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阶级话语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论争一向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开启的标志，这一过渡和转折包含了诸多丰富的信息。这场论争触及了“五四”文化的生命力和脆弱之处，时代的变迁和起伏加剧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在论争中得以凸显。这场论争深刻预示了未来中国文坛的环境与中国文人的命运。《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洪水》、《泰东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战线》、《长夜》、《我们》、《山雨》、《大众文化》、《青海》、《金屋月刊》、《海风周报》、《未名》、《萌芽》、《现代小说》、《现代文化》、《新月》等等为数众多的刊物都发表了相关文章，投入论争，并且不少的刊物都是在论争期间创刊和停刊，可见这场论争的发生发展的确有着难以阻遏的力量。也正是由于这场论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不少研究者都从各自的视角透视它并且做出了相当具有启示意义的成果。论争中的各种力量对于“五四”文化的批判，政治力量对于论争的介入，“革命文学”谱系的构造等等论题都不乏深刻而敏锐的见解。文学研究发展的动力就在于新的研究视角的发现。对已经固定化的历史结论重新做出审视，力求还原更细致复杂的历史场景。在我再次阅读80年前的那些论争文本时，我发现了论争者构筑自己话语体系的核心词汇——“阶级”，弱水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一文中所说的论争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文学”，确实抓住了关键。
在20世纪的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一度是国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同时当然也是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词语。中国作家的思想取舍、人生态度无不受之影响。对阶级话语恰当和深入的分析使我们能探测到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幽深处和关节点。但是，尽管“阶级”话语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革命”话语，“大众”话语且与后两者紧紧纠缠，它在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中却没有如后两者那样受到青睐。至今，在笔者的视野中尚没有发现与这一宏大而丰富的题目相称的系统论述。当然，它也绝非无人问津，值得提出的是王维国《阶级话语的转换与形成》一文，清理了阶级话语产生、衍变的大致线索。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阶级话语发端于1927年之后，它有两个源头：一是上海左翼文学家的倡导，二是苏区文艺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提炼。这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后一个方面，而我想要完成的是对前一个源头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
聚焦于“革命文学”论争，不难发现，作为“革命文学”论者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汇，“阶级”概念却模糊而空泛，对它所做的种种描述和界定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正是这些分歧与“症候”成为我们进入历史场景的芜杂的小径。阶级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是一个跨文化现象，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阐释与话语源头的表述相比已经发生了偏移和转换。为了把握这场论争，对这种偏移的探讨是必要的。
话语分析方法表明，文本的字面差异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还需要挖掘话语场域的机制性质，探讨话语主体对话语的操纵方式等等，进入深入的“语境”分析。“革命文学”论争产生的时代的确是中国处于巨大变动中的时代，孙中山之死，五卅事件，“三·一八”事件，北伐成功，“四·一二”政变，这些重大的事件带来的巨大希望与绝望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带入颠荡与蜕变的时代潮流之中。论争者们关注着语言的政治和社会效应。“阶级”话语是关于区分的话语，它导向对立和斗争，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体现着论争者强烈的权力诉求。
这场论争席卷了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以《现代文化》、《再造》为阵营的国民党文人派和不少不具有明确流派归属的时代青年。论争本身是一个过程，论争者自身的思想、态度也处于变化之中。“创造社”的“突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实洞穿了“创造社”的“突变”的鲁迅先生在这场论争中又何尝没有变化。我们试图将各股论争力量的思想发展脉络，其间的一致性和“突变”，他们与政治潮流的疏离融合处理为本书潜在的、纵向的架构。这样，可以弥补本书横向展开中所欠缺的纵深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纵向的，对于“过程”的把握可以捕捉到论争时间流程中的强烈焦灼感和紧张感。
辨析：论争中的“阶级”表述
1.分歧与“症候”
“革命文学”论争中，分歧与对抗是多方面的。各种争辩不仅发生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矛盾、叶圣陶等人之间，也发生在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创造社的内部成员之间。关于阶级理论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判断，最基本和主要的争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是日渐明朗化、尖锐化，还是阶级的分疆是模糊的；第二，阶级的划分和判定标准，以及无产阶级文学作者由谁来承担的问题；第三，中国工农阶级的意识状况。这三个方面是相关的，互相之间有着渗透。他们涉及了话语主体与话语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论争图景的大致方面。
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了的时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存在。
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
这有产与无产的分法，在实际应用上，到现在已经颇有毛病。从前所统称为有产阶级的，后来就分做大和小的不同。而且，有产阶级中会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又夹着有产阶级。
