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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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文学思潮、创作方式与批评术语(9)

第七节 “文学性”: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肇始,“文学性”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最活跃的关键词之一,其针对的是文化消费时代和图像文化兴起背景下文学“疆界”的危机,自有中国文化转型期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然而,如果我们仅仅针对“文学性”这个术语本身,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内涵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即使在对它运用最为广泛、讨论最为热烈的20世纪末,“文学性”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也相互存在差异。

“文学性”的中国谱系

“文学性”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文论中。由于不满历史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干预,形式主义批评家试图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等一切外在因素割裂开来,认为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文学性”存在:“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性”的秘密就在文学的形式之中,更具体说就是文学语言。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论述汗牛充栋,其对语言哲学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功不可没,但在文学研究中是否合理却众说纷纭。不仅如此,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文学性”观点是第一次对文学本身进行本质主义研究,其谈到“文学性”的存在为其后学者坚持“文学独立性”、“文学自足性”提供了充足证据。

“文学性”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广泛出现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意义是指“文学的自足性”,因此常常与当时另一活跃术语——“纯文学”孪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性”与“纯文学”是同构关系。)80年代出现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用现在的眼光加以甄别实际包含了两种含义:(1)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2)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讨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文学性”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不同的地方,它没有割断文学与社会、文化等外界因素的联系,因此在指导创作实践上拥有巨大的灵活性。纵观在“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后中国出现的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莫不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这些文学绝不是在象牙塔内就可以编造出来的。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的双重内涵并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因果关系:因为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自足性),所以在保证审美独立前提下文学题材可以自由驰骋,当然可以参与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探讨。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接受者的内心里,也可以说是因为文学可以独立的参与社会公共话题探讨,因此文学审美才具有独立性,文学才具有自足性。但作为一种政治修辞,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表述者只认可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个概念“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在80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

如果对20世纪“文学性”进行“谱系学”探源,“文学性”在中国出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革命文学批评。在革命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的整体性被撕裂,成为有前后秩序的两个部分。“这是说:当我们批评一种文艺作品的时候,在检查它的结构和技巧之成功与否以前,应该先分析这个作品是反映着何种的意识。”这种文学批评范式在40年代延安文学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得到延续并强化。此时,“文学性”的代名词就是“艺术性”,也就是文学审美性,不过它还不是文学存在的基础,而是文学的一个要素。正是因为文学审美不能作为文学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所以在这段文学历史当中,文学都是政治依附品。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是为了反拨这种文学的理解方式,通过对“文学性”的极端强调使文学获得存在的独立性。所以,从文学“艺术性”到“文学性”,虽然内涵变化不大但标注着意识形态的巨大转移。

“文学性”话语的多重歧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使文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一方面,随着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和图像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在世纪末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危机,“文学是否会消亡”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成为文艺理论家必须论证的话题;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又发现大量文学性因素的存在,这也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社会、文化转型使80年代的“文学性”理解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两层内涵为社会现实无情解构:“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新的“文学性”理解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所谓‘文学性’并非一个自足的范畴,而始终与一些相关对立范畴相参照而提出,比如文学/政治、文学/社会、文学/商业化等”,“文学性并非文本自身的特性,而是如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得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种开放的文学性理解方式将文学从所谓“文学自足性”的自身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文学可以从容地在社会和现实间游走,不必为所谓“纯文学”/“俗文学”、严肃写作/商业写作等等二元对立将自己逼上社会的边缘。

但是,必须意识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出现是建立在“文学自足性”无可争议的科学性基础上。“文学自足性”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围、途径、目的和意义,如果“文学自足性”被打破,无疑也打碎了中国“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进一步说,中国成千上万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身份也值得怀疑。所以,90年代后出现的“文学性”话语,文学研究者既质疑“文学自足性”的合理性,又对“文学性”是否存在心存焦虑;既勇敢地对传统文学研究所不涉及的文学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又紧拥“文学性”这个概念以寻求自己的学科归属。这使得“文学性”不可避免地充满多种含义。

(1)“文学性”——文学属性。90年代后,“文学性”广泛运用是因为其是一个“话题”——文学的属性问题,探讨的内容包括文学是否具有自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疆界;文学如何面对文化转型等等。无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持何种看法,他们使用的“文学性”都有特定的内涵,即文学的属性问题。

(2)“旁逸的文学性”。文艺学家们苦苦追寻也不能找到一个科学而合理的“文学性”的定义,但又轻易在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里发现了“旁逸的文学性”。这也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学性旁逸到房地产广告、咖啡馆、家居装修、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并进入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作当中。“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在这里,“文学性”含义指文学中的“语言游戏”和“写作技巧”因素。

(3)“残余的文学性”。9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姿态也发生了变化,“个人化写作”、“无姿态写作”的出现割断了文学批评家对80年代以来文学解释的连续性,于是“残余的文学性”就成为批评家连接80年代以来文学连续性的一种方式,这也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学性”理解方式。“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性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宏大的历史叙事很难在当代叙事文学中出现,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构成了小说的基调,它们仅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也就是说,文学性就在叙事话语本身的展开中存在、生成或呈现出来。”在这里,“文学性”就指现代性“宏大的历史叙事”、“生活的真相”,因为90年代后小说只通过小人物、小叙事、小感觉来探究人性深处的真实,所以“是历史事件的剩余物,也是宏大文学史的剩余物,这就是文学性的最小值,也只有最小值的文学性,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

(4)文学审美特点。当文学性不断被讨论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中仍然不乏将“文学性”理解为文学审美特点的用法,譬如电影的文学性、某某作品的文学性等等。

在理论“预演”与实践“命名”之间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四重“文学性”歧义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文学性”理论“预演”和实践“命名”之间的偏误。在理论“预演”中,“文学”作为世界普遍存在的学科,当然有其研究的疆界和学科属性——文学的属性。不光如此,在文学理论家眼里,文学的属性应该具有普适意义,具有科学性和严密性,既保证它具有强大的面对新生文学现象的整合能力,又不至于让自己落于不伦不类的泛化边缘,所以“文学性”可以作为一个话题供理论家不断探讨、整合。而对于实践在文学批评现场的研究者而言,文学属性固然是重要问题,但为伴随文学转型出现的诸多文学现象及时“命名”则更为重要,所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旁逸的文学性”、在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中“残余的文学性”就脱颖而出。就实践层面来说,他们所命名的“文学性”不一定严密,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不是文学的特点。

对于前一种“文学性”的理解,其存在的理论风险是:力图用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用以约束日渐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种做法至少存在着两点危险。第一,对“文学性”进行本质主义考究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文论史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性的概括方式,如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这说明力图通过归纳法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徒劳。第二,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是文学研究不断改写“文学性”的内涵,而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

对于后一种“文学性”命名,虽然开放的“文学性”描述回避文学本质主义难题,但过于随意的“文学性”命名必然使“文学性”作为一个术语寿终正寝,因为其内在的一致性已经丧失。

而在我看来,“文学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准确的术语去命名我们所看到的文学现象,其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90年代被广泛运用并成为话题,完全是一种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情结:80年代,“文学性”出现是因为文学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90年代后,“文学性”再次兴起是因为文学面对文化转型带来的冲击。“文学性”话语带给我们发现问题的视野,但太拘泥于它也会形成文学研究新的意识形态。

所以,就新世纪文学理论本土化来说,面对“文学性”,不必弃身于其预设的理论陷阱,需要的是向文学研究原初动机的回归:文学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断流动的新的文学特征,通过文学文本参与社会对话,揭示人性与世界的秘密。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我们面对“文学性”最理性的态度吧!