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推荐信的这位副官来自103师师部。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帮蔡智诚带信了。
上次送来的是蔡家二哥蔡智仁的便条。当时，戴之奇已经由18军副军长改任青年军201师师长，蔡智仁也随着戴将军去四川璧山上任。在信中，哥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并且说201师是“青年第1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蔡大学生的从军理想。他还说201师已经和103师方面打了招呼，蔡智诚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智仁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蔡营长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像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8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清朝时候的曾国藩式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姓王的副官却并不理解。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四少爷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贵州部队却从王家烈倒台之后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算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成一块。第8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来掌权，各师的师长也被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像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立个功，然后还可以回去接着读书搞学问。我们可是军校出来的，当兵扛枪是一辈子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将来的升迁甚至谋生还能有什么指望？”
“我就不信全天下的军队都要讲关系”，蔡智诚十分不服气，“我偏要找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
“但愿青年军是你想象的那种部队……”说到这里，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昆明有个单位，比207师更加威风，你想不想去？”
“哦？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蔡智诚很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只晓得叫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干什么的？”
“鸿翔嘛，还能干什么？坐飞机打仗的呗。”
“哇——哈！戈曼德！”
那时候，蔡智诚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伞兵”这个兵种，但他对“戈曼德”却早有耳闻。
“空中红魔戈曼德”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代号，该部队创建于1941年，是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之一。在德军“闪电战”肆虐欧洲的时候，只有几支“戈曼德”部队能够深入敌后展开特种突袭，虽然战果有限，却对鼓舞同盟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中国报刊上也时常宣传“戈曼德”的英雄业绩，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
蔡智诚其实完全弄不清特种作战是怎么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坐着飞机去杀敌人，凯旋归来接受鲜花”的传奇军旅十分神往，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蔡智诚没有想到国军之中也建立了“戈曼德”，但他知道，能够参加特种部队的一定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属于十八般武艺俱全，既能上天揽月又能下海捉鳖的角色。蔡大学生虽然胸怀壮志，却也清楚自己只有几斤几两，所以对这个传说中的“鸿翔部队”也只能咽咽口水，徒抱敬仰和羡慕之心，不敢有加入其中的奢望。他心里清楚，青年军207师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207师的师部设在云南曲靖，当时的师长是方先觉。
提到青年军，自然就会联想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于是很多人就以为这“十万军人”全都是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当时，青年军中的“知识青年”数量最多只能覆盖到班长一级，基层士兵甚至许多部队骨干并不是“文化人”。