现在的现象是成了：有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有产阶级亦压迫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亦压迫无产阶级。现今在社会革命家指挥之下，无产阶级的压迫者，被编入了有产阶级的压迫者，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被压迫者也加入了或自比于无产阶级的被压迫者。其结果，一：从此阶级的分疆已经动摇而模糊了。其结果，二：此后的阶级斗争不是有产和无产之争，而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争了。在现今的社会里，则成为：这争斗不仅是横切的社会生活的阶级之间的事，而是纵亘的各阶级中都有着；在将来的社会里——假使不幸而这样，——则就脱离了一切阶级之分而成为更简单的，更明显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事了。
“语丝社”的甘人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来概括社会集团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和压制关系。他采用了“阶级”的提法，但对创造社将阶级提纯化、本质化的论断提出了质疑。看重煽动效果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则认为社会集团向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极端发展，不允许任何中间状态存在，这种论断在他们的文章中缺乏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几乎只是作为一个必然的不证自明的、不容许质疑的前提出现。他们看重的是他们所要推论出的结果，即知识分子（论争对手）的立场和意识的改造，而对这个前提的论析是相当薄弱的。与之相比，“语丝社”的甘人关于阶级的“模糊化”的论断却有着自身文化感受的支撑，因而也具有更加沉实的社会指向。“语丝”中人的视野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阶级之间的压迫，而且同样看到了广泛存在的同阶级之争。阿Q会选择小D和王胡作为对手，而在赵太爷面前却本能地感到自身的卑微。更多的中国人恐怕绝少由处境和地位的相似而萌生出利益一致化的认识和要求。如果我们再联系当时政党之间残酷的权力之争及对广大民众、甚至是青年学生的波及，会对“创造社”这种理论的空洞化萌生出更多的警惕。鲁迅就沉痛地写到过“四一二”之后广东青年们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事。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作为昔日之友、今日之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否是同一个阶级，曾对国民党有过信仰的互相出卖的青年们又是否属于同一阶级。在黑暗动荡的20年代末，中国社会构成的复杂状况与这种明朗乐观的论调格格不入。我倾向于认为，阶级理论无疑是一种具有强大解释能力的理论，但是如同所有的理论一样，它无法穷尽不同的社会人生的每一个方面，任何的强调和解释都同时意味着新的模糊和遮蔽。因此，将一种理论，尤其是一种理论的某一方面偶像化和权威化是危险的。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著作的确认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而且根据他对经济发展所做的描述，资本主义本身使无产阶级身份普遍化，并渐渐消灭独立经营的中间商人，这些人既不能归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也不属于被雇佣者。整个社会最终都将汇聚到处于两个极端的两大集团周围（后文还将论及马克思对非生产阶级所做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对划分“界限”所持的标准与中国的郭沫若、成仿吾显然有所差别，而且这种极端化的趋势只是理论上的推论，是一种具有召唤性质的构想。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已经爆发过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抗争的工人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存在着压制与对抗的关系，并且抗争成为工人阶级自觉的意识，这都是真实的，可以被感知的。但是，并不是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世界就只存在着这两个阶级。历史发展所显示的图景显然更为复杂，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苏联。虽无法做出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理析，但可以做出的判断是：阶级在马克思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成为系统论述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接受、理解和宣传是片面的、策略性的。在中国，何时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文学论争”的时代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是尚无定论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要求知识分子们旗帜鲜明、整齐划一地站到的地方是否真的存在着可靠的、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实体存在的无产阶级？这涉及阶级的划分标准问题。
讨论阶级的划分标准可以从究竟以一个社会中区别出哪些阶级人手。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重要著作《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中指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阶级。“在这部著作中，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在概念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只有阶级的等级概念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压迫的概念。”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则可区分出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但是，“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阶级这个词被限定于现代工业社会内部以等级划分的集团”。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讲，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这种划分方式中，社会阶级诞生于生产的组织，即生产资料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构成阶级划分的标准。同时，雷蒙·阿隆还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关于小农没有形成一个阶级的论断来说明马克思判断阶级成立的又一个标准：这个社会集体意识到他们是利益一致的整体并且与其他集团相对立，马克思的论著中隐含着的一个推论，即工人阶级只有获得了阶级意识才能被称作无产阶级。雷蒙·阿隆认为，强调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关系的阶级概念是经验性的，强调意识性的是马克思所致力的历史哲学。
