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结的追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20世纪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即使对于当下中国人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而是渗透在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心理之中。这种影响因为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冲击而有所消解和遮蔽。今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宏阔的命题，会感觉到历史场景中那些阶级理论的倡导者和试图抵挡者的种种目的和意图变得模糊、隔膜和难以索引。在论文即将结束时，需要提出我们试图解决而仍然难以进入的问题，希望在对困惑的追问中再次接近话语的生成空间。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阶级理论中强烈的唯意志论的色彩的产生和影响。李博将之解释为马克思理论中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冲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和毛泽东那里都明显地偏向阶级斗争一边。因为“若是李大钊寄希望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力，他可预见到中国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时机成熟之前还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唯有相信自觉政治行为的创造力，他才能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落后和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是有合理性的，它的阐释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革命文学”论争作为中国革命落潮时的有意识煽动是否沿袭和强化了这种倾向？这种思路包含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证性的基础，而中国的阶级理论从这一端的有意偏离将会导致中国阶级语汇中的所指的变化。中国的阶级话语形成的动力似乎更在于不同群体在中国社会革命中所能发挥的功能。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在中国成为了一场旨在导致社会跃进的以底层劳动者为主要倚恃力量的政党夺权运动。
另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革命文学”论争中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于小资产阶级并进行自我批判的理论资源和心理动因。丰富的小资产阶级话语是中国阶级话语的重要特色，小资产阶级话语也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紧密相关的话语。在李大钊要求知识分子做革命的前驱，民众为革命的后盾的呼唤中，知识分子尚处于先进阶层的位置。“革命文学”论争明显构成了重要的转折。但是，这种转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之交的转折从阶级话语的角度如何解释？我们不想用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批判传统这样普遍适用的结论来加以解释，而是希望找到更加历史化的原因。但是，此处所完成的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以为能够呈现不同论争派别在历史转换期中思想变化的过程，但尚没有能恰当地呈现出这种过程感，也只有留待日后去完善了。
20世纪中国的阶级话语的形成和运作是复杂和重要的问题。鉴于研究现状，对于“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阶级话语我难以作出总结性的判断和评价，只希望我的初步触及能够提示出一个极具研究力的思想空间。
第四节 “大众”：如何建构？如何流变？——以《大众文艺》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理论流行之前，“大众”一直属于中国文学的左翼，并且借助左翼文化的国家领导地位，几乎成了决定文学导向的核心语汇。
但是，回到世界文学的语汇之中，或者回到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过程，左翼文学现象却不是文学阵营的主流，就像“大众”具有多样性的内涵一样，应当说，后来“大众”意义经过了左翼文化的特别的建构，呈现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词语流变史。这其中，《大众文艺》所起到的作用颇有观察的价值。
“左联”成立后，很快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在1931年“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左联成立的同时，《大众文艺》以其流变发展的现代性品格，成为那时最早的一份党刊。配合左联行动，它及时地发表了“文艺大众化座谈会”讨论记录以及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作家的应征理论文章。1932年7月《北斗》第2卷又发表了周扬、郑伯奇、田汉等文艺界人士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文章。直到40年代，《大众文艺》仍然活跃在陕甘宁边区。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以解决文艺为群众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规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此，“大众”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下面我们以30年代《大众文艺，》杂志为载体，旨在梳理考论《大众文艺》创办期间，“大众”话语流变、转型、讨论、发展的历程，考察“大众”之于左翼语境的意义、价值、作用。