以207师为例，该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另有通信营、辎重营，以及警卫和卫生单位。干部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第5军（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指派的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二是蒋经国主办的各类“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这些训练班毕业的干部有的打过仗，有的人根本没有摸过枪，素质参差不齐）。士兵之中，老兵主要来自新28师，新兵则是从四川送来的壮丁。
207师的“学生兵”大部分是陕西人，另外也有来自江西、安徽等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失业人员。在这些人中，“抗日救国”当然是大家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从军动机，但也有部分人抱着其他目的——按当时的规定，青年军的服役期限为两年。“知识青年”服役期满之后，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可以保送进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学府，学费由国家承担；如果选择参加工作，可以由政府安排合适的岗位——这样的优惠条件，对贫困青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学生被青年军录用以后，要经过相应的培训。
大学生（包括大学在读生）和高中毕业生有权利“选择专业”。可供挑选的内容有三个，一是“机炮大队”，毕业后分配到炮兵营和各步兵团所属的迫击炮分队担任基层骨干；二是“辎汽大队”，学成后分配到辎重营或者通信营从事技术工作；三是“社会组”，那里是培养基层教员和政治军官的地方。
蔡智诚选择的是机炮大队。松山阵地上的那些猛烈的炮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大炮一定是今后战场上的主角，自己应该掌握这方面的技能才对。有趣的是，申请表格递交上去的第二天，分配通知书下来了。别人领到的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而蔡智诚得到的却是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的职务是——机炮训练大队少尉教员。
蔡少尉顿时急了，连忙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谢刚升，分辩说：“我什么都没有学过，啥也不会，怎么能当教员，还是改成学员吧。”
谢刚升想了想，就在“教员”前面加了“见习”两个字。
蔡智诚还是有点不踏实，又询问道：“我这个职务是以‘见习’为主，不是以‘教’为主的，对不对？”
谢刚升乐了，挥挥手：“是的是的，赶紧去报到。你就是个见习员，好好学习吧。”
蔡见习员这才放心了。
“机炮大队”的训练部设在昆明的北校场，这里也是207师战防炮营的驻地。
通常情况下，部队的训练单位都是培养带兵官的。但是，由“学生兵”组成的青年军训练大队却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养成遵守军纪的习惯，教学内容也侧重于各种典、范、令。
训练队的制度是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整理内务、点名、出操、唱“党歌”、背诵“总理遗训”，7点钟吃早饭，8点钟开始上室内课，午饭后休息一小时，下午在训练场学习军事术科，晚餐后自由活动一小时，然后又是两个小时的自修课，晚上9点熄灯睡觉。
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得初入行伍的青年学生们觉得很不耐烦，再加上班长组长区队长们都是些老军棍，遇到不顺眼的学员不是打就是骂，这更让大家对军事管理产生了抵触情绪，一些不安分的人就找机会惹事捣乱。晚饭后自由活动，几个调皮鬼把拖拽大炮的军马骑出去玩，结果在大街上撞倒了行人。第二天上炮术课的时候，又有几个家伙不按照指令行事，教官正在讲解要领，底下已经把炮弹“咣当咣当”地发射出去，还推托说是“走火了”。教官气得直哆嗦：“老子干了十几年炮兵，从来没有听说过大炮会走火……”
区队长召集训话：“原以为你们这些学生是军队的希望，现在看来尽是一帮乌合之众！甚至连乌合之众也不如，乌合之众至少是一种颜色的。依我看，你们中间除了白的黑的，还有赤色分子……”
结果，把几个特别捣蛋的学员当作“共党嫌疑犯”送交军法处了。
大部分学员还是能够适应新军队的规则的，倒是有些教官一时半会适应不了。
青年军中有许多专职教官，有的传授专业知识、有的负责政治教育。这些人原先大多是教书先生或者文人政客，虽然佩带着校官军衔，其实根本就没有当过兵。上课时，教官进入教室，值日官（这是蔡智诚的差事）就大声喊“立正！”然后跑到教官面前敬军礼，报告应到和实到人数，待教官还礼后再转身下令“坐下”。遇到这种情况，好些文人教官被吓得手足无措，一边鞠躬点头、一边满脸陪笑：“各位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与文人相比，行伍出身的教官却是另一种风格。他们一般不大懂得细致的理论，随便讲几句就让大家自己看书。教官说不出门道来，还不愿意学员提问，于是就安排学生兵去跑步，绕着操场一圈接一圈地猛跑。他们站在操场中间，发现有谁偷懒就冲上去揍几棍子，搞得学生们头疼死了，暗地里骂这些人是“跑步教官”。
