中很快就出现了两架P51战斗机，来回俯冲低空盘旋就像玩特技一般，机翼卷起狂风呼啸，引擎震得地面乱颤，观众们吓得抱头鼠窜。飞行员却在强大的空中掩护之下得意洋洋地穿过坦克的包围，走进了比赛场——赛前热身，双方打了个平手。
比赛开始，火牛队由团长赵志华领头，拴着宽皮带，穿着大皮鞋就下场了。飞虎队一看对方是这副打扮，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去取武器，一帮篮球运动员有的把手枪绑在腿上、有的别在腰里。决赛的裁判是体育场的经理刘玉邦，他看见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哆嗦，哪里还敢吹哨子，丢下球跑进办公室，死活也不肯出来了。场地上只留下一群牛和虎还在那里对峙，不像是打球倒像是要打仗。
就这么僵持了好一阵，蒋纬国才赶到了现场。说实话，徐州城里也只有他能吹这场球的裁判。果然，蒋裁判一到，火牛队的皮带和皮鞋就脱掉了，飞虎队也解下了手枪，40分钟比下来，空军赢了装甲兵几分。不过，主办单位倒也是挺会做人的，颁发的冠军亚军锦旗是一个模样，全都写着“勇冠三军”，奖品也完全相同，都是两箱汽水——双方把手言欢，哈哈一乐，亲亲热热上馆子喝酒去了。
1948年春节，蔡智诚收到了一封家书。妻子在信中询问能不能到部队来探望亲人——自从新婚蜜月以后，小两口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她实在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对于妻子的要求，蔡智诚犹豫了很长时间。
从规矩上讲，国民党军队并不限制官兵结婚，也不禁止军人家眷到驻地探亲。徐州城里就住着许多军属，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有的看上去很幸福，有的却显得惶恐悲伤。
幸福开心的人总归是少数。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最为志得意满的莫过于邱清泉夫妻了。邱军长讲究排场，态度傲慢，走到哪里都绷着个脸，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马弁。他的妻子也是夫唱妇随，架子同样大得不得了。这女人姓叶，但不许别人称她为女士太太或者夫人，非要喊作“叶厂长”才行。因为她担任着一个什么被服厂的厂长，大小也算是个干部。“叶厂长”对下属十分严厉，蔡智诚常常看见她在花园饭店的走廊里训人，语调尖利、目光炯炯，开口闭口“我军我军”的，好像指挥国军王牌的不是她丈夫倒是她这个衣着光鲜的贵妇人一样。所以淮海战役之后，蔡智诚一听说邱清泉阵亡的消息，首先想到不是邱军长的下场，而是琢磨着“叶厂长”的眼神是否还会如以前那样的威严慑人了。
相对而言，其他人则要显得谦和得多。那时候邱清泉的副军长高吉人也住在饭店里。有天晚上，高副军长的三岁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高吉人不等天亮就要派人把小孩的尸体抱出去埋掉，他太太哭着不让送，老高就对她说：“我是带兵的人，战场上的弟兄一死就是成百上千，你哭一个孩子没关系，叫我怎么哭大家去……”高夫人听见这话以后，硬是把眼泪给忍回去了。
当然，饭店里面也有终日哭泣的人，比如马励武的太太。马励武是整26师师长，鲁南战役时全军覆没，被解放军给俘虏了。他太太只好带着个六岁的孩子住在花园饭店，成天指望着国军能够打个胜仗把她的丈夫换回来。这孤儿寡母对战局十分关心，遇见军官就打探消息，听说打赢了哭，听说打输了也哭，然后就发誓：“以后子孙长大成人，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当兵打仗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不管怎么样，能住进花园饭店的都是高官的家眷待遇终归还是不错的，更多的军属则居住在徐州的民房甚至窝棚里，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在那些日子里，“陆总”司令部和徐州火车站是这些女人孩子们最常守候的地方。每当前方发生战事，通讯大楼前就围满了彻夜不安的人群，每当有军车从前方归来，火车站的出口就聚满了焦灼盼望的目光。
蔡智诚曾经多次在徐州火车站附近值勤。在这里，他听到过太多的号啕大哭，看见过太多的悲痛欲绝，也感受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他当然希望妻子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也知道部队在安全岛里养尊处优的时间不会太久，一旦自己再度踏上战场，留给妻子的将会是难以言喻的等待的焦虑和痛苦的折磨——因为了这个顾虑，他迟迟没有给家里写回信，也没有答复妻子的要求。
蔡智诚的顾虑没有错，因为不久以后，快速纵队就接到了增援前线的命令，他很快就随着搜索营离开了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