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6军”，这是1946年流传在东北地区的一段民谣，意思是夸奖新6军的服装好看模样帅、文武双全素质高——说实话，新6军打仗的水平暂且不论，仅从外表上看，确实比“土八路”东北联军漂亮得太多。在当时，沈阳街头身穿美式军服、挎着女学生逛马路的“抗日功臣”，有许多就是1945年初在云南“罢课闹事”的青年军学生。
大家都知道，新6军号称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其实，“五大主力”时期的新6军，下辖的应该是新22师、14师（黄仁宇先生曾经在这个师当过排长）和207师，这三个师合在一起的实力确实很强，解放军还真的没有在他们手里占到过什么便宜。可后来，14师调出去组建了新3军，207师分出去扩充了第6军，只剩下一个新22师支撑门面，新6军再自称是“五大主力”就有些勉强了。
辽沈战役的时候，207师是个“加强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军。3旅（许万寿旅）编入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该旅最终在胡家窝棚附近被歼灭；1旅和2旅留守沈阳和抚顺一带，在战役末期，这两个旅是“守备兵团”中唯一进行过顽固抵抗的部队——说起来，207师也算是对得起老蒋和小蒋的一番栽培——因此，蒋委员长后来在台湾又重新组建了“青年军207师”。当然，这已经和抗战期间投身行伍的那帮青年学生没有多大关系了。
每当想到这支部队的结局，蔡智诚总是很庆幸自己及时地离开了207师——要不然，他肯定就和训练营里的许多同伴一样，将自己年青的生命徒劳无益地葬送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了。
1945年春节过后，蔡智诚在207师炮兵营的公告墙上看见了“第五集团军”的招兵通告——招募单位是“陆军突击总队”，招收对象是“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步、炮兵种的士兵——当时，谁也弄不清这“突击总队”是干什么的。不过，通告上有个比较吸引人的条件是“薪饷从优”。
这个告示并没有引起蔡智诚的注意。在那个时候，军营内外经常可以见到这样那样的招募广告，有“军统”的、“三青团”的，甚至“别动军”的。昆明是个学校云集的地方，这些广告上也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学历要求，蔡智诚最初还以为这个“突击总队”也是个什么“别动军”之类的组织，所以就没太在意——他对当特务、打游击什么的不感兴趣。
在那段时间，蔡智诚经常到炮兵营去。207师战防炮营与机炮训练大队共用一个操场，学兵们上课的时候使用炮兵营的装备，下课以后如果希望“加练”，炮兵营可以提供“教具”，但陪练人员则要靠自己解决。一门战防炮需要三个人才能操纵，因此，蔡智诚总是去找潘崇德想办法。
潘崇德是战防炮营的通信兵，云南本地人，家境比较贫寒。他参军入伍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养家。那时候，当兵的月饷比一般店员伙计的收入要高得多，只要部队不欠饷，自己又不怕死，用卖命钱来贴补家用也是穷人的一条活路。小潘个子不高、头脑灵活，每当蔡智诚需要“陪练员”，他总能拉几个人来帮忙。当然，人家也不能白干活，需要付一点酬劳，或者给包香烟，或者给一点钱——这是他们捞外快的方法。
春节过后没多久，潘崇德就跑去参加“陆军突击总队”了。这很好理解，因为那里的“薪饷从优”，对小潘这样的士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4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蔡智诚又在操场上遇见了潘崇德，这小子穿着一身新制服，正兴高采烈地和老战友们吹牛皮。蔡智诚问他：“小潘，你们那个突击总队是做什么的呀？”
“伞兵”，潘崇德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臂章：“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蔡智诚的脑瓜里如同响了一声炸雷：“戈曼德啊！老天，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
“鸿翔”是“陆军突击总队”的代号。
1944年1月，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受到德国在欧洲战场使用伞兵的战例的启发，在第5军的建制下设立了“第1伞兵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第1伞兵团”对外称“鸿翔部队”，下辖三个营，兵力有一千人左右。但是，由于军界的高层人物对伞兵这个新事物并不了解，伞兵第1团也就始终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自组建以来，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空降设备，更没有跳过伞，每天只能进行普通的步兵训练。所谓的“伞兵”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所以大家都弄不清这个“鸿翔部队”到底是做什么的。
就这样混到了1945年的春节。有一天，昆明市举办“迎春社交舞会”，杜聿明在舞会上遇到了昆明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于是就拉着他诉苦，说自己有个伞兵部队，多么多么重要，又多么多么可怜。麦克鲁少将正在兴头上，立刻就转告给中印战区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大概也是香槟酒喝高了，当场就答应帮杜聿明解决伞兵的装备问题，并且交代由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负责办理此事。
这个魏德迈，根本没有问清楚第5军的伞兵有多大规模，稀里糊涂就承诺负责“包圆”。您想，杜聿明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呀，岂能放过了这个机会。从舞会上回来，他马上命令伞兵团扩大编制，将原有的三个营十个连扩充为二十个队（加强连），部队规模立刻翻了一倍多。
编制扩大了，人员从哪里来？赶紧招募呗！于是春节刚过，昆明附近的兵营里就出现了招兵广告，各路精兵都涌进了伞兵团。
二十个加强连的队伍，再称为“第1团”就不好意思了，于是改名为“陆军突击总队”（不直接叫伞兵是为了保密）。虽然挂上了“陆军”的招牌，却仍然在第五集团军的建制之内，说穿了就是杜聿明手底下的一个伞兵旅。
这其中的玄机奥妙，蔡智诚当然无从知晓。但是他既然知道了“突击总队”就是自己向往已久的“戈曼德”，就一定要想办法参加进去——有潘崇德的榜样摆在面前，蔡智诚已不再担心自己不够格。因为小潘的综合素质并不比自己强，他能进“鸿翔部队”，自己就更应该能够做得到！
可这个时候，“鸿翔部队”在207师的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了，只在昆明的宪兵部队还有最后一场面试，蔡智诚就赶紧带着申请材料跑到了宪兵13团。
招募现场里除了蔡智诚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宪兵，主考官看见宪兵司令部里钻进来一名陆军少尉，不禁愣了一下，解释说：“我们只招收士兵，不招录军官。”
蔡智诚挺着胸脯回答：“学生投身国防，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能够加入鸿翔部队，我甘愿放弃军衔，从普通士兵干起。”
主考官似乎很满意，拿起蔡少尉的简历看了一遍，又问了问207师学兵训练营的几位长官的名字，然后递给他一张表格：“根据你的情况，应当先经过207师政治部的批准。给你一天的时间，办完相关手续再来报到。”