训练队的理论课程中，政治课的内容首先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其次是“秀才当了兵，有理说得清”（讲解青年军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很容易领会；与军事有关的内容，除了弹道学、火药学之类的教材外，因为207师是机械化部队，所以还必须掌握内燃机、电机工程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这些内容对文史类的学生是一大难题，他们对高等数学、矢量、燃烧值之类的概念简直一窍不通，每天都要熬夜研究各种莫名其妙的数据。而这些功课对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的蔡智诚同学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于是，他可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炮兵术科的训练上去。由于具备松山战役中的切实体会，蔡智诚在很多方面比从未上过战场的其他学员有着更强的感悟能力。因此，他各科的成绩不是“佳”就是“甚佳”，很快就成了全大队数一数二的优等生。
这样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不长时间，训练基地忽然变得动荡起来。
首先是伙食水准急剧下降，每天萝卜青菜、青菜萝卜，不仅没有肉，菜汤里连油星子也见不到，到后来甚至连糙米饭也吃不饱了。按照政府的宣传，青年军的士兵待遇和后勤供应标准应该比其他军队高一个档次。现在可好，别说是高水准，就连保安团的饭菜都比不上，各单位的官兵纷纷鼓噪起来。
不久，师部附近的“社会组”的学员就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方师长每天要吃一只小乳猪”。于是，愤怒的学生兵殴打了后勤主任、师部副官和勤务兵，“社会组”率先罢课，并且提出了“驱逐贪污腐败的方先觉”的口号。很快，其他两个学兵大队也响应号召，实行罢课抗议。
训练队的教官们被弄得啼笑皆非：“见鬼了，从来只听说学校罢课，这回居然遇到军队罢课，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
“罢课风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搞到最后，方先觉师长真的被调走了，闹事的军人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其实，这场风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云南是远征军的大本营，不具备远征军或者驻印军背景的高级军官根本就别想在这里带兵。方先觉虽然算得上是位抗日名将，而且是正宗黄埔生，资历也够老，可他从来没有在远征军或者驻印军里混过，因此，想在云南掌管精锐的207师注定是困难重重。
在上层人物的指使下，云南各兵站断绝了对207师的物资供应，接着又有人撺掇着学生兵起来闹事（207师的军官大多来自杜聿明的第5军）。事情越搞越大，最后闹到了中央，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觉调到陕西担任206师的师长，改派远征军出身的罗又伦担任207师师长。
罗又伦是杜聿明第5军的老人，而且当过200师（杜聿明的老底子）的师长。自从他上任以后，米有了、面有了、猪肉香油都有了，部队伙食大为改善。
可消停了没多久，军营里又开始闹事了。
学兵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杜聿明提出，把207师辎汽大队的学生兵补充到印度的汽车团。罗又伦师长是杜长官的老部下，当然遵命照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于被调动的人员来讲，似乎也只有服从军令的本分。
但这一次却不同。207师是青年军，驻印度的军队是远征军，两者间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政府在招兵的时候就明确规定了不同的政策。所以，把青年军里的学生调到远征军去，相当于“政府违约”了。辎汽大队的学员们可都是具有维权意识的知识分子，立刻就闹腾起来，使用的还是先前的那一招——罢课抗议。
其他两个大队也觉得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毕竟，大家都是奔着青年军的招牌来的，谁也不愿意自降一格变成了远征军，一旦丢掉了青年军的名号，那些上大学、找工作的优惠待遇不就全部泡汤了么！更何况，当时还有个传言，说杜聿明准备撤销207师的番号，把所有人员和装备分散到远征军各个部队去。这下子大家都愤怒了，于是纷纷响应辎汽大队的号召，罢课，示威。
训练基地的教官急得昏天黑地。有位老先生跑到寝室里动员大家到教室去复课，他老泪纵横，一双手在胸前比划着：“同学们，不能这么闹啊！这样闹下去，等你们的胡子像我这么长了，国家还是没希望呀……”
可自始至终，没有人理睬他。
这时候，上峰送来了准备发放给“精锐部队”的美式军服。但没有人去领那些衣服，更没有穿戴新式服装。
夜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操场的旗杆上升起了几只美式步兵靴，还在墙上张贴了两幅标语，一条写着：“我是中国人，不穿美国衣”，另一条是“驱逐出卖207师的罗又伦，恭迎方先觉师长回滇重掌旧部！”
——嗨！这不是瞎折腾么。
折腾到最后，罗又伦没有被驱逐，辎汽大队的学生兵终于还是去了印度。但上级同时又补充了一个政策，规定被征调到远征军的青年军的官兵还可以继续享受青年军的各种优惠待遇，这才算是平息了各方面的怨气。
因此，在国军之中，真正能够被称做“青年远征军”的只有207师。这支青年军性质的部队没有被撤销，而是被编入新6军，成为了远征军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207师被杜聿明带到东北，是青年军中最先投入内战的部队。后来，这支国军“王牌主力”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
当然，这一切和蔡智诚并没有多大关系。
因为他这时已经离开207师，参加伞兵部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