“大众”话语的产生与流变
1.“大众”的现代性意义
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领域，与“大众”相对应的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culture两个词。“民众”也与“大众”同义。歌德所认为的“民众”，“通常是指没有教养但又可培育的众人，指处在文明初级阶段的整个民族，或指整个文明民族中的一部分人，即下层人民和儿童”。一般西方人认为，“大众”指19世纪后半期伴随英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出现的新名词，通常指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带有“乌合之众”的贬义色彩，以示此种群体对于精英文化具有永久性的威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大众”和“精英”是相对的概念。毋庸置疑，最初使用这个词的人，是站在贵族立场，以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对“大众”充满了鄙弃。但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范畴中，“大众”则是指随着产业（尤其是传播媒介产业）高度发达而出现的无组织的众多人的集合体，包括消费者群、大众传播的受众、承担舆论的公众。
总体上说，西方对“大众”的批判要更甚一些。早在19世纪，卡莱尔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大众”，认为大众是群峰，是“压倒大多数的魔鬼子民”，是“容易欺骗、容易收买、容易酗酒和胡言乱语”的人。哲学家尼采也对“大众”做过否定性阐述，认为大众是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的庸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大众”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他们认为，大众或群众，在文化上是消极被动的，他们被现代社会所同化，异化成为单面性的缺乏批判性意识的人，他们的特点就是对社会现状和文化的接受和顺从。著名哲学家斯贝尔斯对“大众”也持有相同看法。他明确指出，“大众”的特征就是冲动性、易受惑性、偏执性、易变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西方文化学者对这种否定“大众”的看法提出了反驳意见。英国的理论家威廉姆斯、菲斯克、汤普森等，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文化意义上的大众不是纯粹消极的文化接受者，不是完全被社会所同化的同质性的人，他们在文化发展和文化活动中具有一定的积极能动性。在对社会的关系上，他们是集体对抗性的主体；在结构构成上，是流动的主体。他们不仅接受现代文化，而且在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日本，“大众”现代意义的转换经由白井乔二完成，他是从古代佛教僧侣的含义中生发出的民众之意。我们从尾崎秀树所著的《大众文艺》看到“大众”与宗教古义之间存在着最原始的关系：“大众‘二字相当于梵语的’僧迦‘、’摩诃僧‘意指三个以上的僧侣集中在一起的场合……即便是今天，禅宗仍然把僧堂僧人叫做大众。可见起初大众并没有’民众，庶民这种意思。”由此可见，最初的“大众”，意指僧侣们集中的场合，并未涉及“平民”、“民众”等现代性涵义。之后，白井乔二将“大众”涵义扩大化、明确化，既脱离了宗教的某种限制，又汲取了宗教场合这一带有民众聚合的意指，创建了“大众”的现代意义。在白井乔二的随笔《文学者的发言》的卷首，可确定“大众”一词在日本的起源：“我把‘大众’二字作为新造词带给人寰至少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了。当时辞典并无此词，我在语言学界的机关杂志上确实曾经作过两三次介绍，但文坛方面却一无所知。我本人一直没有透露过此事，将来也不想做任何评说。”白井乔二还在1966年的演讲记录《我和大众文学的今昔》中谈到运用“大众”一词的初衷：“最初，我们投稿于由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任主编的春阳堂的《新小说》，当时称为‘读物文艺’。关东大地震后，出版发行了12卷‘读物文艺’，但反响不大。之后，博文馆在杂志的目录上方醒目地写到：‘看，大众文艺的壮观。’以此为契机，大众文艺一词被广泛运用开来。我所提倡的‘大众’与民众同意，与佛教中‘僧侣’之意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众’一词在字典中是查不到的。”尾崎秀树在《大众文艺》中也曾谈道：“大众‘一旦脱离了’僧侣的意思之后，用作people也好，用作popular、mass也好，都无伤大雅，因为词汇本来就是活的。”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众”一词伴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及世界，又在一批“大众”学者手中完成了“大众”的现代理念与实践意义的文化转换。
2.中国“大众”理念的崛起流变
现代中国是如何认识、理解、完善、建构了本土意义上的“大众”概念呢？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大众”起始于“大众”与文学的首次结合，即《大众文艺》经由日本“大众小说”创造了“大众”这一名词。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早已有“大众”一说，且“大众”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经历过复杂而有层次变化的过程。《辞海》、《汉语大辞典简编》对“大众”一词的解释，均指对军役与夫役的总称，后泛指民众，含有“群”之意。主要指涉数量上的多寡，而没有阶层或地位的划分，更没把它作为一种批评话语使用。晚清林纾说他翻译西洋小说“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如果我们想考证“大众”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的符号，进入新文学家视野的历史时期，可能要从晚清梁启超的《新民说》算起。《新民说》中，“民”作为传统名词获得了现代性的文化内涵，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与“国民”之意义……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又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说”，进而产生了“新小说”创作模式，期望以此启蒙广大民众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发展。辛亥革命时期，“国民”获得至高无上之地位，一种现代化的群体意识，在新的意识形态潜流和思想革命启蒙潮流中慢慢崛起。“国民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作者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确认。人不再是奴隶，他作为国民而存在。”
