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阶级性、人性、国民性
阶级性、人性和国民性是现代中国关于现代人构想的三个关键词，也是“革命文学”论争中不同话语主体用于建构自己理论话语的三个重要词汇。梁实秋试图用“人性”否定“阶级性”，鲁迅的“阶级”概念具有“国民性”理论深厚的文化蕴涵。由于在论争中三种力量的对抗姿态，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三种话语是相互对立的。其实，阶级性、人性、国民性内涵中可重合的部分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部分，在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三种话语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们绞缠在一块儿，有时互相排斥，有时却成为支持彼此合理性的依据。
成仿吾发表于1926年的《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中》，“人性”是他论述的基点。文章的逻辑是：“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human nature）”，人性是有永远性的，所以文学是有永远性的，有热情的革命文学也是有永远性的。“人性”就这样被作为“革命文学”成立的根据。成仿吾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要是永远的革命文学，它的作者还须彻底透入而追踪到永远的真挚的人性。但是永远的人性，如真理爱，正义爱，怜人爱等，又可以统一于生之热爱。我们须热爱人生。”其中的情调和价值倾向会让人感到这样的论说如放在梁实秋的文章中会让人难辨彼此。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郭沫若那里，他通过人类四种气质类型的划分指出文学家是神经过敏的一种特殊人物，最能感觉到压迫，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无产阶级是最受压迫的，所以文学家创作的应该是对无产阶级表同情的文学。其间的逻辑是阶级所具有的反抗内涵是合乎人性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创造社和太阳社那里成为日渐重要的理论工具，无产阶级文学被规定为彻底的革命文学，阶级性被作为人的本质属性，阶级的差另U成为不同的人性倾向的根本原因。“因为梁教授犯了在抽象的过程中空想‘人性’的过失。人间依然生活着阶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吟风弄月’，这是有闲阶级的文学。‘剥除资产主义的假面，却又向农民大众说忍耐’，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赞美资本家是雄狮，贬谪民众是分食余脔的群小兽类的文学，这是反革命的文学。”从成仿吾论争初期将人性作为“革命文学”的依据，到1928年冯乃超反对梁实秋的抽象人性，这其间创造社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都已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用阶级的差别来区分出“生活感觉”、“美意识”这样一些人性内容上的差别时，一个微妙的后果也产生了，那就是“生活感觉”、“美意识”反过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区分阶级、划分作家队伍的标尺，从而加剧了中国阶级话语的意识化和道德化倾向。上面所引的冯乃超的那段话中，作者的思维便具有这种来回往返的封闭性特点。阶级理论其他方向上的批判可能性没有被展开。
梁实秋“人性论”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什么普遍固定的人性，而恰恰在于人的自然差别，他触怒了阶级论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极力维护人的自然差别造成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是他“天才论”的真正本质。其实，文艺家是与众不同的人，这样的观点也暗含在不少“革命文学”论者的话语建构中，但这导向的是与梁实秋截然不同的社会理想。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梁实秋拥有的是一套与现代人权、平等观念相抵触的理论话语。梁实秋的社会理想是古典主义的。他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所以极自然的，极合理的，在一个团体的生活里，无论是政治的组织或是社会的结合，总该是比较的优秀的分子站在领袖或统治者的地位，事实上也常常是如此”。“近代德谟克拉西德思想发达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民众的地位看得太高。”古典时代强调的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平等，而不是普遍性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是由拥有智慧的哲学家来担任统治者的，这意味着由于人的知识和智慧的差别而形成的等级秩序是合乎理性的自然结果。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这种古典时代的理想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现人的智力状况的差异，但并不认为这是合理的，启蒙运动以自上而下的思想扩展方式来进行知识的普及化，马克思主义将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压制关系作为智力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古典主义那里是合理的东西在现代化社会中却成为必须加以变革的。现代国家成立的合法性依据与古典时代相比发生了世俗化的位移。并且，人获得经济的、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是可以通过显示制度层面的变革来达到的，阶级斗争便是马克思给出的变革方案。如果单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一个现代人要倡导一种古典法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考虑一场论争的社会效应，并且联想20年代末中国的黑暗现状，那只能说梁实秋若不是过于天真，就是有向强权谄媚的味道了。