如果说作为“革命文学”论争最重要的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的概念和区分标准上也存在着边界的模糊和侧重点不一致的话，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阶级的划分则更加随意和混乱。在“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那里，意识性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论争中还产生了颇具中国色彩的提法，例如“革命的智识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参与阶级话语的形式过程中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涉及的阶级是多种多样的，大概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有闲阶级、“封建余孽”、军人阶级（郁达夫《复爱吾先生》）、革命的智识阶级、“转换方向的资产阶级”、寄生的特别阶级（甘人）等。这些繁多的名目包含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员构成，这固然与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阶级论者在判断社会状况，规划一种社会运动的方案时所显示出的话语构造功能。这些划分方法没有一致的标准，“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也未曾言及区分准则。对标准的质疑是倡导者的论争对手提出来的。“李君问我鲁迅是第几个阶级的人。这大概是问，他过的是第几阶级的生活吧？”“文艺所依赖的不是物质的供给……在这里迷信唯物主义者是束手无策的……这是因为人的物质方面可以受限制，分阶级，而精神生活却不可能。因此他虽是第几个阶级的人，就不能限定他是第几个阶级的作者。这道理是原来如此，并不能因为要赶造革命文学家，于是破格相求，收罗第一第二阶级的人，硬塞进唯物论去，造成第三第四阶级的人便是。”但是，如果我们从甘人的这些言论中简单推论出他赞成依照“物质方面”，即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划分阶级，也是违背了作者的本来意图的。仔细阅读甘人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与对手的分歧非常隐蔽。就在同一篇论争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
为求速成的革命文学作家，李君才劈头遇着了这个困难的问题：无产阶级的作家问题。在熟读唯物论的先生，这问题不会有圆满解决的，因为他太坐实作家的阶级生活。在未实行“恶化”以前，我们决不能要求个人牺牲他的合理的个人生活。对于一个作家，只要他的生活与艺术不过于矛盾，我们就应该取他的产生文学的原动与氛气，及作品的格调而定作者的品格，实际生活属于第几阶级倒在其次。
“语丝社”此时在思想上的裂隙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显然认为中国民众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容漠视，即物质上的社会不平等是不合理的，因而从理论上做出一种区分，以呼唤减小或消除这种差异是需要的。但是另一方面，一涉及包括自身在内的作家问题，论述便出现松动和犹疑。对于作品产生的动机以及作品格调的强调与创造社、太阳社强调意识的思维特征取着一致的方向，只是在对格调的理解上恐怕有差别。“生活与艺术不过于矛盾”，这同样是一个模糊的标准。被“语丝”中人，包括鲁迅一再嘲弄和攻击的成仿吾在日本修善寺洗温泉的生活方式与他所提倡的无产阶级艺术可以说“过于矛盾”，那周作人终其一生也不愿意放弃的“趣味”与他们所倡导的“反抗性的文学”是否就不矛盾呢？至此，我们的提问转化为：为什么在这场论争中，各种力量一涉及自身的阶级问题便会强调意识？这仅仅是因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吗？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在涉及现代社会阶级问题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反作用”缺乏相应的阐释空间。西方现代中产阶级及其知识方式、精神批判对社会所起的平衡与推动作用被忽略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另一种研究模式出现在马克思·韦伯令人信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无意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方式作出评价，而只想对马克思理论中的这种倾向在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描述。
“革命文学”论争中一个颇有攻击力度的词语“有闲阶级”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饪、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甚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他们有一部分不仅仅是不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同丑角——家仆被列入同一类别，被说成是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非生产阶级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把学者和艺术家看作靠有闲财富养活的人。这些社会阶层的劳动有价值，但是不生产任何价值。他认为这种非生产费用应该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管他也意识到这些非生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注意到这些精神劳动者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趋向，并给予了批判。马克思对精神劳动的肯定不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做出的。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知识分子在阶级话语秩序中处于尴尬的位置，要获得身份的合法性，“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需要寻找新的依据。综观这场论争，“革命文学”论者在激烈的声调下完成的自我身份辩护其实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的。
