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她绿侄女呢？因为她的名字叫翠莲。
我在电脑前写文章的时候，侄女翠莲推着她的三轮车，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卖豆花。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女子，跟翠莲一样，一窝土豆里的两个土豆，不管我写出多少文字，这就是我的底色。翠莲大我几岁，从小到大，亲昵地叫我红幺姑。她母亲是我大舅的长女，老表辈最大的孩子，她其实应该叫我小姨。
我们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从居住的小山村搬走了，背着母亲给我缝的紫红色的布书包，里面放着一支毛笔一瓶墨汁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很想把那支写了几年的毛笔送给翠莲，我知道她和弟弟都没有好笔。翠莲倚在门框上看我们走过去，旁边是她总拖着两条清鼻涕的弟弟，整个童年，他们是我形影不离的玩伴，可走时我没有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被裹在大人的决定里，无法言说自己。那是一场凄惨的逃离，祖母哭着，像护窝的老鸟，不让母亲拿走水瓢、筛子、凳子……本来当初分家时那些东西分给了我们。现在才理解，祖母并非要那些东西，她只是不想我们丢下她和尚年幼的幺爹，欣慰的是，新家情况稍有好转，父母就接走了祖母和幺爹。父亲用黑碳写在墙上的诗走出老远还能看见：“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背诵的第一首古诗，老师不是父亲，是同根相煎的恨。那天风很大很冷，我们的所有家当背在十来个大篾篓中，锅碗瓢盆，度冬的土豆，给猪吃的葛叶糠，没什么分量，没有值钱的东西。沿着陡峭的山路，翻过一座高高的山，背东西的人一口气就走上了两县交界的败战崖。败战崖是个大风口，路面冻得像牛眼睛，人被风吹得歪歪倒倒，我一边害怕被风吹到悬崖下去，一边想起翠莲和她的弟弟，后悔没有把毛笔送给她。而我哭得死去活来的祖母，留下了她想要的所有东西，仍没办法留住她心爱的大儿。所有的伤心和痛苦，就此留下，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翠莲和她的弟弟，我不愿想起那个生活了八年的地方。
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翠莲在新兴的江边小城重逢了，我被她的模样吓了一跳，我想她也一样。水灵灵的翠莲像被晒干了水分，曾经瘦得像一根豆芽菜的我，却长成了一个丰硕的妇人。一声“红幺姑”，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童年的门，吱呀一声，大山深处的小山村，我们共同的童年时光，像一部变了声儿的老电影，魔术般呈现在眼前，二十多年的光阴里没有彼此，人到中年的我们，站在回忆里相顾无言。
我们的小山村，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七弯八拐大家都沾亲带故，每天人们在队长的吆喝声中上工，太阳落山时回家，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粮，没有粮食的时候一起挨饿，提着篮子上山寻野菜。老家的山大，陡峭，很难找到一块平地，所有能耕种的土地都挂在陡峭的山坡上，背东西用的篓子一律尖底，圆底在坡上放不住。山沟沟里落居，山坡坡上耕种，祖祖辈辈都这样。耕地面积都不大，这里一个长方形，那里一个三角形，春天菜花开，秋天苞谷黄，冬天小麦青，站在山顶上了望群山，我们的村庄像穿了一件缀满补丁的百纳衣。这样的土地能长出什么呢？大集体时期，老家土地上的分值大约最不值钱，勤扒苦挣一年，能拿红苕洋芋填饱肚子已算好人家。大人每天忙着挣工分，没有时间管我们，我们是放养在山沟沟里的野孩子。大人出坡时，我们也上山了，翠莲是我们的看管人，领着我们三山五岳地跑，练出了一身爬山的好功夫。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地主的老屋，四间土屋，住了两户人家，后来我们家又一分为三，属于我们的三间土屋里，总是“战争”不断，我那位年轻的二妈时时处处挑战着祖母和我母亲的尊严，而翠莲家却常有歌声。姐夫喜欢唱歌，常常听他哼一个曲子：“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就这一句，没有下文。他总是乐呵呵的，能说会道，表姐长十个嘴也说不赢他。我羡慕他们的家庭，恨不得成为他们家的一员，我羡慕翠莲有个弟弟。暮色中，我一个人在坐在门槛上等母亲放工归来，他们家却灯火明亮，父母的喝斥，姐弟间的打闹，在我听来也是那么亲切。