再来看看梁实秋的普遍的人性，它与“五四”时代关于“人”的想象和对中国国民的改造设想相比，也是简单化的。梁实秋说：“人性实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所以在想象里，也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伦理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段话中，“理性”与“纪律”是可以互相置换的词语，因为二者都是为了使复杂的人性规范化、标准化。而这种“纪律”的“质地”是“伦理的常态的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曾经认为，尽管梁实秋与他津津乐道的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都倡导以“理性”来节制“情欲”，但是“在白璧德那里，展示的并不只是人性二元冲突后的结果：克制与中庸，相反白璧德更注重其冲突的过程，他把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称为‘洞穴里的内战’。而且，白璧德所谓的‘理性，仍然内含着宗教意义的自我超越因素，而梁实秋所谓的’理性，却是纯粹的伦理道德”。因此，梁实秋俨然成为一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的“人性论”中以礼节情的伦理观因为其中内含的对于激进和反叛的压制，成为他“天才论”中所认可的等级观念的支撑。因此，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梁实秋的“人性论”都导向对现有秩序的固守，与“无产阶级文学”论者所极力张扬的“革命”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国民性理论是从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差异。从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开始运用国民性理论来发展中国民族国家的理论，到鲁迅作品深入个体灵魂的刻画，国民性话语显示出其在反思中国文化、实现人的解放上的思想力度。在进行国民性格的比较时，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坐标上潜隐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的提问。许寿裳在回忆鲁迅时谈到了这其间的相关性。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它的病根何在？
这三个相关问题可以统摄在鲁迅的“立人”命题中，张光芒将“立人”这一概念用来指称近现代启蒙的逻辑基点，认为“立人‘的命题不但意味着从国民性人手进行启蒙的工作，同时它又指向了这样的深度：达到能够超越一切羁绊的、真正自由的和理性的’自我”。从逻辑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家对所立之“人”的探索，“是一种从国民性到人性再到自我性的提升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从自我性到人性再到国民性的反思过程”。这种双向动态的建构过程不同于梁实秋等对“人性”的形而上的冷凝观照，国民性成为人性探索的经验材料和事实来源。因而在鲁迅那里他并不反对“人性”话语所禀持的价值理想，而是力图使“人性”具有更强的及物性。正是这样的思维特征使鲁迅所理解的人性以及后来所接受的阶级概念都负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人”的建构过程也就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鲁迅那里，“理想人性”其实与具体历史情况中的个人生存密切相关。
除了以国民性为中介而赋予“人性”以历史文化的内涵外，鲁迅对“人”的探索还具有另外一个与梁实秋不同的指向，那就是发掘不同的人在“人性”上的差别。在早期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赞叹乡村农人的“白心”与“神恩”，“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古民神恩，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底层民众的纯朴心性与天然的想象力是富于生命活力与创造性的，是可以被纳入现代“人”的构建的精神素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论述中，这样的精神素质是接受了现代教育、深谙“科学”的知识分子所欠缺的。对比梁实秋的这段话将会发现有意思的差别：“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以及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及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所看到的是由教育、经济、社会状况的差异造成的内面精神的差异，梁实秋却切断了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联系，认为描写生活现象的文学是浅薄的。从两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差异的敏感，而差异（不平等）和反抗正是鲁迅所接受的阶级观念中最重要的元素，从中可见鲁迅走向阶级论的内在思路的一致性。
前文提及，鲁迅对“阶级”语汇的使用是小心的。可以断定，即使在鲁迅批判梁实秋、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时，他对“阶级”的理解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也是有差别的。鲁迅始终反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借“阶级”之名进行文坛分化之实，也从未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能有“获得大众”的伟大效力。但是，他在论争后期也自觉运用了阶级概念，他认可的是阶级内涵中的差异和反抗压迫，它们导向的平等和解放与鲁迅的“立人”目标是一致的。李恰先生曾论及鲁迅的阶级观念与国民性的内在联系。“对于鲁迅而言，阶级论、阶级斗争论弥补了一般‘国民性论’的笼统，但是又并不是以此取代国民性探讨的恢弘的文化蕴涵。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好是鲁迅改造国民性，设想的一种具体的操作形式”，“奴隶们热衷于与其他奴隶进行‘同级斗争’，而往往失去了与真正的体制性的压迫者展开t阶级斗争，的勇气，这就是中国传统国民性的重要表现，也是鲁迅倡导阶级斗争，的深远的文化意义”。从中可见，鲁迅的阶级观念包含着无产阶级自我改造的要求，其中荡漾着“五四”启蒙主义深远有力的回声。另外，还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并不认为阶级性是人的唯一属性。“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c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差异都出自阶级关系，也并不是完成了阶级革命就可以解决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当然，以社会人生为观照对象的文学可以描写人的阶级性但也未必只能写人的阶级性。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人心也许可以改变国人的卑怯、怯弱和奴性，但是否又可能成为一种“合群的自大”，导致一场以众凌寡的现代暴政？
3.“阶级”的现代意义
