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谜之国
1929年4月，寓居日本的茅盾打算“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3个月以后，他为我们呈现了长篇小说《虹》。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茅盾却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梅女士设定为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川妹子”，梅女士终于东出夔门，离开“谜之国”，到达上海。在这里，茅盾用“谜之国”三个字表达了他对一个遥远的腹地文明的直觉，而有意义的在于，这一直觉实际上又代表了其他外省作家对处于崇山峻岭包裹中的四川盆地的基本感受。
的确，在夔门以外东部平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便捷的水陆交通相对加强了人们的往来，信息传输也较为迅速，比照之下，倒是四川因为深居大陆的腹地深处，又为重重山峦所遮蔽而莫可知晓。蜀道之难让出蜀和入蜀都步履维艰。谜者，混沌莫辨也。在走向世界的现代作家看来，这混沌正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结果。于是，“谜之国”也就是封闭之国，落后之国，黑暗之国。在致《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信中，茅盾就把“虹”解释成一座桥，“春之女神由此出冥国”（《我走过的道路·亡命生活》着重号为引者加）。混沌的四川社会被视作如冥国一般，大约唯其如此，方能最好地显示近10年壮剧之“壮”吧！从这个意义上看，“谜之国”的感受又属于了一个相对开放地区的文明对偏远封闭地区的返顾，返顾之中，显示了中国东部文化与西部内陆文化在发展进程中的落差。
但是，“谜”也可以有另外的感受。难以交流的封闭是一种谜，而现实观感与历史传说的矛盾也是一种谜。我们知道，巴蜀以“天府之国”享誉天下为时已久，但现代的四川却又以横征暴敛、军阀混战、流民四溢而闻名中国，现实与传说的这一尖锐的矛盾究竟当作如何的解释呢？恐怕谁都难以立即找到答案。出于这样的困惑，我们的外省作家似乎都比较关心现代四川的灾难性现实。鲁迅从“浅草”、“沉钟”的创作里读到了苦难，并特别提示我们说：“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茅盾也从周文的小说里读出了四川的“古怪”，他说：“读了《烟苗季》以后最好再读《在白森镇》来补充，然后对于这个‘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怪地方的面目能够有近乎全盘的认识。”他们也不仅仅是借评点四川作家的文学作品抒发感叹，而且还不时直接发表议论，或作想象性的描写。这里不妨举出徐懋庸的杂文《神奇的四川》和许钦文的小说《神经病》。
徐懋庸和许钦文都是浙江作家，在写作这两篇作品之前也都没有到过四川，徐懋庸根据报章所见，许钦文依凭他人传闻，都在30年代表达了自己对遥远四川的感受。“神奇”是惊叹，也是困惑。徐懋庸有感于四川预征粮税已达几十年之后，惊呼：“久闻四川是个神奇的世界，那里的人民过年过得特别快，从同一纪元算起，在同一时期内，别地方的人们方到24年，四川人至少已到40多年了。”徐懋庸由如此神奇的赋税想到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于是不无讽刺地作了一名词代换，“天府”变成了“天赋”，四川，活脱脱一个“天赋之国”，这天府与天赋的奇妙演变，不就是巴蜀之“谜”么！如果说徐懋庸感受到了四川政治的“神奇”，那么许钦文则感受到了四川人生存的“反常”：一个入蜀的外省人生活在军阀混战的枪林弹雨之中，他的四川朋友整天为妻子的神经病提心吊胆，到处求医，直到最后，这位外省人才终于明白，原来不是朋友的妻子被战争弄出了神经病，倒是他那位朋友自己不堪乱世之苦，精神错乱了！
现实与传统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又一个巴蜀之谜，这谜底仅仅从“封闭”中去找是不够的，它已经指涉了现代巴蜀人的生存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巴蜀实力派的蛮横和野蛮。“蜀中受难之早”，“天下未乱蜀先乱”，以及“神奇”的政治、“反常”的受害者等无一不是实力派无所顾忌的肆虐所致。我们曾经谈到，较之于夔门以外的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山东等地），四川的封建儒家文化积淀要浅薄得多，如果说中国东部地区的实力派统治还多少裹着一层虚伪的道德面纱，那么，作为西部内陆的实力派却更加的肆无忌惮。这样，以夔门以外的目光看来，四川社会的中世纪黑暗简直就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谜之国谜之国，这个“谜”产生于初民文化阶段与礼仪文化阶段的错位。站在文明发展的道德秩序当中（即礼仪文化阶段），初民社会的鲜廉寡耻都格外地触目惊心，也的确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
“文化型”作家老舍讲过一个精彩的观点：“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去看清楚那是什么人。”可能正是这种巴蜀之外的异质的文化素养给了“眺望”四川的外省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和价值标准。因而，他们虽然没有亲临蜀地，却照样揭示了“谜之国”的某些重要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特别叹服茅盾的眼力和功力，他那部小说《虹》对巴蜀社会与巴蜀心态的把握颇多精彩之处。比如梅女士对四川狭窄、压抑的诅咒，沪州师范里那些浅薄、无聊的教员们，还有那位“提倡新思潮”又妻妾成群的军阀惠师长，以及那些闪现的意象如夔门、书报流通处，都很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似真似幻的巴蜀社会。甚至包括梅行素本人，正像她的名字那样，我行我素是其生存原则，她的口头禅是“将来的事，将来再说；现在有路，现在先走。”这种“活泼、勇敢、直视前途”的性格与茅盾在此之前《蚀》中略显游移的静女士不大相同。这，是不是也正好暗合了川妹子泼辣、热烈的典型性格呢？
尽管如此，远距离的眺望毕竟还是不能等同于亲身的体验。所谓社会文化品格是一种相当微妙的东西，并没有根本脱离开我们生存的抽象的“文化”，任何文化都将直接显示在我们具体的细微的生存环境中，文化借着生存环境来承传，也借着生存环境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夔门之外的远眺虽然并不妨碍外省作家捕捉“谜之国”的若干本质，但这种捕捉又终究还是粗糙的、简单的，因为，巴蜀社会并不曾包裹住他们，并不曾每时每刻地作用于他们的人生，刺激他们的思想，区域文化既没有彼此轨迹相交，又哪里谈得上剧烈的冲撞和融合呢。直到1937年以前，外省作家对巴蜀文化的认识都是远距离的比较，而不是近距离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