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不长，从家门口出发，到办公室，用我的步伐，快一点，15分钟，慢一点，20分钟。因喜欢在路上东张西望，我通常要用20多分钟。一条每天至少走四趟的路，有什么好张望的呢，呵呵，有的人走路很专业，埋着头一个劲地向前冲，这样走路有点浪费，一条路即使每天走十遍，只要张大眼睛，总会发现些什么，张大眼睛，东张西望，不经意间就把路给走完了。
经过门房，看门人常会逗逗女儿，每天都有不同的话题，有时会问到父亲，他们已经成为亲密朋友，父母到我家来，看门的大叔跟母亲说：“好久没看到老秦了，您今天一定要把他借给我玩一会儿。”母亲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父亲就心安理得地在大门上与大叔摆开了楚河汉界。
门口有个补鞋摊，鞋匠高高胖胖的，红光满面，每天早出晚归，比我们上班还准时。除了补鞋，还换钢筋锅底，配钥匙。有时埋头在一堆破鞋里，有时边敲锅底边边与老头们“粉白”，鞋摊是除了门房之外另一个聚集人气的地方，小区里的闲人大多在这里“粉散白”，门房和鞋摊成为四通八达的消息聚散地。
第一家门面是个小超市，小老板长着一张笑脸，印象中他的小妻子一直挺着大肚子，好像几年了，有一次居然问别人：“你怎么还没生啊？”
第三家门面是一个夫妻发廊，丈夫是外乡人，两口子在广州开过很大的洗头城，现在却回到小城甘心开个小店维持生活。女儿读初中，儿子两岁不到。女儿是个大方人，常给小家伙吃的，看到女儿的影子，小家伙就找她要糖吃。
小区两百多家住户，楼下卖什么的都有。一间花店，取名“花妖居”，非常喜爱这个店名。什么时候写小说，可以借用这个名字。可惜不到半年，“花妖居”便成了麻将馆，几桌麻将摆在花丛中，女主人忙着砌长城，摆在店外的盆裁有气无力的，被遗弃的可怜相。这是教训，在咱们这样的小区，米面油盐远比鲜花重要，咱们还没有消费鲜花的经济实力。
走完小区的一溜门面，接着是一个移民安置居民点，早点摊和小馆子一个挨一个，生意兴隆。往往从第一家走到最后一家，也不知道吃什么好，现在不愁吃，刁嘴了，总嫌小区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油条豆浆包子馒头水饺煎饼面条米粉炒饭……细数起来，十多种早点，很丰富，刁嘴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想想什么也没得吃的日子，就在几十年前，其实并不遥远。每天有红薯洋芋充饥，就是莫大的幸福，有的家庭，孩子饿着肚子去学校，从早到晚，盼着晚上爹娘收工回家后的那顿饭。小时候最喜欢学校放假支农，生产队在保管室支起大锅吃集体饭，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开肚皮吃个饱，队长在这个时候变得特别慈祥，也显得特别自豪，仿佛那些粮食都是他一个人打下的，让属下的几百口子吃顿饱饭，是一件无限荣光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不过就是洋芋蒸饭，加石磨懒豆腐。这一排小馆子，任一家吃上一顿，都能赶上过大年。时代不一样了，我开始像老人一样念叨婆婆经。
走到第二个丁字路口，就到了县城最大的菜市场。一段路穿行于各种菜蔬的长龙中，绿的白的，红的黄的，菜被主人整得水灵灵的，待价而沽。走过这段路，已将一天的菜谱排出，中午回家，顺路将早上看好的菜买了，按心中的设想一一端上餐桌，一个家庭主妇每天路过菜市场，就有这点好处。
今年的菜市场一波波震动着人们的心，猪肉涨了，又涨了，最后涨到18元一斤。牛羊鸡鸭鱼紧跟步伐，卤牛肉涨到40元一斤。到年关，新鲜蔬菜更要涨，韮菜9元，辣椒8元，黄瓜6元，呜呼，百元大钞，投入菜市，瞬间即没。都在喊：吃不起了吃不起了！菜市场就是震中，震波一次又一次，冲击着每一个家庭。我们吃菜，菜市场吃钞票，吃得人心疼肉疼。不过我保证，即使猪肉涨到100元一斤，我们还会活着，活得好好的，因为我们什么都能忍受，习惯了忍受。
过了菜市场，有一家花鸟店，我家的文竹吊兰水仙，都来自这家小店，他家的花便宜，十多元一盆，加上顺路，看中了，就顺便拎回去。一只手提着大袋小袋蔬菜，一只手提着花，感觉生活多了些鲜活的色彩。小店里养着一笼虎皮鹦鹉，几十只鸟儿，热闹非凡。还曾养过一只八哥，会说“欢迎光临”。几十种仙人掌类的小巧盆裁摆成一个鲜艳的方阵，据说摆在电脑前能够防辐射，仙人掌跟辐射竟也扯上了关系，现在的事，总是出人意料。