早在“五四”时期，新文艺运动一开始，就从本质上反映着大众要求。那时，占大多数的民众首先成为新文学先驱者启蒙的对象，无形中构筑了贵族与平民意识相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在原有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基础上，胡适首先打破旧的话语模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虽然胡适并未明确以“大众”为主体指称，但在其代表作《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对白话文的提倡，已经名正言顺地把民众的言说方式指归为主导方式。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要从贵族走向大众，要推倒旧式的传统的“贵族文学”，建立新式的通俗的“国民文学”，将胡适提倡“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转向文学内容方面。再之后，周作人进一步于1918年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口号，倡导新型“国民”意义上的人类文学意识。“平民文学”突出强调的其实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平民”意识、“平民”精神，即“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为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文学不仅要表达人性，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一种“平民”的人性意识。周作人明确强调，“平民文学”不是以通俗为目的，不要求让所有平民立刻都读懂，也不是认同平民的思想趣味，而是要提升他们的思想。纵然从当时《新青年》的发行量看，这些倡导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们“平民”意识的确立愿望，相反却建立了一套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但是，周作人“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的“平民文学”的立场指向，提倡的是普遍的、诚挚的文学，以个体本位思想保持新文学的“平民”取向，开创了一条相对于“精英”意识而存在的“平民”意识取向，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民间化的非主流文化立场。从文学角度而言，它与以往的贵族文学相悖，也和当时的都市市民商业意识一鸳鸯蝴蝶派文学意识，形成了并不鲜明却相互对峙的转型局面。
1921-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文研会成员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对“民众文学”的倡导，可以说是对新文学内容的独特反思。这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对于“民众”来说似乎还很遥远，他们所拥有的依然是奴隶性小说戏曲文本。因此，这一运动首先应以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和创造新的“民众”文学为目的。同时，他们表达了一种共识：既然中国文学已被历代文人弄糟，新文学自然应该取自西洋文学，但若能把真正的民众文学发掘出来，无疑是新文学建设的另一个资源。这一主张首先肯定了“精英”文学和“民众”文学二者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民众”文学是对新文坛出现的少数人文学的一种矫正，并不是要实现全体民众化的文学。朱自清也认为还不到全体民众化的那一天。对于朱自清的“民众”所包含的乡间农夫农妇、城市下层和小市民阶层意指，他曾特意解释：使用“民众”一词，“并没有轻视民众底意味，更没有侮辱他们底意思”，“从严格的理论上讲我们也正是一种民众”，“但决不比他们尊贵些”。这里的“民众”已经鲜明地从“意识”上升到一个带有文化内涵性质的高度。知识分子站在启蒙立场，担起了建构民族国家话语的历史重任。这说明，创建一种与“精英”文学话语相辅相成的“民众”文学话语，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于是，“民众”文学里，自然多了一些国家话语意味的承担，少了一些民间化与非文化的色彩。
3.《大众文艺》与“大众”定性