文学领域中阶级语汇的大量涌现开始于革命文学论争，但需要说明的是，“阶级”一词在现代中国的频繁使用开始于政治领域，开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宣传。后文还将提及，政治力量直接介入了这场论争。职业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阶级表述又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一些差别，例如，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就没有那么集中鲜明的对于阶级意识的重视。限于题目，我不打算再清理其间的关系，只是想借此说明，直到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的“阶级”话语仍然处于构造过程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关于“阶级”的种种陈述是不免含混、抵触的，以上的内容我所极力想呈现的也就是这种处于过程中的复杂。因此，想对这场论争中的关于阶级的认识做一个概括也是困难的。只有在诸种合力相互作用后所显现的大致趋向这样的意义上，才可以勉强谈及论争中“阶级”的现代意义。所谓现代，是与古典相对的，“阶级”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它在中国现代的意义获得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结果。
刘禾将“阶级”一词划为“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指的是这样一些古汉语复合词，他们被日语用来翻译欧洲的现代词语，又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作者整理了“阶级”一词在古汉语中的几种用法：
一、唐陆龟蒙《野庙碑》：“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指台阶。二、汉王符《潜夫论·班禄》：“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指尊卑上下的等级。三、《旧唐书·高宗纪上》：“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指官的品位，等级。四、《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然为学自有许多阶级，不可不知也”，谓阶级，段落。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古汉语中，“阶”和“级”两个词是并列的，含义几乎完全等同。“阶级”获得社会上按利益划分的集团这样的新含义在中国和日本都是直到19世纪末的文献中才被发现，这种新的意义是在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时才被赋予的。根据德国学者李博的考察，1893年日本出版的《现时之社会主义》-书中使用了“阶级”这一术语，将“生活奢华的阶级”与“饥饿的阶级”对立起来。而1899年，梁启超在题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中论及“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的现象。同年，在《论强权》一文中，梁启超说：“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相并列，显示出梁启超的划分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还残留着古典时代“尊卑等级”的含义，但是其创新的地方就在于梁启超是以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谈及这种区分的，指向某种变革要求。“阶级”真正具有由于社会生产关系而导致的经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样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原著之后。据笔者了解，到“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至少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李季翻译的《德国马克思原著·价值价格及利润》，何菘龄译《唯物史观中所谓“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意义》，蒋光赤译《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戴季陶、胡汉民译《资本论解说》等等。这些是在中国翻译发表或出版了的，还有通过别的途径接受的，如郭沫若、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的现代“阶级”观念与中国古代“阶级”一词的含义相比，其现代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代替了循环的稳固的历史观，为现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台阶”和“阶级”是“阶级”的自然义，“官级”和“尊卑等级”都意指不可逾越的上下秩序。在古代，“阶级”一词本身不含有变革要求。相反，它维护这种既存秩序。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常常提及古代被压迫者的反抗要求，将之称作朴素的阶级观念。例如，我们熟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宣言。对比现代阶级观，差异是明显的。在朴素的阶级观念那里，它意味着彼可取而代之的替换的可能，从而导向的是没有进步的、循环往复的历史图景。在现代的阶级观念中，阶级斗争被描述成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抗争，这种抗争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引起的，因此反抗意味着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因而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在更狭义的阶级理论中，在工业社会内部，无产阶级的反抗使命是由他本身的特性所赋予的，无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将摆脱异化处境，进入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到达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
（2）现代阶级观念颠覆了传统阶级话语中的等级秩序。现代语境中阶级话语的价值秩序不再以古典时代既成的身份地位为标准，与前述进化的历史观相应，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角色使其处于进化链条上最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最为光明和进步的历史倾向，因而也意味着在阶级话语秩序中拥有最高的价值。在现代中国，由于阶级话语沾染了浓厚的意志化和道德化的色彩，使得中国的阶级话语秩序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是却非常稳固。
语境：“阶级”话语得以呈现的因素
要想仅仅从论争文字本身来把握“革命文学”论争是困难的，从学术规范和专业立场的角度来评议这场论争会不得要领。作为一场“论争”，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话语的运作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话语的性质与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事件，话语主体往往身兼文学家、批评家、革命家几重身份，在一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在努力捕捉时代兴奋点的同时必须使自己的生存空间更具有弹性。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处于新的调整之中。在探寻“革命文学”论争背景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其间文化逻辑、商业逻辑和权利逻辑的交织。进行语境分析将更能触摸到过往时间的真实质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上文中所提及的哪些分歧和悖论。福柯有言：“明显话语只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消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
