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公共领域”在中国
“公共领域”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学科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每一个研究概念的出现，都表明了文学史阐释标尺的变动，并暗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理解。50至70年代的“革命”、“阶级”等概念，属于对文学史左翼的社会革命阐释。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主潮，现代文学被看做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实践。而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一种启蒙角度的思想史阐释标尺开始出现。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原则的确立、新的消费社会形成，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其中的城市文学被看成是自晚清以来市民社会的一种形态，加之李欧梵、王德威等域外学术力量对城市日常性、晚清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推举，遂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导入研究之中。
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开始较多地被研究者使用，特别是在报刊研究与城市文学研究中，“公共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与方法。一种情形是：“公共领域”被视为近代以来中国报刊发源的基础，同时，报刊本身的栏目、话语、机制乃至受众，也都被用以印证中国近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之状况。另一种情形是：自晚清以来上海等城市的所谓“公共领域”，又被视为城市文学产生的契机。从晚清小说到新感觉派，再到张爱玲等后期海派创作，都被看作与书局、小报、咖啡馆与舞厅一样的公共空间产物。可以说，“公共领域”已成为现代城市文学研究中与“日常性”、“市民社会”等并驾齐驱的主导概念。
在将“公共领域”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域外学界以李欧梵的研究较为完备。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和《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等文章中，李欧梵谈及中国的“公共领域”如何在晚清时代的上海产生，以及经过民初、五四与30年代，“公共领域”变化的情况。其间，李欧梵又引入本尼狄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互动概念，论析了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依凭报纸、杂志、小说等印刷媒体空间展开文化政治批判，构成不同于政治国家的中间领域，并指涉未来中国的政治想象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中国人最早开始了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并通过报刊等媒体的传播，使国民获得了最初的民族国家认同。而由此看来，“公共领域”不仅造成现代城市文学，也造成了自晚清起来的现代文学的滥觞。
应当说，学界套用“公共领域”者不在少数，即将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直接对应。李欧梵在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时，还是较为谨慎的，这反而使他的研究表现出某种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初步的民族国家想象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梁启超等人的未来国家想象未在公众中完成。他说：“当胆识过人者如梁启超，开始要对一种新的民族想象作大叙述的时候，他并未预料到中国读者群将会不合作。”这反映出他的一种深刻疑虑，即“公共领域”在中国是否成熟。因此，在对《申报·自由谈》的研究中，他倒认为，至30年代，虽然印刷媒体较晚清时期发达得多，但是公共空间的言论自由却反而越小。当然，李欧梵为此所寻找到的原因是奇怪的。他认为在于左翼“把语言不作为‘中介’陛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但事实上，左翼言论虽然不无偏激，或者“把光明与黑暗划分为两界进行强烈的对比”，但仍属对社会批判性的非国家力量，其本身仍应划入公共空间。
李欧梵对于中国“公共领域”阐释的困惑之处恰恰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无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中国近代以来的“公共领域”有着怎样的中国本土性，以区别于欧洲国家？我们发现，如果不顾中国国家的实际情况，而硬性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作为研究的主导概念，即使如李欧梵等学养深厚的大家也难免左右掣肘，更不用说许多未及其意便轻率套用的情形了。
欧洲经验与中国语境
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又是一个诉诸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带有明显的欧洲历史经验，其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同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欧洲（法国、德国、英国）历史为背景，带有欧洲的本土特征；另一方面，其乌托邦色彩也说明了它的未完成状态。就其历史的演进来说，它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如洛可可风格的贵族沙龙的文学艺术讨论，与咖啡馆、俱乐部一类，尔后发展至整个社会。它并非指被政府与官方单方面制造和强加的所谓“公共利益”，而是指以个人为信念基础，以民间团体为决策主体的新型公共社区。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不隶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且人们无明确的责任去服从它们。这一情形实际上有赖于市民社会建立的基础。没有市民社会，当然也就没有公共领域。