“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呢？老实说，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文艺青年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甚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这是对文艺青年阶级属性的判断，也是对自身阶级属性的判断。“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的层中，是当然的事实，中国还没有雄健的资产阶级，在此社会层中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Pierotte）。”究竟是属于郭沫若所说的资产阶级还是冯乃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似乎倒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获得革命的认识，转换自己的立场，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而具有新的合法身份。
延续着这种思路，以有没有获得新的立场和意识为标准，有意识地将小资产阶级，也即文艺家又做了进一步地区分。在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通过对“文学革命的现阶段”的考查，将“语丝”社划为“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而将自己塑造成克服了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掌握了辩证法的唯物论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通过这种区分，“革命的智识阶级”应该成为“革命文学”的主体，而且有必要对“有闲阶级”和“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这种话语并不是毫无异议地被建立起来的，主要的反对音调来自太阳社的钱杏邨，从创造社中蜕变出来的郁达夫以及坚持独立知识分子立场的鲁迅。三人反对的着力点是不同的。
钱杏邨的《批评的建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作者不同意郭沫若所说的，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没有一个是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说法。作者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转换方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主观的口语”，认为“中国现在的文艺家最低限度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早已无产化了，早已不是唯心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了。他们都是听凭革命的浪潮群众的集体在指挥着，没有个人的行动”，“所谓阶级的意识，他们在过去的长时间的下层实际经验里早已获得了，是用不着再用全力克服的”。钱杏邨跟创造社一样，也是将小资产阶级特殊化。细读之可以发现他的文本中暗含着的是太阳社作家由于自身已具有的共产党身份而产生的自信感。所以钱杏邨的区分态度似乎比创造社更加明朗，他对“无产化的文艺作家”和“转换方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要求似乎也更宽松。但是，他的深层逻辑意味着作家对政治组织更深程度的依附。钱杏邨从“出身”的意义上将知识分子向无产者一端拉动所做的努力确实意味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与中国政治主潮也不一致的方向。然而这种努力所得到的反响是极其微弱的。
郁达夫始终质疑非无产阶级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他认为，真正彻底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做中心人物。并且，他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之后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不过我对于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来组织工会，不是无产阶级者，而只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不管你有几千万家财，有几十乘汽车，有几十间高大洋楼，只教你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心，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者的这种理论，我是绝对否认的。”后文还将提及，在郁达夫追述他与创造社关系的《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作者以重视事件和细节的叙述对创造社“方向转换”的叙事构成了有力的消解。
鲁迅对于概念的空间化的使用始终有着自觉的抵制，他深深知道在别一种文化语境中，词语的所指物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往往已发生了流失和偏移。他同样知道，如果自己袭用一个水渍一样模糊的形状不定的概念去反对这种模糊和随意性的话将陷入语言的怪圈。所以，鲁迅在这场论争之中对“阶级”的使用是谨慎的。直到论争开始已经一年多以后，他才开始以质疑的方式论及“无产阶级文学”。“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鲁迅看重的是话语主体的目的和意图，关心话语得以成立的一切相关物。透过鲁迅的行文可以发现鲁迅的绝望与冷静，在他看来，20年代的中国其实没有值得信赖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意识，甚至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学”论者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进一步说，在鲁迅的意义上，现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具备，至少是不充分的。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鲁迅向来注重实践，厌恶空谈。他从自身的现实体验出发意识到了阶级话语的构造性质。这种构造性质由于话语主体主观的目的意图而可能导致对真相的有意忽视，从而减弱对中国社会痼疾的诊断能力和批判力度。从创造社的话语姿态里，鲁迅感到某种具有排斥力量的唯我独尊的气息，他是非文学的，也是非知识分子的，也包含着被权力异化的危险。