匆匆赶路的间隙，常常看到一些人和事。
一个男人在打女儿，孩子五岁不到，一脚踢在小屁股上，马上扑出两米多远。“天天打牌天天打牌，生意不做了！”孩子拚命哭，女人说：“有本事你就打！”这意思是说，看你有胆量把孩子打死。狠心的父母，孩子是什么？出气筒，赌码？那一坨血肉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坠在愚劣中不能自明的父母，才这么对待孩子。
一个老头，大约六十多岁，天天在我经过的路上练倒立。身体微微发福，不管多冷，都只穿一件手工针织毛衣，有时立上去了，两腿分开，微微弯曲，努力保持着平衡，脸憋得通红，脑袋下面垫着他的旧绒线帽，有时试图立起来，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有时在路上小跑着，眼神寻寻觅觅，大约在找一个能够倒立的场地。我们穿得棉冬冬的，还觉得冷，倒立的效果于老人很明显，可我，肯定练不了这个。
我们在这个叫剪刀峪的山坡上建立了自己的新县城，小城的绿化树都是从别处移栽来的大树。各种鸟儿也到小城来安家了，在行道树上筑着爱巢。麻雀在饭馆前捡食饭粒，喜鹊拖着长尾巴在头顶飞来飞去。办公楼前面的小花园里住着十几种鸟，春天来了，它们唧唧哝哝、关关咕咕，不亦乐乎，每次走过，都会找找它们的身影，它们也渐渐熟识了我的好奇，对我不理不睬。仔细听每种鸟的鸣叫，听一只鸟对另一只鸟的回应，就觉得它们有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只是人无法懂得。
走过菜市场，会碰到一个疯子，走到进入政府住宅小区的岔路口，碰到第二个。奇怪，他们的作息时间竟然跟我一样？老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碰上他们俩。都是男人，都很年轻，长得不难看。为什么疯了？他们肯定有爹妈有兄弟姐妹，可没有人来找过他们。他们在这个小城里游荡，在垃圾箱里找吃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有人说疯子是最幸福的人，他们完全抛弃了俗世人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纯精神的世界。还有一个女疯子，本地人，头光脸净，有时还会搽上胭脂口红，她穿着老式对襟衫，扎着铁梅式的发辫，哪家店铺放音乐，就在哪家店前跳舞。手里舞着的，有时是两只帕子，有时是两把扇子，有的店家为了招揽生意，还会给她饮料和吃的。合着现代舞的节奏，她跳的却是文革时期的舞蹈，在人们逐渐淡忘过去的时候，她用这种方式顽固地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迹。用一只魔术笔抹去周遭的一切，只留下节奏强劲的现代音乐、打扮怪异的她，和那些僵硬的却曾经被几亿人狂热学习的舞蹈动作，便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意味深远的图画。
我们匆匆走过疯子们的身边，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看似是一个，实际上是两个互不相干擦肩而过的世界。
花鸟店旁边，新开了一家憨哥面馆。憨哥的样子够憨，壮壮实实的，用笨拙的言语招呼着每个吃面的人，加不加醋，要不要菜。热心地向每个人推荐自家磨的豆浆。我说给我的面煮多了，憨哥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严格按我们的标准下的。仿佛他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憨哥煮的面味道不错，透着一股聪明的诱惑劲，就在路边，方便，我便成了常客。给他提了两点建议：每张桌子下放个垃圾桶，别让顾客把餐巾纸扔得到处都是，早上起来擦地后，用干拖把地再擦一遍，这样就不会把地踩得脏兮兮的了。