蔡智诚拿起表格就往师部跑。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候207师的师部已经从曲靖搬迁到了昆明，距离并不远。更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候的各学兵大队正在罢课闹事，嚷嚷着“驱逐师长罗又伦”，政治部的人对一帮学生兵头疼得要命，听说有人想走，真是求之不得，立刻签字盖章，在所有的栏目都填上“同意”“同意”，好像生怕有谁反悔似的……
就这样，1945年4月底，207师机炮训练大队的少尉见习教员蔡智诚，终于正式加入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成为了一名国军伞兵技术上士。
从207师参加鸿翔部队的士兵很多，主动降衔的人物也不止一个。但蔡智诚却是207师最后一个报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来自学兵训练大队的学生兵。
蔡智诚参加“鸿翔部队”的时候，陆军突击总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了。
说来有趣，美国人原以为第5军的伞兵不会有多少人马，顶多不过是一支侦察部队，因此认为从第14航空队随便弄点装备就足够打发了。谁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么大，翻开花名册一看，林林总总将近四千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陈纳德的航空队哪里应付得下来。
魏德迈总参谋长吃了个哑巴亏，答应过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郁闷了半天，最后只得派飞机空运物资，把原本为印度军队预备的空降装备先送给中国伞兵——不过从这以后，魏德迈将军再和中国军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签个备忘录，先把细节讲清楚，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
话又说回来，美国人的装备也不白给。他们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团长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顾问不仅要负责中国伞兵的训练和考核，就连部队的作战调遣也要参与指挥。因此，这支陆军突击总队实际上是由杜聿明和美军司令部共同领导的队伍。
伞兵的训练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
蔡智诚属于突击总队的“第四期补充兵”，训练营设在昆明东南的宜良机场。报到的当天，军需部就送来一大堆长枪短枪，有狙击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还有四五式手枪和勃郎宁轻机枪。负责训练的美军顾问是个大胖子上尉，他并不组织新兵射击，而是一人发给一张雨布，铺在地上让大家练习拆卸，把这些枪支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第二天上射击场，刚加入伞兵的这些“新兵”其实都是老兵了，本以为实弹射击没有什么稀奇。可到了现场才知道，美军的训练要求和国军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样。就拿射击姿势来说，美军顾问特别强调步枪背带的使用，卧姿、跪姿用“套背带”（loppsling），站姿用“挽背带”（hastysling），射击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枪具。而国军部队里决不会允许把枪背带弄来弄去，更不允许用肥皂水擦洗枪支零件——在当时，《步兵操典》被奉为国军的金科玉律，也只有这些美国人敢于打破规矩，另搞一套。
令蔡智诚印象最深的是美军顾问十分重视训练安全。实弹射击的时候，每个射手身后都有检查员，反复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场练了好些天，用各种枪支从50码、100码，打到200码，弹壳堆成了小山，接着又练投弹、练爆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和103师的新兵营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过，美国佬也有出事的时候。
蔡智诚刚到宜良基地没几天，训练营里就发生一件大事——负责指导汽车驾驶的美军教官（一个中士）伙同翻译和油库看守，把十几桶汽油拉出去卖了。
在当时，后勤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盗卖军需油料属于严重的犯罪。中国军方侦破此案后，决定枪毙翻译和油库看守，没有处罚美国兵。可美军司令部却认为那个翻译是美军顾问团聘请的人员（西南联大的教员，不是军人），应该由美方审判，又把翻译从刑场上救了下来。结果，根据美国人的调查，盗卖汽油的主谋应该是教官和看守，于是就把那个美军中士判了死刑，却把中国翻译给释放了。
那时候，美国军人的事情只有美军自己可以管，中国方面无权干涉。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醉醺醺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嘻嘻哈哈、疯疯癫癫，根本不把中国军警放在眼里。可他们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国宪兵。
美国宪兵系着白腰带，手拿短军棍，钢盔上写着“MP”。他们发现酗酒的士兵后就在路边画个圆圈，让醉汉在圈子里罚站。宪兵写个小纸条，注明处罚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贴在违规士兵的军服上，然后就走了。那醉汉站在圆圈里东摇西晃，一个劲地看手表，却始终不敢离开，老百姓在周围喊“哈罗”、喊“OK”，他也懒得答应，一副沮丧的模样，真是又可怜又好玩。
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3团和13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去了。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舱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舱，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像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算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很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go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1945年5月30日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既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这另一方面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支、冲锋枪9支、卡宾枪18支；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形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了下来，几个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咱们伞兵坐上飞机就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10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轻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