翠莲和她的弟弟倚在大门上望着我走远，此刻，他们也许在心里羡慕我吧，我终于去了山那边的远方，我的生活也许会发生他们难以想像的改变。我们再也不能一起打猪草、抬水、刮洋芋，我再也不用和他们一起翻三匹大山整天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那些樱桃、洋桃、枇杷、栗子，那些岩洞、小沟里的沙鱼、田坎里的螃蟹、栎树上的绿虫，那些野百合、映山红、金银花、棕包头，都告别了。
此后回老家见到过翠莲一次，她已辍学在家，长得胖胖的，脸蛋红红的，牙齿白白的，她已变成大姑娘。她红着脸儿，笑笑地看我，手里纳着一双男人的鞋底，飞针走线，拉得麻线索索地响。没有小时候的亲热，我的荷叶边衬衣、摇摇摆摆的百褶裙让她有一点敬畏，我穿着的改变，第一次标示出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我想告诉她很多事，我再也不用毛笔写作业，用的是钢笔、圆珠笔，写毛笔字时养成的少笔画的习惯让我像个错别字大王；我结交了一个新朋友，一个长得黑黑的小个子女孩，她敢抓蛇、吞筷子；我看到了拖拉机、汽车，还有大班车，但还没有坐过车；我们的学校不搞劳动，一天到晚学习，可我多喜欢种白菜种花生打杉树果子啊；我家离学校很近，在家里就能听到学校的读书声；镇子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影，我看了很多电影，《五朵金花》、《天仙配》、《白蛇传》，太好看啦，有的片子看了十几遍。记忆中，我们好像什么话也没有说，吃饭的时候，翠莲的弟弟仍坐在门槛上望嘴，住在这里时，每到吃饭时间，他就会骑在我们家的门槛上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粮食在那年月太珍贵了，不是母亲吝啬，实在是他吃了就没有我吃的了，多半时候母亲会给他一个红薯或者洋芋。这次，他被翠莲吼着拉回去了，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这种感觉走在搬家的路上就开始了，生活环境的改变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常常被成年人忽略。搬家好几年，我都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做梦不在路上就在树林子里。在我心里，翠莲和她的弟弟才是我最亲的伙伴。在镇上读完六年书，我离开父母开始一个人的求学之旅，从此走在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路上，慢慢明白自己奔波的必然，开始接受命中注定的孤单。父亲每次写信都强调要我培养自己的环境适应能力，他不知道那是因为童年时，我无奈地拒绝过环境的改变，于是一直试图成功地拒绝一次却一直只能去适应，结果便是很不适应。
姐夫病了，表姐身体不好，需要帮手，翠莲和弟弟都没有读完初中。翠莲十九岁就出嫁了，她嫁给了一个秭归人，我们又到了一个县，这让我感觉她离我比以前近了。十九岁的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一样的十九岁，等待着我的大学生活和等待着翠莲的婚姻生活，一个是我向往的一个是我不敢想像的，我又想起小时候朝夕相伴的那些日子，那是最后一次对童年的回望。埋头书山的大学生活，大学毕业后让人沮丧的乡村教职，艰难的文学梦，无法预料的事情接踵而至，童年被现实深埋，成了遥远的过去。