从20年代前期开始，随着时代境遇的恶化，知识分子身份、角色、功能、立场的变化，“民众”的文化意义也在不断置换中再度转型。1923年，“大众”以一种政治姿态被少数人关注：“（一）‘大众’这个字眼太红，要不得，若是谈起这个来当容易使文人有摸摸颈后看看饭碗的恐惧，所以不肯要。（二）属于前者是政治问题，谁也没有强迫别人入狱，上绞刑台的权利，并且这不是不肯要，实是不敢要。”但在这时，“大众”依然被等同于民众，属于一种全体性概念指归，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和讨论。4年之后的1927年，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初步提出了“工农大众的用语”问题。他说：“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一个将被奥夫赫曼的阶级为主体，以他的意德沃罗为内容……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介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这里提出的“大众”，表面上看，是“用语”或者说是“话语”问题，其实质却隐含了一种意识，而且是“阶级意识”。尽管他的倡导当时并未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完全可以说，成仿吾在大革命时期其实已经明确意识到一个阶级应该具备的话语结构。应该说“大众”是从此时开始，由最初的“僧侣”、“场合”、“民众”等概念，转型为初具“阶级意识”的“大众”理念的。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无产阶级运动，标志了“五四”新文学内部的分化和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启蒙的、人性的、个人主义的主流话语、意识形态，转向政治的、阶级的、革命的主流话语、意识形态。在“革命文学”话语里，“民众”一“劳苦大众”一“工农大众”，首次作为被压迫阶级获得了革命主体和历史主体的主流话语内涵。30年代的左翼话语又进一步赋予“大众”以阶级色彩，使这一话语的阶级内涵更为鲜明突出。但是，“大众”最初用来命名一种文学期刊，且作为一种批评话语运用，却是在与左翼阶级立场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
1928年9月28日，郁达夫和夏莱蒂主编的《大众文艺》月刊在上海出版，郁达夫解释“大众文艺”的名字取自日本当时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大众小说”，指带有低级趣味、迎合一般社会市民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等倾向的小说。郁达夫借用“大众”的目的，不是要仿此建立一种通俗的中国“大众小说”，而是要借其通俗之名，强调“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而非只“隶属于一个阶级”。可见其借鉴明显存在着隐含意味和立场。也许其中还带有个人私怨，也许只想一味地延续“五四”人文主义传统，也许拿着“五四”个性主义之旗与左翼革命红旗相对抗，要别出心裁地争出一片“革命”与“阶级”之外的民众化天地。也许再多，得到的结果却是引出了创造社同仁的强烈反击：彭康抨击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是“与革命文学似相接近而实相反”的主张，认为他的反动在于抹杀了文艺的阶级性，以“大众”替换了“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性，进而攻击革命文学。这是“大众”一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大众”的第一次真正接触和交锋。之后，“大众”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引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当然，她身上同时纠缠了这样那样的政治与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不断论争及批判。
通过争论我们看到，郁达夫《大众文艺》中的“大众”，不可否认地首先带有“宗派”色彩，尚且概念模糊。“创刊说明”并没有清楚地阐明使用“大众”的准确文化内涵，只是因为“意气之争”而独辟蹊径，以相抗衡。这使一个很新颖的名词术语，成为装满杂七杂八咕咚玩意的杂货铺，《大众文艺》也因此失掉了应有的先锋性和首创价值。当然，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提倡的“大众文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而应该是“普罗文艺”，抑或“无产阶级文艺”。阶级内涵与宗派色彩的过多濡染，无意识间，已把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大众”意味排斥在其门之外。首要的恶果就是冷了那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积极参与，坚忍不拔，从文学革命走到革命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心，寒了他们永远革命的那份热切的爱国之心。在此期间，“大众化”问题同样也是普罗化文艺问题的系列复制。那么，1930年左联“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触及普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区别这一问题。由于政治统摄文艺是当时的主导倾向，那么，这场讨论的“大众化”、“大众语”问题，就只能作出似是而非的定性：“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以“新兴文学”之称，确立了其先锋性地位；《大众文艺》被定位为初级的、粗野的、教导的、启蒙的文艺。
进入问题的实质，我们认识到：“大众文艺”运动前期，知识分子对于“大众”表现出的，确是一种教导者的姿态。随着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身份取向逐渐变化。他们被认为是不高于大众的一部分，同时要不断地使自己的意识、生活大众化，要向大众学习才能进而教育大众。“大众”主体地位的不断提升或嬗变，铸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念：即一切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皆为“反动的大众文艺”或“非大众文艺”，只有无产阶级文艺才是真正的“大众文艺”。也许，在知识分子那里，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确立的开始，以致最终演变为一种牢牢掌握文学发展的独立存在。“大众”作为文艺创作主导倾向的论争，一直延续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大众”概念：“人民”就是“大众”，“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就是‘大众化’。”从此，“大众”话语的文化涵义按劳动分工和阶级属性被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