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自古文人皆入蜀
巴蜀文化对四川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异常丰厚的天赐，但巴山蜀水却从来也不是土著居民的私蓄。因为，真正的土著川人早已无踪无迹，连续不断的外来移民纷纷入蜀，天府天府，天下之府，巴蜀区域的物质精神产品自来就是中国人共同的财富，外省入蜀的居民同样是巴蜀文化的接受者和创造者。也就是说，这样的入蜀，不仅是将自身浸润于巴蜀式的生存环境之中，而且在入蜀者的心灵深处，实际上也造成了一次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冲撞和交融的结果，便是入蜀者从他自身的乡籍文化出发，对巴蜀文化作了再一次的翻犁和新创。
“自古文化皆入蜀”，这是巴蜀文化最引以自豪的历史事实。历代入蜀文人的涂抹点染为我们留下了“翻犁”巴蜀文化的最真切可感的文学图式。河南人杜甫入蜀，感染于蜀中的政治积弊、民生疾苦，诗风转为沉郁悲愤；陕西人白居易宦游川东，受惠于川东竹枝的愁怨之气；五代文人避乱西蜀，是锦城的酣歌妙舞诱发了他们绮丽的词风，花间词派又可以说是西蜀文化与外省文化（如江南文化）相融会的产物；浙江人陆游饱览川中“江山万里”，又亲赴抗金前线，七年有余的蜀地生活导致了他诗歌的成熟，其宏丽悲壮的诗风就是“未尝一日忘蜀”的结果。可以提到的入蜀文人还有唐代山西人王勃、幽州（北京）人卢照邻、河北人高适、河南人岑参、刘禹锡与李商隐，宋代江西人黄庭坚、江苏人范成大等等。
外省文人入蜀，这当然显示了巴蜀文化的魅力，但同时却又多半依赖于诸多政治因素的推动。杜甫入蜀，是为了躲避政治动乱，高适、岑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皆因宦游而入川。我们看到，恰恰是在唐宋两代，当中央统治或主动或被迫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之时，入蜀的文人也就格外众多，相反，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北移，巴蜀地区被相对“抛离”，文人入蜀的现象也就相对减少了。
这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交流的规律。
在一个专制主义的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各个部门所处的地位是极不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唯我独尊的姿态高居于其他文化部门之上，经济从根本上受到了政治统治形式的影响（包括统治者的政策、中央政权的所在地等等），它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独立发展的空间；同样，像文学艺术这样的精神文化实际上也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权形式的。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权决定了中国文人只能在政治领域获得最终的肯定，也决定了中国文人寓游的主要地区必然是在政治统治的中心或统治者试图施展政治影响的区域。“入蜀”这样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取决于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关注，而并不纯粹是传统中国文人的自主选择。杜甫入蜀，刚到广元五盘岭就喟然长叹：“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可见他还是对故乡思恋不已，入蜀终非所愿，不过是迫不得已。“人蜀”既然或多或少带有点被动的性质，那么人们对巴蜀的解读也就主要停留在了一些外在的方面，尤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居多，至于巴蜀文化的特殊意蕴，巴蜀人的精神气质终归是较少涉及的。因为后者更需要入蜀者投入全身心的拥抱，需要入蜀者对新的生命存在有一个异常敏锐的把握和认识。而且总是有了行动的入蜀，才结果出了入蜀的文学，在蜀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对巴蜀的眺望和思考。这也说明，巴蜀文化还没有被中国古代的作家纳入到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中进行深入的比较参照，巴蜀式的生存也没有成为传统中国人探寻个人生存道路时的选择的对象。
那么，进入现代以后的巴蜀又如何呢？它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地位及引起人们注意的状况怎样？
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认真面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过渡性本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中国社会都处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专制与反专制的争夺、殖民与救亡的矛盾，这都继续突出了政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另一方面，启蒙终于又让中国文化无比深刻地意识到了精神文化在社会中的独立价值，他们开始追问个人生存的意义，反思文化本身的结构，探寻生命内在的奥秘。来自前一个方面的力量仍然把知识分子的步履拉向国家政权的中心地区，影响着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平等性和普遍性，来自后一个方面的力量又启发现代文人超越生存环境的局限性，在精神领域的范畴内进行跨地区的文化观照和文化考察；前者有意无意地继续捍卫着大一统中心文化的主导地位，后者却较多地解读着边缘地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现代社会的过渡性质及现代文化的交流态势都直接体现在了我们所要讨论的“入蜀”现象中。
在现代中国，大概再没有哪一个边远地区能够像四川这样招引那么多的外来作家了。当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四川文学青年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作家都兴致勃勃地奔赴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北京与上海之时，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以后会爆发一场震撼世界的民族之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又会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不分籍贯不分性别地统统驱进巴蜀盆地，而且连这些已经冲出盆地扬名天下的四川才子也不得不再一次地退入夔门。当然，这种“意外”其实也并不特别，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仍然显示了政治对中国生活的巨大掀动，首先是政治的变迁，才导致了这场始料不及的跨区域文化交流。就如同当年杜甫祈求“归吾庐”一样，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显然也是出于迫不得已。
不过，历史终究也前进了一大步，对巴蜀文化本身的揭示和思考同样也引起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兴趣。这些作家或者是“入蜀”后置身于四川社会生存环境中，由生存而文化，对四川区域的生态景观及文化精神有了自己独特的体会，或者并未真正入蜀，但却对蜀中事物颇为关切，登高而望远，将对四川社会的远距离描绘作为人生探求的一部分。这都是中国古代作家力所不及的地方。如果说这种远距离的眺望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谜之国”，那么入蜀的外省作家依据不同的体验和追求，又分别展开了一幅幅“雾之都”的景象，揭示着“人之魂”的幽邃。
由“谜之国”、“雾之都”到“人之魂”大体上代表了现代外省作家由浅入深地感受四川社会与巴蜀文化的几个层次，在这几个层次上，巴蜀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发生冲撞和交融的情况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