翠莲出嫁的地方，竟然是我们未来县城的所在地，一个世界级的水电工程在这里崛起，不到十年，一座新城在这里诞生了，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翠莲和丈夫本来以种田为生，丈夫给村里人修理电器补贴家用。电器科技更新的速度很快，修理技术却得不到提高，电器修不下去，种田也养不活一家人，两人商量着到新县城开起了豆腐作坊。他们也曾远离家乡到贵州去打拚天下，去的时候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了缝在衣袋里的几千元现金，在贵州白手起家，干了一年，小有积蓄，又被人偷了摩托车和磨豆腐的全套家什。远在异乡到底没有家乡好，两人还是回到县城做豆腐。分别二十多年的我们因了这种种机缘，再次相见。这机缘其实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从孙中山提议修三峡水库那时开始，而我们，像两颗沿着既定轨道前行的小行星，从深山沟的小山村出发，走向不同的方向，最后在小城重逢。就像两棵树，我们生长的方向，终究不同，尽管多年之后我们又有了一部分相交的小枝，命中注定我们将在不同的高度看到不一样的天空。姐夫去世后，表姐带着儿子离开山村去了一个平原县，用两次婚姻换来母子俩活命的空间，我从未细问翠莲的母亲我的表姐，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人，如何在陌生的他乡辗转飘泊，寻找可以接纳自己和儿子的男人，在我看来，那是个令人伤心的话题，不提也罢。等到儿子长大，结婚生子，表姐却得尿毒症撒手走了，翠莲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所幸她有了自己的幸福小家，这个家的温暖足以抵抗所有人生的寒凉。
翠莲的豆腐坊离我家只有几百米，但很少走动。他们得晚睡早起，晚上做豆腐，白天推着车在街上打转，根本没有得闲的时候，不想以自己的有闲打扰他们的劳作。小城就那么几条街道，上下班，经常碰见他们两口子，翠莲骑着脚踏三轮车，转家附近的几条街，她丈夫开三轮摩托车，转全城。到中午时间，两人在菜市场的丁字路口汇合。从菜市场回家有一段慢坡，翠莲骑着脚踏车在前，车斗里放着买的菜，她丈夫在后面开动摩托车，伸出一只脚抵在脚踏车的后箱板上，翠莲不用蹬车就能轻松地回家了，这真是个省力的好法子。翠莲的丈夫是个能吃苦的人，性格开朗，幽默乐观，我很喜欢这个大我几岁的侄女婿。两口子恩恩爱爱，勤扒苦挣，在县城买了房子，儿子高职毕业后，学会开塔吊车，也开始挣钱了。从幸福指数来看，身为公务员的我和身为小贩的她，并没有多大差别。每天早上六点多钟，翠莲的声音通过电喇叭传来：“豆花！豆浆！懒豆腐！”有时由远及近，有时由近及远，便对女儿叫：“起床啦，你姐姐已经在卖豆腐了！”其实他们早在四点多钟就起床了，豆浆和豆花必须早上起床磨浆现煮。晚上出去散步，常常经过他们的豆腐作坊，有时那里热气腾腾，想必一天的工作还没结束，有时那里的灯黑了，可能结束得早，早早歇下了。
现在的我们站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我们的身份，但曾经，我们是一点儿分别也没有的两个山村小女孩。我的生活，更多来自我的意愿，而我的绿侄女，就像老家人说的，女儿家是菜仔，撒到哪，就在哪。相比那个山村的其他女孩而言，翠莲算得上落在了一块肥土上，有疼她爱她的男人，听话的儿子，社会变革又给她家带来了的进城安家的机遇。这些，我都由衷地为她高兴。翠莲不知道王昭君、李易安，杜拉斯、伍尔芙，这些女人与她的生活无关，她甚至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不影响我们站在一起，聊家常，忆童年。我们都有困惑，都有挣扎，我困惑自己的文字存在的意义，她困惑大豆价格三年涨了两倍，明明赚不了什么钱，卖豆腐的人却越来越多。生活用品涨价太快了，一个涨字像汹涌而来的洪水，拿工资的我进菜市场尚觉得菜价咬人，一瓢一瓢卖豆花的翠莲会有什么感受呢？城里的生活想必越来越不容易。最近总在菜市场碰到我的绿侄女，背着卖豆花装零钱的小包，穿着劳作时的衣服，脸色憔悴。每次碰到，她总是一脸惊喜地叫我：红幺姑！我也总是被这叫声一下子扯断神经。
八年多的朝夕相处，然后二十多年不见面，突然之间，我又开始天天生活在翠莲的声音里。这声音再不叫我去抬水哦，去扯猪草哦，去搬螃蟹哦！这天天准时响起的叫卖声，怯怯的，像试探，又像乞求，让我想流泪。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