在20年代阶级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包含着如此不同的声调。20年代文坛对于知识分子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自我角色体认是不统一的。这种自我认知与对作为小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认知是相互关联的。对2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意识状况的判断是，“革命文学”论争中又一个存在着分歧与症候的地方。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革命文学”论争中关于无产阶级的陈述存在着经验与想象的分裂。经验性的陈述来自中国作家无法回避的现实感受，想象性的陈述主要来自马克思具有召唤性质的阶级理念。这二者之间的分裂，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意味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不一致的状况。
关于无产阶级的否定性描述，在“人性”论者梁实秋那里是最为明显的：“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意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一个属于‘普罗列塔利亚’的人就是‘国家里最下阶级的国民，他是没有资产的，他向国家服务只是靠了生孩子’。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梁实秋由他的“资产是文明的基础”的观点出发，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从事文化创造的可能性，他关于无产阶级的表述充满了蔑视，把文化看作一部分人的特权，从根本上否认社会平等要求的正当性。所以，在梁实秋这里，无产阶级的意识状况是不值一提的。
在“语丝”社那里，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显然承继着国民性批判的内涵。
“革命文学家以为目前惟一的文艺，只有阶级的文学，只有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国的工农群众，诚然是处于一个很悲惨的境地，这个悲惨的境地，恐怕近来尤甚于从前了。这大多数不幸的同胞，实在是我们文学家描写的好材料，不过还有一件在我们同情于工农阶级的痛苦时所万不能忘记的，就是几千年我们不肖的祖宗所遗留累积于我们的民族底恶劣的根性与思想。中国之所以陷于近来这样的一个混乱可怕的境遇里，固然也是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使这个混乱尽量发挥它的罪恶与延长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底寿命的，就不能不说是我们祖传的凶残卑劣，懒惰贪婪的劣根性，以及布满于一般民众的升官发财的思想了。”这里，作者强调了民众摆脱奴役关系、进行反抗的艰难性。他感到的是文化旧债对于中国民众的强大压力。民众的思想性格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延续。底层民众由于这样的文化重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生长出自觉的反抗意识，产生彻底革命的意愿，转变成一个最光明进步的阶层，作者并没有“革命文学”论者的乐观。
在“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那里，对于无产阶级的表述以两种面貌呈现出来。关于无产阶级意识落后的表达在倡导者中并不鲜见，但是构成倡导者的话语特色的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天然具有先进性的信仰，他们将无产阶级一时的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支配阶级的意识对新兴阶级的麻醉。这样一段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的无产者大多数还没有获得无产者应有的社会认识，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的无产者一方面为“无知”所苦，他方面还受传统思想的麻醉太深，正闹着“死的缠住活的”的悲剧。但是普罗列塔利亚特，尤其是他的先锋，因为他的社会关系上的特性，自有他的透彻的社会认识，这是布尔乔亚于小布尔乔亚所容易看过的。
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状况上这种经验与信念的裂痕，后期创造社很具理论色彩的李初梨试图用“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来加以弥合。他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最初的觉醒是自然生长的，他们还不能意识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产阶级彻底的觉醒需要支配阶级中分离出来投身于革命的，“即手中掌握着未来的阶级”，“理论地能够了解全历史运动底布尔乔亚思想家的一部分”把“意识的需要”带到无产阶级中去。李初梨的立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生活过程只局限于所谓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智识阶级广泛生活于政治过程及意识过程。因此需要“革命的智识阶级”的参加，“从外部”“注入”“战斗的唯物论及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义的意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目的意识性。李初梨这个理论的特色在于他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知识分子倾向于革命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而无产阶级接受目的意识的过程类似于一个被启蒙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转换方向的知识分子将在革命的队伍中获得一席之地，因为知识分子参与了无产阶级进步性的塑造。
在这场论争的相关文本中，笔者基本上没有找到对中国无产阶级“社会关系上的特性”的详细分析，论争者致力的不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而是关心在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构筑何种关系才能使为数众多的工农劳动者在呼唤到来的政治革命中释放出最多的革命能量。“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是经验性的，而是价值观的。这种关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推断有关。马克思深信工人阶级将会发现自己受剥削的处境，进而意识到他们需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相关的剥削制度，完成自我的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预言中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也是最后的阶级。
通过对“革命文学”论争中关于阶级的不同表述的整理，可以发现20年代末阶级话语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论争力量在同一观点和立场上的差异，也体现在同一个话语主体的陈述中的悖论和裂痕。这样的复杂性不仅来自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张力，也来自论争者为维持文学生态环境平衡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