一辆摩托车横在路中间，哪有这样停车的，好在这条山边的路来往车辆不多。一对小恋人，一看就在使气。女孩子一条腿跨在地上，一条腿搁在车上。男孩子满脸愠色：“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女孩鼻子上穿着一个鼻钉，耳朵上的钉也不少，看来是个厉害角色。这样晴好的春日，干嘛要拿来呕气呢，要我是那女孩子，就会跨上车，抱住男孩子的腰，悄悄对他说：把车开得飞起来吧，想到哪里去都可以。
路边的一棵樱桃突然开花了。想到另一条路上的玉兰，应该也开了。兴冲冲地绕过去，果然，老远就闻到了玉兰花的甜香，这香味让人想起小时候吃的水果糖。转过街角，几棵玉兰举着满树的花朵站在那里，似乎在说：久违了，春天来了，我们开花了！
树们开花的信息是如何传递的呢？是香味吧。一棵树对身边的那棵说：我们约个时间，把花儿开了吧。然后对看不见的远方的树说：我们已经开花了，你们也开吧。于是，我们看见花树竞放，春天来了。
路边的塑料垃圾桶都换成了不锈钢的，大盒子里装着两个小桶，一个放可以回收的，一个放不能回收的。小城人能把垃圾放到桶里去就不错了，回收不回收这样的细节，只有小孩偶尔乐意做这样的“游戏”。下一代比我们接受的环保教育全面，等他们长大，开始主宰小城的命运，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可能会养成吧，希望在他们身上，但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做起，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么做。
凭心而论，我们的小城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县级城市，因为小，它更像一个家，像某个人的大庄园。小城居民也很爱护自己的新家，乱丢垃圾的人只是极少数。每天走在路上，我会随手拾起路面上的废纸塑料袋一次性餐具，把它们送到垃圾箱里去，这已成了我上班路上的习惯动作。如果我的行为能感化经常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我相信这条路会越来越干净。
十年时间，小城的树已长起来，上班下班，几乎可以不打遮阳伞。再过十年，所有的马路都会浓荫匝地。小城会更美。
夫，矮胖，头发开始谢顶。妻，高胖，腰里堆着一圈赘肉。两人并肩走着，夫为妻摘掉了粘在毛衣上的头发，妻为夫拍打着掉在衣服上的头皮屑，右手打了一下夫有点驼的背，提醒他，把背伸直了。最平凡的夫妻最简单的动作，却让人感动，夫妻恩爱，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何必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一只狗猛地窜到我车前，棕色，长毛，两只大耳朵，扬着一张高高兴兴的狗脸。那脸分明在笑，笑得好开心。
一只开开心心的狗。什么事这么开心呢？想着，我也笑了。
很早的清晨，路边，老头对老太太说，什么东西都是国外的好，只要沾了外国的边儿，就好。中国怎么就不好了？老太太说，那外国人的东西质量就是好一些啊，这也是事实啊。老头继续气愤，谁说的？见不得这种人，那外国的月亮真的就比中国的圆？
我走过去，一边走一边暗笑，一清早就碰上了一个爱国主义者。
晚上离开单位时，几个老太太在楼下花园里散步。一个老太太穿着一件大红绣花缎子的棉袄。她正大声地激愤地说着话。谁说我要找的？我48岁就没了男人，要找那个时候不找，现在老都老了，还找？一个楼里住着，老头和老婆婆子就不能说说话？说说话就是想找男人？其他几个老太太小声劝着她，她偏高声大气地说着。找，就是找老伴儿。可能有人说她和某个老头的闲话了，可能她跟这个老头住得近，说话多了些。
咦，老人的世界也不简单呐。
走远了，隐隐约约听到她还在说。我那老头子，经常在梦里看到他，我说，你没死啊。他说，我来看看你。一个人说，那是他想你，到你梦里来了沙。她的声音仍很高，哪是他想我，他死都死了，骨头打得鼓，不知托生到哪去了。另一个老太太说，就是沙，是你想他，才做这样的梦，哪有死人想活人的，只有活人想死人。几个老太太快活地笑了起来。
这哪是老太太，分明是几个小姑娘。
老太太的大红棉袄新簇簇的，穿着散步有点可惜，她应该去约会那个喜欢和她说话的老头儿。老太太说话时，明明有点小姑娘的兴奋，呵呵。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