正像吉登斯谈到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脱域”（disembodying）一样，“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模糊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正在脱离它的欧洲历史基础，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对非欧洲国家社会的历史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但是，正如欧洲历史上产生的许多概念，如“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市民”一样，“公共领域”既是一种普遍主义现代性的东西，同时也是基于欧洲历史的“特殊”产物。即使在西方文明扩展到全球（包括中国）后，也必然存在着“特殊”产物被“普遍”化之后与非欧洲国家本土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它也有在中国的“特殊化”过程。这使得非西方国家即使出现了“公共领域”，也会产生与其欧洲摹本的许多不同。事实上，哈贝马斯本人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序言中坦言，不能把“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与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隔离开，也不能随意将其运用到其他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
中国即使有“公共领域”，其情形也与欧洲有较大不同。通常，人们认为晚清末年在上海开始出现公共知识分子，如郑观应、王韬、冯桂芬等人，而且，民间社团开始大量出现，以致“各处会所如林，党员如鲫”，“乡曲措大，市井鄙夫，或则滥竽工会，或则侧身政党”；另外，日报、月报、周刊等工业时代媒体开始风行，于是，公共知识分子、社团、媒体构成了最早的中国“公共领域”。但是，明显的事实是，上述因素实际上是依托于上海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所谓“上海势力”的基础，而“上海势力”则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中国官绅与地方商人的多元力量，其头面人物是盛宣怀这一类有着官与商多重身份的人物。在多次的历史事件中，如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其背后还有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背景。也就是说，它并不产生于市民社会，更何况当时的上海尚未产生市民社会。所以，海外学者如美国的罗威廉与兰金，通过对晚清汉口与浙江的地域研究，认为中国的“公共空间”并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传统士绅社会的结果，在近代，不过又加入了商的成分，即城市绅商社会。黄宗智则干脆提出另一个概念——“第三领域”，即在国家权力与宗教社会之间以城市绅商为主体的结构场域。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有时并不是市民社会的结果，相反，它还可能是传统中国社会功能的一种延续，并带有宗族色彩。美国学者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认为，上海社会兼有国家与地方宗族多重色彩，各种社团其实与地方宗族有关。比如同乡会。一方面，同乡会履行着传统功能，如为移民介绍职业、丧葬迁棺、节庆活动；另一方面，又举办慈善赈灾、管理税收并维持地方秩序，有时起到了半个政府的作用。而裴宜理与韩起澜也通过研究发现了社团背后的政府、帮会背景，比如工会。在这里，理解的关键是“公共性”到底是什么。中西方的“公共”含义有所不同，西方的公共性是在市民社会的自由状态中出现的，中国的“公共性”则带有国家性质。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有着较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如赈灾、兴修水利，乃至救火与地方军事保护等等，它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其国家性是一目了然的。
从文学角度来说，如果认为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滥觞于“公共领域”的报刊媒体的话，那么，结合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国家背景，可以认为，这种文学上的民族国家想象也并非完全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产物，因为它的国家意志甚为明显。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甚至陈天华的《狮子吼》，都从重塑中国国家未来的世界霸权地位构架新中国形象，如中国皇帝作了世界弥兵会会长，中国宰相担任万国和平会会长，世界改用黄帝纪元等等。而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推行的南京“首都计划”、“大上海计划”等反映出的民族主义国家理念，也是民族主义文学表达国家意愿的基础，甚至茅盾《子夜》对吴荪甫等人的激赏，也有孙中山《建国方略》这种国家蓝图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产生的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也绝非完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果，而是某种国家政治使然。
再看都市文学的情况。由30年代上海的咖啡馆、影剧院、文人沙龙、舞厅而产生的30年代海派文学，大致是最符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原本含义的。从张资平、周全平在上海开设咖啡馆开始，海派文人经常聚集于俄商复兴馆、沙利文、Federal（联邦咖啡馆）、D.D.cafe以及新雅茶室；曾朴与曾虚白父子，也确实仿照法国沙龙性质组织聚集会所，现代派、新感觉派乃至民族主义文学的一些骨干经常侧身其中。但若以此说明上海都市文学完全建立于严格意义上的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却未免过于武断。上海30年代的都市文学，不仅包括了海派，而且也包含左翼所在内。左翼不仅有楼适夷、姚蓬子等人的《上海狂舞曲》、《都市sonata》等具有海派风格的作品，更应包括茅盾、丁玲、蒋牧良等人有突出左翼特征的作品。事实上，有着极强国家使命的左翼阵营，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里的强大分子，而这就不是沙龙、咖啡店一类欧洲公共领域所能阐释清楚的，它可能依存于亭子间、广场，甚至街头的游行队伍。这也是一种“公共”空间。至于说到中国30年代“公共领域”的缩小，其责任在于左翼的褊狭，便无论如何也讲不通。因为，左翼的种种努力也许是带有强烈褊狭色彩的，但却是在扩大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而绝非缩小它。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症结在于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欧洲公共领域。