1.郁达夫的“态度”
郁达夫的存在对于阶级文学的倡导者具有一种反讽的效果，这位在1923年最早抛出了《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的创造社斗士最终没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被指责为“有产派”、“反动”，被逐出了“革命”阵营，而他自己对号称已经“剧变”了的创造社人亦表示了深深的怀疑，怀疑小资产阶级作家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他的《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无论在写作的方式还是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上都对创造社权威性的叙述构成了有力的消解。这篇文章之所以独特和有力主要在于作者采取了一种追求事实与细节的方式来彰显“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在理论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分裂，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另一扇窗口。
在郁达夫关于自己脱离创造社的解释中，有两件事涉及了当时创造社人复杂的政治处境和相关的应对策略，这种行为方式在郁达夫看来显然有违他们所表白的对于无产阶级的信念。第一件事是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办。“我的要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就是因为对那些军阀官僚太看不过了，在《洪水》上发表了几篇《广州事情》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当时的几位老友，都还在政府下任职，以为我在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的文章。后来又有几位日本‘文艺战线，的记者来上海，我又为他们写了一篇更明显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的文章，这些文字，本来是尽人欲说的照例的话。而几位老友，都以为我说得太过火了。”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后，成仿吾对郁达夫说了这几句话：“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第二件事是鲁迅也提及的“请律师”。“而最可笑者，却有最近的一个名《青年战线》的刊物上，还在大大的登载，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机关，说他们是在替第三国际宣传主义，致弄得他们搬地方请律师，乱得一塌糊涂。”从郁达夫的“纸上空文”到成仿吾等人极力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很难说在立场和基本观念上有多么大的不同。也许只是郁达夫的文字更有现实针对性，成仿吾则更强调意识煽动性。而且后者将文学用作中间的媒介，使强烈直接的政治色彩得以稀释。既然要避免“惊慌与损失”，便很难说不是“纸上的空文”。成仿吾对郁达夫的批评与对自己的批评用的不是同一尺度，所以郁达夫所说的“在政府下任职”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件事发生在创造社的“第三期”，即是李初梨所说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完全变了，他们的革命要求已经由“自然生长”变成了“目的意识”的时候。郁达夫认为创造社人没有做共产党的胆量有一点失察。因为创造社的激进倾向较早引起了共产党的重视，1928年初，郭沫若邀请共产党员李一氓和阳翰笙加入了创造社，并和潘汉年共同组成了创造社内的党小组，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也是在回国之后就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所以，林伟民认为“创造社名义上尚是一个‘同人文学社团’，其实内涵早已锐变，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化组织。创造社完成‘方向转换’，除本身主观思想倾向外，主要是与党的领导和帮助相关”。但是因为“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创造社人显然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所以会有搬地方、请律师的行动。仍然是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无产阶级代言人形象，一方面维持了话语方面的进步姿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现实生存提供了庇护。在郁达夫看来，这显然是因为真理与策略的分离而显示出信仰的不纯粹和不坚定。因此，郁达夫坚决否定成仿吾、郭沫若等人的无产阶级代言人身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青年的崇拜”，“在文坛上作一个墨索利尼”，“作一个专卖机关”。凭心而论，郁达夫对其主体意图的这种怀疑是有合理之处的。
2.论争与文学场域疆界的分化
“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现实结果是它促成了文坛的分化和重组。从文学场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化和重组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从创造社最初想联合鲁迅后来黑心而批判鲁迅说起。
鲁迅本来有联合创造社的打算。1926年，他曾向许广平说过：“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在鲁迅眼中，创造社是革命的，可以进行合作，但他到广州以后，创造社成员已经分散。等到1927年底，鲁迅与创造社成员都到达上海后，郑伯奇、蒋光慈和段可情拜访鲁迅，提出恢复《创造周报》，让鲁迅做撰述员的请求后，鲁迅答应了。但是后来合作计划破产，主要原因在于成仿吾和他邀约回国的五位新人另有计划。已有研究者详细清理过当时的情况。“1927年10月上旬，成仿吾赴日本邀约五位新人回国参加后期创造社工作。冯乃超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攻读美术史专业，成仿吾先到东京找他商谈，拟订开展戏剧运动，筹备写剧本搞演出的计划，后又到京都找李初梨他们商谈。当时，李初梨已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德国文学科转到哲学科，李铁声则在经济科，他们觉得单搞戏剧运动不合时宜，便请冯乃超到京都来商谈今后活动的方针大计。经过认真讨论，成仿吾与他们五人一致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当务之急是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拟创办一个理论批判刊物进行鼓吹。”在后来郭沫若的回忆中，后期成员对联合鲁迅反应冷淡，为了防止社分裂，只有按照成仿吾和五人的计划做。但是从不联合到批判，这中间又包含着多少值得揣摩的东西呢？
从上面这段不厌其烦的引述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后期成员的学术背景，二是他们对于“当务之急”的判断。应该说这个判断是适应社会需求和读者心理的。五卅，大革命，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动荡期和调整期。处于调整期、处于亢奋和迷惑中的进步青年有着解释时代社会的心理需求。张静庐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回忆过：“在我们主持下的光华书局，不免偏彼一时于文艺书籍，然而在大革命时代，社会科学书的需求超过文艺书。”而后来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也的确吸引了读者。“查禁书籍的法令，在当时并不十分严厉。文艺作家们正在大谈其普罗文艺。姚蓬子主编的《萌芽》，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鲁迅主编的《奔流》，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等杂志都有广大的读者群。”后期成员的判断包含着可以承受并且把握时代风尚的确信。而他们的知识素养又为从社会科学而不是纯文学的角度进入文坛提供了支撑。从文学场域的视角来看，后期成员以挑战的姿态进入文坛，在冲突和竞争中拓展着场域内的分界，更改着文学场的规则，进行着新的文学形象的规划和塑造。
后期创造社对时代空气的敏感把握影响着他们在文坛上的自我形象塑造。相对于语丝社、新月派来说，创造社成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大革命。革命的经历和革命者身份无疑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作为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在文坛上可以产生别样的号召力。对于后期成员来讲，他们必须把握这种“象征资本”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骂倒一切的革命者形象出现是合乎逻辑的。况且，挑战、“打架”也是创造社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以弱者、被压迫者的形象出现，通过向权威挑战获得读者的同情和支持，从文坛边缘进入中心。“革命文学”论争前创造社的轨迹是有着这样的倾向的。1928年，阶级理论成为一种武器，“论争”、“攻击”是阶级话语的运作方式。
创造社和太阳社利用阶级理念中关于“进步”和“反动”的修辞来完成对文坛的区分，在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展开了一场话语实践。郭沫若对鲁迅的揭示曾有过这样的反驳：“艺术之宫‘的把守者的’攻击，和‘革命者’的攻击，意义是两样的。”“攻击‘这个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评者总爱把’攻击‘这个字样去鉴定批评家，而批评家总兢兢于要辩护，说’我不是攻击‘。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凡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所施行的战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攻击‘。所以’攻击‘在我们现在的立场说来是批评的要素。’攻击‘是美名，’攻击是无须乎忌避的。”于是站在自己赋予的无产阶级立场上赋予了“攻击”以合理性，判定鲁迅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没落者、棒喝主义者……
激烈的“攻击”和奋起的应战确实使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沸腾了起来。不管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阶级理论有多么偏颇，他们的“攻击”方式又是多么离谱，“阶级”理念仍然借着这“攻击”和应对扩大了社会影响。《文化批判》和《洪水》都收到了大量来自读者的反馈信息，并给予回复和登载。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语丝》那里。承受着刊物的热卖，创造社的“象征资本”已经转化为现实收益。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话语日益获得强大的支配力量，倡导者也逐渐跻身文坛的显著位置。鲁迅说：“社会停滞着，文学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接载稿子的机会罢了。”点明了话语运作之中商业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的绞缠。
文坛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空间。从“革命文学”论争来看，除了对语丝、新月不同话语倾向的排斥和“攻击”之外，竞争也产生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以致创造社的前后期成员之间。一般文学史叙述将之称为“革命文学”命名权的争夺。“文学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在这种争夺中，命名权的争夺是焦点中的焦点，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虽然提出创造社作为“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折的代表，但是他强调了创造社前期成员的倡导只是“自然生长”性的，有“目的意识”的革命文学是后期成员加入后才具有的，因此真正的革命文学从1928年开始。钱杏邨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则据理力争蒋光慈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发表早于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是“革命文学”提倡的真正起源。
通过以论争方式展开的一系列竞争和冲突，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坛空间。这场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行为方式不无对政治斗争方式的模仿。“五四”时代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尽管也存在着鲁迅、郁达夫等人对文学作品和理论翻译的强调，但是，作家主体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成为竞争中重要的因素。以“阶级”为工具进行“攻击”是20年代末的文坛最具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很难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的立足点究竟在“阶级”还是“文学”。鲁迅曾说：“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有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这可以作为最好的说明。