延伸思考：“普遍化”与“特殊化”
以上论述，无非是要说明，源自西方理论的一类概念、术语，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若未加理论辨析便直接使用，难免会发生解析中国问题上的困难。与“公共领域”一样，引入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概念还有很多，如“市民社会”、“市民”、“阶级”等等，到目前仍在被未加辨析地用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研究中。当然，对于“公共领域”等西方概念，结合中国国家社会的具体情形，究竟应当提出哪一个汉语词汇作为合适概念以代替之，这是一个复杂的史学、社会学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任务。
分析将西方概念直接套用于中国这一现象，可以见出中国学界使用现代性概念研究中国问题的深层弊端。中国学者对现代性进入中国，大都采用“断裂性”理解。当然，现代性来自于欧洲社会，在进入乡土中国之后自然会给中国的价值体系、社会模式、组织结构带来冲击，并迫使其改变；同时，对于西方来说，“断裂”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在东方，现代性所造成的与传统社会秩序的“断裂性”则更加明显。但是，“断裂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本土化语境的消失，恰恰相反，“断裂”所造成的现代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冲突会更加剧烈，反而容易见出本土性的存在。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借用西方概念时采用中国语境与中国立场的根本原因。不加分析的“断裂性”理解，容易导致对于现代性在中国“完成状态”的有害思维。在目前的学界，类似“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日常性”、“阶级”等等西方概念，如果去掉了它的中国背景与成分，无疑是将中国社会等同于现代性发达的欧美国家，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状态。比如我们的近代城市与城市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于上海的研究，大都是在与古代中国的断裂中被人们赋予了“历史终结”式的判断，也即一部上海（包括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现代史，一部不断获得和已经获得现代性的历史，一种完成状态，而忽略了上海近代形态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融合中，以不稳定、不成熟的东方面貌出现的。换句话说，东方的现代性并非统一和完整的，更不是完成状态。对于文学来说，我们不能仅仅以新感觉派或早期海派的现代性来印证上海文学“已经完成”的现代性风貌。因为，如果照此理解，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渊源（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便无法说明。对于报刊研究来说，如果不能理解上海等城市近代的绅商社会形态与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权利空间，而归结于西方式的“公共领域”，也就无法说明中国民族国家想象存在的特殊土壤。在谈到现代上海文学时，张旭东认为“上海渴望由普遍现代性来界定自己的本质。然而它只能在有关现代性本质的一系列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中去拼凑这座城市起源的神话。与巴黎或纽约的现代社会文化相比，上海的城市文本主要表现为物质、社会和政治意义都处于分裂状态和脆弱的现代性”。
与国内学界形成比照的是，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反而有某种“中国语境”的本土化倾向。与费正清、列文森等早期汉学家不同，柯文就反对把西方的介入“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而倡言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之一”。法国的白吉尔，美国的魏斐德、黄宗智、顾德曼、裴宜理、韩起澜、卢汉超等人都从各方面论及近代中国城市现代转型的“过渡”状态与本土背景，如“公共领域”问题、企业组织问题、阶级的地域、帮会背景等等。各种情形，很值得人们思索。应当说，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完全采用西方概念，而放弃本土性立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更为重要的症结在于一种心态：中国学者普遍存在急欲把中国放入全球化环境，渴望现代性已经完成的焦虑，即既在话语层面上与西方接轨，同时也渴望中国社会与西方同步。这呈现出东方边缘向西方中心靠拢的一种诉求。但是，一味采用西方立场，反而使这种焦虑更不易消除，更加表现出弱势的一面。
罗伯森在谈到全球化理论时说：“存在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普遍性理论，会自动地导致文明（或者就此而言，导致社会的）独特性减少吗？我认为，对此问题作肯定回答的诱惑，是由于将理论的普遍性与经验的同质性连同起来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将“同质性”经验推广才得到了“普遍性”认知，却没有认识到异质经验在普遍性中的位置。他认为，全球化既包含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特殊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同时也应包含已经成为“普遍主义”的西方现代性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化”。遵循这一思路，可以认为，在将西方概念套用于中国问题时，我们只注意到了它在现代性移植中的“普遍化”，而没有注意到其与本土结合的“特殊化”。这说明，本意要获取中国研究的全球文化视野，但套用西方概念，恰恰不能获得完整的全球文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