3.政治力量的介入
政治力量对“革命文学”论争的介入不仅仅在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为了共产党的革命文化组织，不仅仅在于党中央用组织形式终止了论争，从深层来看更在于党的决策影响甚至决定着阶级话语的表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责任的政治判断直接影响了“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认知。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中称：“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的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在这样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将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狭隘和动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没有资格成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这些由知识者转化为革命者的人在革命浪潮退去之后不再被信任。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各种论争力量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这种判断。1928年《文化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几乎是中央决议的翻版：“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无可怀疑的真理。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固然有它客观的原因，而普罗列搭利亚特自己阵营中的假普罗列搭利亚特的思想者，实在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因为这些假普罗列搭利亚特的思想者，他们的脑筋根本没有受过正确的普罗列搭利亚特的洗礼，往往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表现出他们那些传统的自私，虚荣，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行动来。”在“把自己再否定一遍”的呼声中不无真诚的忏悔。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列举出的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根性包括多疑、徘徊游蹰、享乐、幻想、颓废、投机等。何大白的“文艺时评”中有一小节就叫“知识阶级的痼疾”，针对的是论争中的现象，同样要求知识分子阶级接受批评并且自我清算。
李何林在1929年收集论争资料而编排的《中国文艺论战》中将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不分派别地排在最前面是有意味的。他说：“在编排的时候，我觉得画室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对于这一次中国文艺界所起的波动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上所处的地位，都下一个持平而中肯的论判，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现在就把这一篇不分派别的排在前面，作为这个论战的导言或者结论，以介绍给读者——虽然有人说画室是与语丝派，一般人颇接近的。”程凯认为，冯雪峰在撰写这篇文章时采用了一种“拟政治权威”的姿态。“所谓‘拟政治权威’是指作者作为一个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作家，虽然未经授权，但感到有责任站在他理解的革命政党的立场上对文艺界的论战进行裁判。”冯雪峰认为，知识阶级在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只能将知识阶级看作“追随者”。他对创造社的判断也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认为创造社倾向革命是好事，但是论争中显示出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是不利于革命的。冯雪峰明确以“革命的策略”来要求知识阶级的行为和思想。显然，冯雪峰的批判所借助的理论资源是来自共产党政策。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随革命的过程中，强有力的政治决策逐渐内化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看到“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者指向自身阶层的强烈的批判和否定，就能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主动参与了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
4.阶级话语与一元价值
前文提及，阶级话语是关于区分的话语。被区分出的阶级负载着鲜明的价值意义。这种区分由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所决定，先进阶级是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阶级，因此先进阶级的价值理念应该处于支配地位。阶级理念的价值观是一元的。关于这点，刘小枫在对比韦伯和马克思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的不同方式时指出：“马克思把阶级的斗争理念引入价值多神的竞争状态，先进阶级所持有的价值——意义理念（世界观）应该而且必然地将在竞争中占支配地位。因此，马克思的‘主义’论述的社会理论以无产阶级的价值理念为正当性依据，以‘进步’、‘反动’的修辞在信仰竞争中占取理念霸权。这样一来，价值多神状况不仅变成社会集团和阶级的生死冲突的场所，而且，多神状况必须被历史地解决，重新回复到价值——意义的一神状态。”
20年代中国的阶级话语不仅在价值——意义理念上承袭了一元化的模式，而且将之扩展到生活风格等方面，最终反而将生活方式、生命态度等又作为阶级划分的标签，对区分出的反动阶级施以排斥和攻击。阶级话语由此显示出它强大的排斥功能。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一些普遍性的观念和原则被贴上阶级标签加以抛弃。例如，人道主义被视为对反动阶级的妥协，民主被视为没有立场地替资产阶级说话等等。这种一元价值结构成为要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立场转换和思想改造的根本动力。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分化也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